原住民與社會救助

（二）瑞典式：採普及主義與去商品化的社會權，優點是福利不限於勞工，

更普及全民，福利不單是維持最低生活標準，而是追求生活品質、

階級與性別的平等。

（三）英國式：主要以窮人為福利提供對象，但強調工作倫理、家庭責任 與個人道德，因此資產調查式的社會救助是社會福利的主要內容，

鼓勵市場提供照顧、健康的服務，因此福利商品化程度高。

第四節 原住民與社會救助

聯合國在 2010 年出版《第一次世界原住民狀況報告》（The State of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s, UN, 1/14/2010）中發現：三億七千萬原住民比起其他 族群，有不成比例、更高的貧窮比率。雖然原住民只佔全世界人口的 5%左右，

卻佔全世界九億最貧窮人口的三分之一，即三億人口，將近 3/4 的原住民是生活 在貧窮狀態 （溫英幹，2013）

。因為原住民大多遭受過外來族群的入侵、殖民、

掠奪，長期經歷文化流失、被排擠到社會邊緣、甚至種族滅絕的共同經驗，使得 現存的原住民無論在政治經濟權利、社會地位、生活品質及健康狀態等等面向均 處於明顯弱勢。這樣的情況在台灣也不例外。詹宜璋（2010）歸結出臺灣原住民 族的三高三低與三少：三高是指依賴人口比高、失業率高、酗酒人口比例高，三 低是教育低、所得低與壽命低，而三少是福利資源少、醫療資源少、就業機會少 之福利劣勢狀態。原住民作家瓦歷斯‧諾幹（1999）曾陳述：「原住民的經濟困 厄來自於主動或被動地箝入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的運作中，一步步成為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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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邊陲，同時矮化其發展並促成內部殖民。」陳美霞也提出類似的觀點，認為世 界原住民族的劣勢狀態，是因為「他們還處於前資本主義時期」。例如，原住民 族對於土地是採行互助共享的共有機制，資本主義的核心是私有財產；原住民族 對於資源的態度是只取所需永續共存，資本主義是大量生產累積資本不斷擴張；

原住民族的社會多以家族、氏族團體利益為主，資本主義崇尚的是個人主義與自 利行為。這些特徵與資本主義截然不同，甚至背道而馳，也因此形成現存的原住 民族普遍的生存困境（陳美霞，2014：212）。

早期討論原住民族經濟弱勢地位的研究，多從人力資本與地位取得等兩種 模式進行，經濟學者主要利用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理論，主張個人能力即 代表個人生產力，個人能力越好，生產力越高，也就能取得較高的薪資，同時也 能佔據較高的地位。然而，李亦園（1983）的研究發現，原住民的就業類別雖也 跟一般民眾一樣，會隨著政府的政策變動而改變，但原住民的經濟能力未必跟著 整體社會的發展而前進。林鳳珠（2005）對阿美族青年在都市工作經驗的研究，

顯示有只想立刻賺到錢，對未來卻缺乏規劃。

另有學者從族群文化的角度探討，張善楠與黃毅志（1999）比較台東縣原 漢學童的差異，發現原住民家長較一般漢人家長有較多的負面文化資本，例如抽 菸喝酒吃檳榔等有礙健康的習慣，在這些家庭成長的學童往往學習成效不彰，影 響日後升學求職的進展。而黃源協與莊中正（2008）研究發現，理財觀念不足常 常導致原住民面臨經濟困境。也有人探討了原住民部落低度就業原因，發現缺乏 人力、社會與金融資本是原因之一，但 Murray 關於福利依賴的論述確實部分符 合，因而提出工作福利的建議（許達群，2014）。

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成立，算是正式進入了原住民族社會福利體系建制的階 段，雖可看出政府的確針對原住民族的各方面需求已逐步有善意之政策回應，但 大多仍停留在單項點狀的項目上，缺乏整合性之發展考量，且不脫「現金給付（in cash）」德政式或藉由「積極差別待遇」式的獎助、補助、保護與扶植等優惠方 案（詹火生、楊銀美，2002）。這樣的福利政策，所產生的效果有限。王增勇以 加拿大、紐西蘭的例子為借鏡，指出：如果原住民福利無法跳脫這種殘補式福利 框架，而只是以一種「加碼式」的福利津貼在解決原住民的「問題」，社會福利 對原住民會成為耗損「靈魂」的毒藥，因為原住民傳統具有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 與知識沒有被看見，社會福利的實施只會複製原住民是需要救助的依賴對象的權 力關係（王增勇，2009）。

有學者更直言國內原住民社會政策可能會產生的缺漏：「單純金錢實務支付 上的福利提供，過於忽略社會結構中的家庭親職教養過程所傳達的動態與實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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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關係，畢竟，由錢財外物所堆積、塑造的各種福利趨勢底下，是否會造成更 為扭曲的社會自我認知機能以及衍生出優劣對比更為明顯的階層化型態與群落 的標籤化的污名，從而忽略了生養子女背後所要薪傳的家庭倫理與社會的認同關 係」（薛慧平，2007）。

原住民族長期以來的弱勢狀態，本研究是基於一個社會救助基層行政人員對 工作價值的探索，更是基於一個原住民公務員對部落族人的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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