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傅斯年主掌台灣大學時，聘任教授之標準，可從他寫給文學院長沈 剛伯等人的信中見其理想，他說：
臺大前身學術空氣本是歐洲大陸之正統，當盡力保存。以後如因需要增 聘教授，必以學術為標準，遷臺學術機關如中央研究院等，當以臺大之學 術進步為出發點而合作，決不為臺大累。總之，時事艱難必須開誠心、布 公道，使主客新舊同心相安，然後可圖進步。一切函詳，乞先以此意轉告 師生為荷。132
由上述可知，傅斯年認為台大師資聘任必以「學術研究」為標準，而面對早 來與後到的教師也盡量「開誠心、布公道」，此兩方面傅斯年也的確逐步實 現。
誠如上一節所敘述傅斯年甫就任，各方去函針對師資、人事聘任提供意 見或關注，其壓力可見一斑。133此外，當時台大內部人事的複雜情形，可由 芮逸夫（奉傅斯年之命來台處理中研院史語所搬遷事宜）寫給傅斯年之信函 中，芮逸夫對台大之觀察了解反應出其派別林立，於1948 年 12 月 20 日信
131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 26~27。
132〈傅斯年先生至沈剛伯、玄伯、達夫、靜農諸先生電文〉，《傅斯年檔案》，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
檔案：Ⅳ：622-1。
133此部分本章第二節第二部份業已論證，在此不再贅述。
中提及：
教職員中（筆者按：此處係指台大），外省人約佔什一之數，什九皆臺人，
渠敢擔保絕無問題。學生中外省人佔百分之十強，歡迎權威學者來長臺 大。渠對學生談話，曾謂先生為史學權威，兼為政論家，將來可使臺大 能與政治配合。學生聞言，極表欣幸云云。……昨日為星期日，晤陳達 夫（台灣省博物館館長，台大教授），談台大內部情形甚詳。（1）經費問 題，確甚嚴重。……（2）人事問題，亦甚複雜。本省人有派，外省人亦 有系。本省人中，杜可代表一派，另一派則對杜皆貌合神離。……現在 總務、教務、訓導三長均已辭職。134
12 月 24 日芮逸夫又致傅斯年函提出他對「省籍情結」的觀察：
教職員中有所謂「日語環境集團者」，皆留日歸國者。其中多數為本省人，
外省來後而加入其中，頗為少（？）。他們最具潛勢力，並與畢業同學及 高年級學生取得聯絡，談話均用日語，歧視操國語及能說英語者。他們 與日籍教授均有深切之交誼，故每一次遣歸日籍教授歸國時，必引起一 番小風波。現在日籍教授尚有十餘人，大約明年二月將返國。此為較難 對付而不應不注意及之者。135
由上述書信對台大內部的初步觀察，教授間的省籍因素是否如芮逸夫所言儼 然形成一個對立團體，然出自於語言隔閡、成長背景相異，若說當時台大內 部教師形成所謂的次級團體，也誠屬自然。然留日教授對日本制度之欣賞，
也觸動傅斯年民族大義的敏感神經，是否展現在之後對「日本VS.美國」教 育制度優劣判斷的差異上，因而種下日後傅斯年改革過程中的衝突，則有待 進一步探討。（詳見第四章 第二節台大醫院之改制與轉型）
芮逸夫的來信，雖未見傅斯年的回覆，不過依兩人之交情傅斯年應或多
134〈芮逸夫致傅斯年函〉，《傅斯年檔案》，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檔號：Ⅳ：195。
135〈芮逸夫致傅斯年函〉，《傅斯年檔案》，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檔號：Ⅳ：196。
少受其影響。且確實可見當時台大內部人事、師資問題甚為複雜，無論出於 一片好意，或包藏干涉指導之企圖左右的動機，總之人事問題備受各界關 切，而傅斯年於師資聘任上之壓力可想而知。
1949 年之後局勢動盪，台大處於時代變局中，師資之聘任常受政治之 干擾。甚至認為台大是共產主義之溫床，要求傅斯年切莫姑息。136傅斯年就 任校長後，在答覆當時所謂的「反共專家」葉青的公開信中，堅決認為不應 該出自於政治因素，而盡量羅致從共區逃出的學者專家，一切應依標準，他 說：
臺灣大學以前請教員甚濫，確是事實，但自我到任以來，提高標準，限 制兼職，半年來進步甚多，現有國際知名之學者多人在內。我請教員，當然 要依據標準，依據專業之精神，尤其是因臺灣大學各院系之需要而定，我若 把臺灣大學作為「招賢納士」之處，那真對不起國家了。招賢納士與辦學不 能合為一事，國家要如此，可以另設機關，學校若如此，必糟無疑。137
面對各種壓力傅斯年為建立制度。到任之後成立了「教員聘任資格審查 委員會」，從此樹立台大教員的聘任制度，無論新聘或舊任的教員皆經過嚴 格的資格審查，而對於優秀的賢能之士，則不惜千方百計邀請前來任教，給 予教授的名義及相當待遇；相反地，資格不合者，無論是什麼有力人士想求 一教職亦絕不可能，此舉不僅大幅修整了台大的師資陣容，無形中也提高了 教師的地位。138
然而，傅斯年為了改正過去教授視教書為穩定的職業，以致教授職位在 人至色彩濃厚的國民政府中，「教授」一職可以作為人情交換品，官場失意 者可以當作退守進攻之地。教授既可隨意添聘、解聘、復聘，則抹煞了學術
136葉青，〈寄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開信－論反共教育與自由主義〉，《民族報》，1949 年 7 月 11 日，
2 版。
137傅斯年，〈傅斯年校長的聲明〉，《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 163。
138屈萬里，〈敬悼傅孟真先生〉，《自由中國》，4：1，頁 22。
另參見：屈萬里，〈回憶傅先生在台大的往事〉，《傳記文學》，28：1，1976 年 1 月，頁 20。
的神聖性、自主性。傅斯年致力於培養制度化的師資聘任，不但用人唯才，
且不講人情，凡資格符合者，而為台大所需要者，則教育部長之介紹信和自 我之介紹信，兩者等同效力；反之如其不然，則同等無效，大有來者拒之，
不來者寤寐以求之勢。139
終戰之後，台灣大學訂定了「本校教員聘任及升等審查規則」、「本校教 員聘任及升等標準實施細則」、「國立臺灣大學教員聘任規則」等，將教員分 為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四級，均由校長聘任之。同時，校內亦成立「教 師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規定台大教師須有：1.學術上之成就或貢獻，以 見於著作及發明者為限；2.任教之經歷以年資及教學成績為準。3.薪俸增加 依年資，升等依學術上之貢獻，亦即教授升至教授須具有一定的年資，並提 交學術論文，經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議決通過後方能勝任。140此舉不但對於 教師研究與教學品質有所提升，並避免使「大學教授」一職淪為政治酬庸之 工具。亦可見傅斯年欲透過制度之建立，保持人事聘任、升等之超然自主。
此外，為確保教授品質，傅斯年近兩年校長任內，拒絕政治力干涉師資 聘任，維護了大學的學術自由，的確為台大的自由學風立下深基與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