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較少論及「國家角色」與教育間的關連性，
究其相關主張，筆者分析傅斯年主要有兩方面反映出相關的想法，其一：延 續他教育思想中「民族主義」的元素，認為教育應該能培養愛國情操，發揚 民族精神。其二：他認為國家於教育上的責任主要在於提供一個良好的求學 環境，例如：教職員的待遇、學生的獎助金、設備儀器等。這從他批評教職 員待遇太低，60以及日後於台灣省議會為台大爭取資源，皆展現這樣的理念。
或許因這樣的思維，因此對當時國民政府，鮮少於思想控制上的批判，而較 多要求政府應安排良好的求學環境。如他主張：
所以學校當局在一切事上應盡最大的努力，苟利於學校，雖無所不為可 也。對於學生，應存愛惜而矜憫的態度，他所要求，有理的，不必等他 要求，就可以做；無理的，開導他，訓誡他，乃至懲罰他，都可因事情 之輕重而定，但決不可以疏遠他，……一疏遠，便不能盡教育責任了。61 由此可知，傅斯年認為教育可以促進國家發展，而基於此國家政府應協助教 育發展，兩者是相輔相成，進一步從傅斯年對於「國家與教育」關係的討論，
或多少影響他處理學潮的問題，以及減少他對政府介入教育的批判。除了他 主張國家政府應肩負改善教育環境的責任之外，他亦認為政府應對教育進行
「監督、視導」的作用，他認為：
我現在提議，教育部或教育廳應該加重視學的任務，在部裡，視學的地
60傅斯年，〈漫談辦學〉，《傅斯年全集˙第六冊》，台北：聯經，1980 年，頁 64。
61同上註，頁65。
位要相當高，略等于司長，在廳裡亦然，略等于科長，以專門名家有見 解和經驗者為之，並且延聘各地學校之優秀人才。62
從上述傅斯年主張「教育多元化」到國家政府應負起「監督」之責，可見傅 斯年一貫地採取自由主義論國家在教育上的角色之立場，在教育多元化、政 府減少介入教育的同時，政府的角色應轉為重視監督、評鑑。
綜觀傅斯年教育思想，若深入剖析可發現，其中基調不脫「民族主義」、
「自由主義」兩者的交互作用。前者民族主義的基調，使傅斯年部分教育思 想之萌發係針對當時社會困境的分析，並強調教育應承擔對國家社會的責 任；後主自由主義的基調使傅斯年重視教育的多元化發展。從上述對傅斯年 教育思想的評析顯見，於重視品格的教育目的、學制規劃、教科書多元化、
反對中小學讀經運動及處理教育問題中幾個兩難爭議的問題，教育自由化、
通識教育等等，對今日教育發展能有重要的啟發作用。其中傅斯年的教育主 張能一定程度挑戰當道，不同於當時的威權統治。這或許與傅斯年一貫敢言 的個性有關，加上他的學術聲望及國民黨保持一定的人際網絡，使得傅斯年 於威權統治下主張自由的教育。
雖有歷久彌新之啟發性見地，然則傅斯年教育思想終未能成為一個思想 體系，筆者探究其主要原因有五：一是傅斯年大多從當時社會、國難或教育 困境的實務觀察，缺乏教育理論之探討；二是或許因傅斯年未能肯定教育的 學術性質有關（如第二章第三節所述）；三是當時教育學門尚未能充分發展，
以致部分內容未能細膩化處理；再者，於國民黨威權體制下，傅斯年具有自 由主義的教育思想，未被當局重視。最後，可惜傅斯年享年不長，無法就他 自己所預留的問題多做討論。63傅斯年教育思想之評價，正如那廉君評論道：
62傅斯年，〈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傅斯年全集˙第六冊》，台北：聯經，1980 年，頁 121。
63傅斯年在相關文章中，常有留下一些大問題，希望日後能夠專文處理，然可惜的是於其後的相關 文章並未見到傅斯年進一步的見解，或許是因公務繁忙，也因享年不長，而未能將相關思想進一 步表達。
我們不能忽略他在幾十年以前所注意的許多教育問題，而這些也就是今 日正積極謀求解決的問題。同時他在幾十年前所持的教育制度的改進意 見，今日也朝著這個方向進行。因此，我們不能低估他的教育思想的正 確度。64
這樣的評價一方面點出傅斯年對教育問題的敏銳分析、先知灼見，然卻間接 地指出當時國民黨政府未能重視、採納，以致使傅斯年之後，台灣教育發展 仍然僵化了數十年而未改變。綜合評析，傅斯年的教育思想雖未能體系化，
但從他對台灣當時教育之正確剖析，以及指出台灣教育問題之所在，這些歷 久彌新的重要啟發，由此奠定了傅斯年在台灣現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
64那廉君，〈傅斯年先生的教育思想〉，《中央日報》，1979 年，3 月 26 日。
第二節 大學理想的堅持－大學「學術自主」之追求
傅斯年一生幾乎離不開學校，除早期在北大讀書和歐洲留學的十三年 外，歸國後他與教育的關係有五個階段，大多集中在高等教育的行政與學術 研究：第一階段是在中山大學任教，並擔任文科主任和中文系、歷史系兩系 主任。（1926 年 12 月~1928 年 10 月）第二階段是在北京大學，擔任國文、
歷史兩系主任兼職教授（1929 年~1936 年初）第三階段是在抗戰期間，擔任 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並一度兼任兼任西南聯大校務 委員。（1938 年~1945 年）第四階段是終戰後北大復原初期，擔任代理北大 校長。（1945 年 8 月~1946 年 8 月）第五階段是任台大校長。（1949 年~1950 年）由傅斯年在中山、北大、西南聯大、台大等四所高等教育的任職中，可 以看出他在高等教育崗位上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在特殊時期接受重要職 責，而在行政事務上，他充分展現了個人的行政才幹，獲得了各方面的高度 肯定與評價。質言之，民國期間大學的幾次重大變遷，都有傅斯年活動的身 影。65
關於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長之過程，於《傅斯年年譜》並無詳細記載，主 要述傅氏主張將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至台灣，並得台大教授黃得時書一短幅，
曰「歸骨於田橫之島」，表示歸葬台灣之決心。66而當時教育部長朱家驊則於 傅斯年死後回憶道：「不久臺大校長出缺，大家正感到臺灣的重要性，想把 他變成文化的中心，所以對臺大校長的人選也不能不特別慎重，我考慮再 三，覺得只有在和孟真先生商量，當他回國不久，夙疾方瘥，當然不願再任 繁劇，重損健康，可是我復相勸，他又公而忘私，慨允擔任。67」據杜正勝 指出：「朱家驊原本屬意沈剛伯出掌台大，然沈先生自知能力無法穩定複雜
65歐陽哲生，〈傅斯年一生的志業及其理想(下)〉，《傳記文學》，頁 43。
66傅樂成回憶，傅斯年曾對孟博（傅斯年之弟）曰：「共黨必敗，然余必不返矣！」參見：傅樂成，
《傅斯年年譜》，頁69~72。
67朱家驊，〈悼亡友傅孟真先生〉，《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101 期（1951 年 1 月 8 日），3 版。
的局面，進而推薦傅斯年接任，而傅氏當時視中研院史語所為自身性命，並 非有意願擔任。」68朱家驊憂傅斯年不願出掌台大，之後隨著史語所遷台，
這或許增加傅氏接任台大校長之意願。
而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主要有「留學歐洲之經歷」、「長期於高 等教育機構任職」以及「對教育問題、社會弊端之針砭」而形構。本節主要 從傅斯年的高等教育理想與主張台灣大學的實際作為，兩方面論述其大學理 想之堅持。其主要展現在：對傳統高等教育之批判、聘師與人事自主、大學 自主管理以及學術研究精神之提倡等面向，以下逐次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