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年國民政府接收台北帝大之後，依中華民國學制，將相關的講 座分別合併，設置「系」或「科」；並將各學部改為學院，由若干科系組成 註。167後來由教育部一九四六年九月改正的「國立台灣大學組織規程」第二 條：「本大學分文、理、法、農、工、醫六學院。」，又第十二條：「本大學 各學院設置學系，如下:文學院─中國文學系、歷史學系……。」第十二條：
「本大學各學系各設主任一人。」168綜上觀之，終戰之後的台大的課程規劃，
主要由原先的日本講座制改為系學分制，「學系」取代「講座」成為台大制 度的基本單位。然因羅宗洛時期為保留講座制的優點，而成了「混合學制」。
而傅斯年也指出日本時期台北帝大的講座制，與他所認識的德國講座制 是有所不同，他指出：
我心中的想像，日本大學的制度，大體是抄自德國的，到此地一看，卻 不盡然，拿幾個日本帝大的概要一看，更覺其不然……日本制之講座，至少 臺北帝大的講座，是等于一個德國大學的正教授 Ordinarius，加上他所屬的
165〈第六十五次行政會議記錄〉、〈校長邀請大一課程有關各學系教授副教授講師聚談記錄〉，《國立 臺灣大學校刊》，第38 期（1949 年 9 月 20 日），3~4 版。〈校長邀請大一課程有關各學系教授副 教授講師聚談記錄〉，《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38 期（1949 年 10 月 5 日），3 版。
166同上註。
167黃得時，〈從台北帝國大學設立到國立台灣大學現況〉，《台灣文獻》，26 卷，1975 年，頁 229。
168國立台灣大學編，《國立台灣大學現況》，1947 年 4 月，頁 1。
一個研究室 Institut,Siminar，不過似乎作得太過火了。德國正教授有的並不 附帶研究室，有的一個研究室有不止一位的正教授，而且全校或全院的總圖 書館在他們是很了不起的。因為至少一院是一個有機體，不是部落的集合。
若看臺灣大學的總圖書館，可就太不像樣了。我們常常有幾部相同的科學期 刊，分存各研究室，……這樣子的結果，我們才沒有一個大的化學館，一個 大的物理館，一個像樣子的總圖書館，等等，彷彿當時的講座是「老死不相 往來」的。這已經太過火了，偏偏光復以後我們又沒有照著一個理想改變。
所謂講座，名實俱亡，名亡者，因學校現在已無此名；實亡者，教授之人選，
同日本時代的標準不同。169
由上述可知，傅斯年認為日本所仿效的歐洲講座制並為能真正發揮講座制之 精神，且當時的台大已非德國的講座制，名時俱亡其中一項原因在於師資之 延聘。再者，姑且不論日本仿效德國講座制之優劣，或如同傅斯年所指涉的 工具性目的，傅斯年否定了日本仿效講座制之成果，也就是認為台北帝大的 講座制過了火，如此之批評，或多少能在他配合當時政策「系學分制」的心 理上找到憑藉，找到轉向的理由。否則，依照傅斯年先前極力欣賞與推崇的 講座制，170如今不加以實現，心理上總是無法交代。依據曾士榮指出傅氏在 終戰初期台大的學制變遷上，只扮演一個承繼者的角色。171換言之，繼承先 前國民政府所定調的「系學分制」或者說是羅宗洛時期的「混合學制」。
169傅斯年，〈台灣大學選課制度之商榷〉，《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37 期（1949 年 9 月 5 日），3 170版。
傅斯年1932 年發表〈改善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一文，首次主張大學應採講座制度，他認為大 學的構造要以講座為小細胞，以研究所為大細胞。而在二年後發表的〈大學研究院設置之討論〉
一文中，更明確地主張講座制，他認為：「大學要辦研究之前，有一先決條件，即大學本身先 要充分地實行講座制。（參見：〈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24~25。
〈大學研究院設置之討論〉，《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 39。）可見得先前的大學理念是獨 鍾講座制的。
171曾士榮，〈從「台北帝大」到「台灣大學」—戰後文化重編之個案研究(1945∼1950)〉，《臺北帝 國大學研究通訊》，頁9~10。
筆者深究其傅斯年之所以會放棄原先對講座制之堅持，而轉向接受他所 批判的「系學分制」或「混合學制」，其可能因素如下：
一、講座制所凸顯大學自治之精神，易挑戰國民黨威權體制：
講座制係由大學教授擔任其中要角，頗有教授治校之精神，擁有相當大 行政、人事、預算自主權，除關係全校性事務外，餘皆可由教授自主決定，
準此，每一個講座具有很大的自主性，相對之下，校長或政府當局的權力便 較為有限，使不上力；其外者，因大學是若干講座的集合體，並且院長、校 長係由講座制度遴選而產生。172由此觀之，教授成了大學的主體，即今日「教 授治校」之精神。然則，這樣的獨立自主卻對當時的威權體制產生一定程度 的威脅。當時台大首任校長羅宗洛即指出：「以講座為單位，容易造成群雄 割據之局面」，即反映出官派校長對於講座制所蘊含「教授治校」之疑慮；
而傅斯年任內正處於國民黨內戰失利之際，正逢極權主義當道，校園內瀰漫 學風整頓的氣氛，學校當局(包括傅氏)對於講座制有更大的疑慮是可以理解 的。173
二、當時難以選拔素質高的中學生：
傅斯年認為集講座為大學之一種制度，必須有兩個先決條件：1.選拔學 生要嚴謹，這在現在這個潮流中不大容許。2.中學要好，這在五年十年之內 辦不到。174傅斯年不止一次提及台灣當時的中等教育素質不佳，甚至大學大 一的普通課程應肩負起中學補習教育之功能。175深入分析戰後台灣的升學過 程中，中「語言隔閡」的問題，或許讓傅斯年誤以為台灣中學生素質不佳。
當時以中國語言進行招生，對於習慣使用日語的台灣中學生不完全公平。
172傅斯年，〈臺灣大學與學術研究〉，《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 188~189。
173此方面之相關論證亦可參見：曾士榮，〈從「台北帝大」到「台灣大學」—戰後文化重編之個案 研究(1945∼1950)〉，《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頁 1~12。
174傅斯年，〈臺灣大學與學術研究〉，《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 192。
175傅斯年，〈臺灣大學選課制度之商榷〉，《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 173。
三、師資素質與聘任產生缺口
如前所述，講座制之精神在於以大學教授為主體，然則當時接受原帝大 日籍講座教授大都已經返回日本，加上二二八事件之後，更加速在台日本教 員離台返日，使講座制更難維持。在傅斯年的觀念中，大學要能自主管理，
首先必需充實優秀之教師，而勿淪為學氓、學棍把持校務。176當時師資的質 與量，就傅斯年之考量也是無法堅持講座的部分原因。
四、因應收容學生、輯撫流亡之壓力
就當時的社會狀況而言，1949 年正值國共內戰失利之際，大批軍人、
學生、公教人員自大陸避難台灣，由於其中的部分人亟需在台繼續升學或就 業，傅氏也面對不小的擴大學生招收人數之內外壓力。外部壓力來自社會上 對於台大招生的不同立場，當時傅斯年綜合了幾種關於不同，甚至極端招生 的見解：1.臺灣大學不應多招學生，學生招多了，學校辦不好，所以要嚴之 又嚴，如日本時代；2.臺灣風氣，原本淳樸，自從外省學生大量來，才把臺 灣大學弄壞了，所以對於收容外省學生，應嚴加限制；1773.臺灣大學應該量 入為出，有多少畢業生，便招多少學生；4.現在全國只有這一個大學最安定，
應盡量收容學生，以免青年之失學；5.招生萬不可嚴，這是應變的時代。178 而內部壓力，則在於有院長向傅斯年表示：如再加學生人數，該學院便要垮 了。179由此足見傅斯年面對收容當時的流亡學生之壓力，而當時的系學分制 是以教學為主而非學術研究為定位，因此，較講座制更適合作為台大擴大編 制的制度依據。
176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 28。
177關於此一見解，是傅斯年綜合當時輿論的意見，並非由傅斯年提出，並不能證明傅斯年此論點是 為台籍學生著想。又當一個大學於未擴充之下，需容納超過本身能負荷的學生量，資源被稀釋也 是必然之事。
178傅斯年，〈兩件有關臺灣大學的事〉，《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 148。
179同上註，頁149。
五、研究設備不足
誠如上述，來台學生的急速增加，加上當時物資缺乏，軟硬體設備未能 及時擴充，也是使得講座制無法落實之原因。如大一共同課程所需的大教 室、實驗室及圖書館儀器設備等嚴重不足，皆使得傅斯年不得不在艱困的環 境中優先充實這方面的設備。180
六、學生成績考核難以調和
傅斯年指出由於講座主要是個學術研究單位，其學生考試須透過總考方 式進行，而教育部所規劃的系學分制是個教學單位，其考試制度透過學分的 修習與測驗來進行，兩者難以調和。181因此，於當時政策是採「系學分制」
的情形下，也無法完全加上講座制的成績考核。
七、提倡「去日本化」的之影響
正如本章第二節所論證，傅斯年於大學精神與目的中，便主張應去除日 本辦學的工具性目的；加上他進一步認為日本台北帝大不全然是德國的講座 制度。前者或許影響他不堅持原先所欣賞的講座制，後者就心理上便不會產 生前後不一致的矛盾，因為在他所認為，他所反對的是「日本的」講座制並 非「歐洲的」講座制，這一點或許減輕了心理上的矛盾現象。
準此論證，可顯見傅斯年的大學理想於當時的現實時空中，是有所權 變、迂迴中前進的。就現實上，傅氏配合了當時國民政府的系學分制；而就 理念上，他如何堅持應有的大學理想，使「教自由」、「學自由」能於現實 困境中多少展現出來。黃俊傑指出在取消講座制度之後，傅斯年為落實歐洲
準此論證，可顯見傅斯年的大學理想於當時的現實時空中，是有所權 變、迂迴中前進的。就現實上，傅氏配合了當時國民政府的系學分制；而就 理念上，他如何堅持應有的大學理想，使「教自由」、「學自由」能於現實 困境中多少展現出來。黃俊傑指出在取消講座制度之後，傅斯年為落實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