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於〈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首先對傳統中國中近高等教育程 度的機構進行批判，他認為我國固有的高等教育機構，如國子監及書院等都 不具備「大學」的素質。他提出：
在清末行新教育制以前，中國學術多靠個人及皇帝老爺一時的高興，其 國家與社會之高等教育機關，只有國子監及各地書院，因為府州縣學還 近于普通教育。國子監只是一個官僚養成所，在宋朝裏邊頗有時有些學 術，在近代則全是人的製造，不關學術了。69
文中不僅批判國子監不具備學術性質，且也直指傳統中國的高等教育大多左 右於皇帝手中，鮮少出現真正的學術自主。此外，他評論傳統「書院」道：
書院好得多，其中有自由講學的機會，有作些專門學問的可能，其設置 之制尤其與歐洲當年的書院相似。……不過，中國的書院每每興廢太驟，
68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台北：三民，2004 年），頁 160。不過令人不解的是：於傅斯年未抵台 大時，芮逸夫曾拜訪沈剛伯先生，芮氏卻記載沈剛伯謂曰：台大內部絕無問題，惟經費困難。（參 見：〈芮逸夫致傅斯年函〉，《傅斯年檔案》，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檔號：Ⅳ：195。）照理說，沈 剛伯應明顯感受到台大複雜的局面，並非只有經費問題。而關於杜正勝的記載，因無引註資料，
也無從得知這段接任過程的資料出自何處。
69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 21。
「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而且一切皆繫于山長一人。70
傅斯年雖肯定傳統書院的自由講學風氣，但過於興廢無常，且人治色彩濃 厚，仍然不似現代大學之發展，甚至也與「中世紀」大學性質相去甚遠。且 更為重要的是「書院的科目」，他進一步指出書院「無講座之設置，故很難 有專門之學問。且中國學問向以造成人品為目的，不分科的……學術既不專 門，自不能發達。71」換言之，傅斯年認為傳統書院主要在培養人品為目的，
沒有學術分科及專門化如歐洲大學的「講座制」，因此難以稱得上「學術」
研究機構。他雖然批判了書院缺乏研究功能，但對於書院自由講學的風氣則 認為值得保存。在此，傅斯年所言的書院課程科目之設置，具周愚文指出「書 院之發展是不斷走向官學化、科舉化」72，科舉化中的書院更是僅具有「考 課」的功能，更喪失了傅斯年所謂的自由講學風氣。直言之，傅斯年認為中 國傳統高等教育機關只有教育的目的，而無專門研究發展的性質與功能。
傳統中國如此，而近代發展又是如何呢？傅斯年進一步批判當時的大學 研究：
直到民國初年，大學只是個大的學堂。民國五六年以後，北京大學侈談 新學問，眼高手低，能噓氣，不能交貨，只掛了些研究所的牌子，……
今之大學仍然不是一個歐洲的大學，今之大學制度仍不能發展學術，而 足以誤青年，病國家。即如以先覺自負之北大論，她在今日之渾沌，猶 是十多年前的老樣子哩！73
由此傅斯年相當重視大學學術研究之功能，重視學術上的激盪，因之以這樣 的標準檢視傳統至進代的大學發展，發現在中國的教育發展中通通不及格。
事實上，於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長之前，他一再主張大學應加強學術研究方面
70同上註，頁21~22。
71同上註，頁22。
72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台北：正中，2001 年），頁 263~299。
73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 23。
的功能，對於設置研究院的措施主張暫緩，應先使得大學像一所大學，再言 其他。74綜合言之，傅斯年對傳統高等教育之批判，主要著眼於認為傳統教 育的包袱太重，而能真正了解現代大學之真義與精神者又太少，若只有教育 功能的大學，缺乏獨立研究之精神，即使擴張至研究院，也無法發揮大學的 真正精神。
因之，傅斯年延續上述之批判，提出改革高等教育第一要務便是「大學 教育不能置之一般教育系統中，而應有其獨立意義。」他分別大學與中小學 之不同：
中小學之教育在知識的輸進，技能之養成，這個輸進及養成皆自外來已 成之格型而入，大學教育則是培養一人入於學術的法門中的。……大學 教師對學生是引路者，中學學生對教師是接受者，……大學各科雖不同，
皆是培植學生入于專科學術之空氣中，而以指導者給予之工具，自試其 事者也。因此情形，大學生實無分年的全班課程之可言，今之大學多數 以年級排功課，乃將大學化為中學，不特浪費無限，且不能培植攻鑽學 術之風氣。75
由上述可知傅斯年認為大學與中小學之不同主要在於：「自由、自主、主動 的學術研究」而非被動接受知識，因此應有其獨立之意義。此外，傅斯年先 前於北京大學任教時，便提出「專題研究」的構想，影響了許多學生後輩。
76可見傅斯年於教學、研究上的確給予學生很大的獨立探索空間。
改革高等教育的思想中，傅斯年提出第二件事即是「大學的課程構造」， 認為主要以講座為小細胞，研究室（或研究所）為大細胞，而不應請上些教 員，一無附著，如散沙一般。且認為大學中的講課應有圖書之參用、實驗之
74傅斯年，〈大學研究院設置之討論〉，《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 38~44。
75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 24。
76Wang Fan-sen, 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p80.
訓練，而在教授研究方面也不應陷入無助手、無工作室之窘境。77這樣的觀 念的確影響傅斯年日後擔任台大校長致力於擴充圖書、實驗設備有關，也顯 見主掌台大時期之實際作為，的確奠基於先前醞釀的高等教育思想。此外，
傅斯年更進一步認為研究院之研究與大學之研究，乃為兩種不同的性質、因 人因事而分工，他提出了大學中的研究所與大學之外研究院之分別，主張在 以下幾件事上是有所不同的：
凡集眾工作（Collective work），需大宗設備，多人作工，多時成就，與 施教之職務，在工夫及時季上衝突者，應在研究院。……凡一種國家的 職任，須作為專業，不能已有教書責任之人同時行之者，應在研究院。……
至于一切不需要大規模便可研究的工作，大學中儘可優為之，研究院不 必與之重複，且有若干研究，在大學中有學生為助手更便者，在研究院 反有形勢之不便。78
由此觀之，睽諸傅斯年之意研究院比大學的研究所更應承擔「大規模研究」、
「擔負國家責任」，而教學色彩則比大學要淡許多。
最後，於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的思想中，他提出第三件要義即是針對「教 授資格」。大學以教授之勝任與否為興亡所繫，故大學教授之資格及保障皆 須明白規定，嚴切執行。並且強烈批判當時教授資格草率決定，不以資格論、
不用理由，淪為私相授受，只是不合學生或校長的私意，便可去之，缺乏法 治精神。79傅斯年擔任台大校長後於38 年 4 月 16 日首次召開會議，並於該 次會議中通過「教師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也逐步實現他長期以來所堅持 的「大學教授之資格及保障必須明白規定，嚴切執行」。80此外，關於「大學 自治」，傅斯年曾指出：
77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 25。
78同上註，頁26。
79同上註，頁26~27。
80屈萬里，〈敬悼傅孟真先生〉，《自由中國》，4：1，頁 22。
既澄清了大學教員界，然後學術獨立，學術自由，乃至大學自治，皆可 付給之。如在未澄清之先，先付此項權利於大學教授，無異委國家學術 機關於學氓學棍之手，只是一團糟，看他們為自身的利益而奮闘，而混 亂而已。81
由此可見，傅斯年認為「澄清大學教授之資格」、確保教授品質與獨立，乃 是教授治校、大學自主的先決條件。雖傅斯年未進一步深入「學氓、學棍」
醜陋之樣貌，然推敲其意學氓、學棍應是舞弄特權、不學無術、結黨營私、
攀權附貴之輩。傅氏之意，若將大學交至這些人之手，則大學則淪為利益競 逐之所。反觀今日台灣高等教育高倡「大學自治」、「教授治校」、「大學校長 遴選」，或出現相關弊端、出現惡質選風，然民主自治、大學學術自由仍是 重要的普遍價值，不可因噎廢食、因小失大，而是應從提升大學自治的民主 精神、大學教授的民主素養以及高格調的大學民主文化著手，真正落實大學 教授治校的理念。
而傅斯年就任台大校長之初，的確受到不少人事、聘師上的關切，從中 傅斯年之處理，亦可看出他對大學獨立自主之堅持，容下文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