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古典小說英譯之時代流變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而觀之，兩位譯者之策略大抵為通俗與學術翻譯，譯作所呈現面貌也因而 大異其趣。這也可從兩者迥異的翻譯目的理解。誠如艾於前言所述，並不致力於 學術翻譯，反之芮則試圖以詳盡註解清楚勾勒原作，並囊括前人研究以資學界（或 大眾）參考。而評價部分，早期學界雖多對艾譯予以肯定，但因部分段落省／略 譯，相較晚進芮譯呈現小說全貌，似乎也終不敵其完整性。
第三節 古典小說英譯之時代流變
大體而言，英美市場譯文策略從早期歸化至上，於今逐漸演變為愈來愈多學 者倡言或採行異化，中國古典小說英譯作為特定文類是否也有此趨勢？而《金瓶 梅》兩譯作付梓時間相隔久遠，除個人翻譯初衷影響各自策略取向，是否也服膺 所處時代翻譯主流？這種文學系統約定俗成的「規範」（norms），為多元系統論 者佐哈爾（Itamar Evan-Zohar）或圖里（Gideon Toury）所謂的制約力量，亦是操 縱學派勒菲弗爾（Andre Lefevere）（1992）所提「詩學」，近期學者韋努第（Lawrence Venuti）（1995）也提出諸多例子佐證，皆言及特定「詩學」為確立正統地位，
排擠他種文學觀。
37 學者單德興〈我來‧我譯‧我追譯—《格列佛遊記》背後的「遊記」〉一篇，針對「學術翻譯」
提出定義，包括原著應具歷史性、學術性及典範性，翻譯時為其作註，並結合學術研究。單所參 與的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文中譯註豐富，本身即成研究對象。本文依此定義，尤標榜譯作學術 研究價值，與上述僅為貼近原作的目的略有不同。參見單德興，〈我來‧我譯‧我追譯—《格列 佛遊記》背後的「遊記」〉，《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8(4)，2007，頁 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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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es, John
Davis,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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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bert Giles,
Cyril Birch,
Geoffrey
Dunlop)、大學
教授(Sidney
Sapiro)、作家
(Pearl Buck)
大學教授（王
Brewilt Taylor)
片段譯文、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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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Hawks,
John Minford)
譯文
18 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便曾於英文期刊《中國叢報》
（Chinese Repository）表示，當時極為風行的《紅樓夢》冗長乏味，僅利於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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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為典籍外譯邁向專業且系統化鋪路，包括傳教士出身的理雅各（James Legge）、德庇時（Sir John Francis Davis）、外交人士威妥瑪（Sir 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馬李賢（Richard Wilhelm）、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等。而如上表所示，雖早期數部小說皆受漢學家翟里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重視，但戰後至 19 世紀末研究多向殖民與商貿利益靠攏，社會仍普 遍服膺功利主義，且要到 20 世紀初譯介編入《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才廣受西方讀者注意（陳友冰，2011）。其他如譯者韋爾（James Ware）
分析《西遊記》人物性格，並比為基督教色彩濃厚的《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又或傳教士李提摩太強調該書為偉大諷諭史詩，強調小說宗教意涵與 文學價值等觀點，此階段由學者專家擔任譯筆的情況，仍為數不多（鄭錦懷、吳 永昇，2012）。
有別於早期實用主義掛帥42，小說翻譯第二階段則深受兩方面影響，一者為 譯者多為知識份子或學者，如漢學家、大學教授，一者則是出版社為商業考量，
往往為迎合市場居中介入，塑造譯文走向。延續前期由學者推動譯介，此時不少 家喻戶曉的漢學家紛紛投入英譯事業，如前述《西遊記》譯者翟里斯譯出部分《三 國演義》與《水滸傳》，白之（Cyril Birch）、鄧洛普（Geoffrey Dunlop）、阿瑟韋 利也分別對《西遊記》與《水滸傳》翻譯有功。而韋利更曾因不少譯作於西方世 界大受歡迎，且其作轉譯為諸多歐語，廣為流傳影響深遠，《不列顛百科全書》
便稱他為 20 世紀上半「英譯東方文學最傑出的翻譯家」（謝天振，2009）。
另外，學界的重要推手大學教授亦是譯者主要來源，如本研究小說《金瓶梅》
前期譯者艾支頓與協助翻譯的作家老舍皆曾為大學講師，而翻譯《紅樓夢》與《水
42 英國漢學研究因殖民交戰雖起步較早，卻因官方學界普遍認為，深厚的文學涵養，始終不敵 外交商業等功利需求，外加英國過去挾船堅砲利使中國門戶洞開，相較於法、義、德等歐陸國家，
總秉持「歐洲中心論」，未能正視漢學，多位懷抱理想的漢學大師因而紛紛出走，投向美國學術 圈，包括哈佛大學教授韓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西里爾白之（Cyril Birch，1925—）皆曾任 職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而這也多少影響美國之後成為漢學研究龍頭，從《金瓶梅》譯者國籍由 英轉美，美國漢學界人才輩出，且不乏後起之秀繼承前人衣缽，如夏志清、浦安迪、芮效衛及其 弟子柯麗德等，都可看出兩國學術發展的消長與轉向。詳見陳友冰（2011），《英國漢學的階段性 特徵及成因探析—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為中心》。參考中國國學網。查詢日期：12/30/2012。取自
<http://www.guoxue.com/?p=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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滸傳》的王際真及翻譯《水滸傳》備受讚譽的沙博理（Sydney Shapiro），皆曾於 大學任教。此階段雖以學界出身譯者居多，但仍不乏傳教士後代賽珍珠（pearl Buck）或外交官等從事古典小說翻譯。
就翻譯目的來看，除《金瓶梅》譯者艾支頓及《三國演義》譯者泰勒（C. H.
Brewitt Taylor）是為個人興趣，也不乏有志之士極力提倡中國文學瑰寶。尤其中 國本土的老舍或華裔背景的王際真，不單較前期更重視原文，對國內興起的五四 新文學思潮亦頗受啟發，同時又受國外批評理論刺激，有感於推動中國文化之重 要性，投身譯介古典小說，使西方得以一窺東方思想與傳統社會。然而，此階段 譯本面貌卻與真實東方不盡相同，外譯中心也由前期的在華殖民圈，轉為以英美 為主的歐美市場。隨著一戰與二戰前後中美關係日趨熱絡，主流媒體對中國釋出 善意，間接影響英美讀者關注該文化題材，甚至產生興趣。一旦市場出現需求，
譯者、書商或出版社便從中影響譯文呈現，以成功打入本土市場。在純熟的市場 操作下，1920 到 40 年代以中國為題的讀物，亦能躋身英美暢銷書之列，引發廣 大讀者興趣（ibid.）。
既然譯本放眼一般大眾，實際市場操作勢必得順應特定期待。一方面文字簡 明易懂，刻意歸化抹平中西差異，如《金瓶梅》中諸多飲食書寫，多移植為西方 慣用語或文化、《紅樓夢》形塑成東方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悲劇愛情、《水滸傳》綠 林好漢變成《四海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43。而形式上講求篇幅適中，
節譯本遂為大宗，如王良志與王際真 1929 年皆推出的《紅樓夢》、1942 年韋利 之《猴》（Monkey），以及與本研究艾譯本同年推出的米奧爾（Arthur
Bernard Miall，1876-1953）《金瓶梅：西門慶與六妻妾的奇情史》（Chin P'ing Mei.
The Adventurous History of Hsi Men and His Six Wives）等。
另一方面，譯文也刻意凸顯東方傳奇及異域風情，以符合讀者對東方獵奇心 態，如《三國演義》變成《中國神話故事集》、《水滸傳》出版社容許譯者刻意直
43 此為賽珍珠譯本書名，她曾於譯序解釋書名未採直譯，主要是因顧慮讀者無法了解小說梁山 好漢的道義精神。晚年另表示出版社當時堅持改動小說名稱，以免讀者無法看懂。參見馬紅軍，
〈為賽珍珠的「誤譯」正名〉，《四川外語學院學報》，03，2003，頁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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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西遊記》收錄於《中國神話與傳說》，將《金瓶梅》定位為「冒險史」，又 或放大東方傳統社會男性三妻四妾，甚至因情節內容偶有性愛，便將風格迥異的
《金瓶梅》與《一千零一夜》簡化類比。由此可見，第二階段的市場導向，儘管 知識份子執筆翻譯，內容理應更為嚴謹，卻因出版社看準大眾口味，大多改變原 文書寫，從而使譯文趨近目標文化。要不直接弭平差異，就是凸顯東方神秘主義，
以印證西方刻版印象，從而顯示古典小說英譯的文學地位雖向中心靠近，與英美 相比卻仍處邊緣，這或與中國及西方列強當時的國力興衰也有關係。
此外，此階段出版社所設定讀者，不再限於特定身分階級，甚至跨足年輕族 群，遂有諸多兒童改編本於此時應運而生，如韋利便將己譯《猴》（Monkey）改 編為《猴子歷險記》（The Adventure of Monkey）。就其多次重印再版來看，影響 力大勝前期。而這種改寫方式至今仍廣受讀者青睞，在英譯史上別具象徵意義（鄭 錦懷、吳永昇，2012）。
繼前期學者型譯者極具代表性，第三階段因學術機構大幅增加，且大眾市場 需求式微，古典文學及典籍英譯的高度學術化便為此期主要特色。美國東亞學術 研究之所以快速成長，主要是二戰爆發及戰後 60 年代的地緣政治需要。這些研 究中心訓練出為數眾多的專業型讀者，評斷譯文良窳，標準多奉原文為圭臬，使 前期市場取向的歸化譯本備受撻伐，從而催生日後不少專業人士的英全譯本，如 1973 年《紅樓夢》、1977 年《水滸傳》，以及陸續出版的《三國演義》與《金瓶 梅》等，美漢學家夏志清甚至稱此為「全譯時代」（謝天振，2009，頁 225）。
本階段雖尚有零星編譯、節譯或大眾讀本，有些甚至於前期頗受歡迎，此時 卻仍推出全譯，且譯者皆是對原文細心考究的大學教授、翻譯家或漢學家，如晚 近《金瓶梅》譯者芮效衛對原文研究多年，於學界貢獻卓著、《紅樓夢》譯者霍 克斯（David Hawks）及楊憲益與戴乃迭夫婦，皆對原文版本細心考證選譯，華 裔漢學家余國藩也推出忠實流暢的全譯。有別於中國讀物在西方市場買氣低迷，
關注熱潮漸形消退，學術界此時可謂獨領風騷。
不僅設定讀者愈發學術，如漢學圈或研究型讀者，譯文評判標準也轉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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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於原著」，以重現原文風格與藝術價值，甚至試圖推展中國文化，朝世界文 學邁進，顯示各部小說逐漸走向文學中心。不過，第二階段廣受大眾關注的時代 已不復存在，全譯本的學術討論多侷限於少數群體，難能吸引主流評論家目光。
就譯本流通度來看，從第一階段特定族群（殖民圈語言學習者或對中國文化有興
就譯本流通度來看，從第一階段特定族群（殖民圈語言學習者或對中國文化有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