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架構

（一） 理論基礎

西方翻譯理論傳統上重原文輕翻譯，兩者存在一定主從關係，因此多提倡譯 者隱形，如奈達（Eugene Nida）等學者便主張翻譯「對等」（equivalence），使譯 語文本以最自然接近的方式重製原語。這種「忠於原文」的概念，於早期可謂根 深蒂固，直到 70 年代才漸有轉變，包括德國功能學派首倡實現翻譯目的（skopos）

的「目的論」、以色列學者佐哈爾提出的「多元系統論」（polysystem theory），及 延續該理論的圖里，就諸多規範描述分析翻譯現象等。

佐哈爾與圖里皆關注譯文於新語境角色，認為翻譯活動本身充斥權力規範與 支配法則，不應僅止於討論語言學「語際翻譯」，而應以更多元視角觀之。接著 80 年代學者赫曼斯（Theo Hermans）堪稱承先啟後人物，一方面延續先前「描 述性」與「多元系統」等論述，一方面也將「操縱」觀念納入翻譯研究，遂成操 縱學派重要推手。他於 1985 年《文學的操縱：文學翻譯的研究》（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一書便指出，文學為一複雜動態系統，

外在眾多期待和成規皆會影響翻譯選擇，從而制約譯文產出與接受度。這種翻譯 與規範交相互動的觀點，將翻譯觸角延伸至譯語文化之社會脈絡，使翻譯研究漸 形開闊。

同屬操縱學派的勒菲弗爾與巴斯納特（Susan Bassnett）也集結前人論點，1990 年合編論文集《翻譯、歷史與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並於前言 表示應結合過往語言學與文學批評方法，進一步走向「文化轉向」。他們強調，

翻譯是各方力量影響下的產物。在這複雜的過程中，就西方與非西方的文學傳 統，試圖探討文本背後的文化、歷史、社會、意識型態等多層面，檢視非語言要 素如何干預、規範與操縱翻譯策略，以達其特定目的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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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集中收錄學者斯内爾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語言轉碼還是文化 轉換？批判德國翻譯理論》（Linguistic Transcoding or Cultural Transfer? A Critique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Germany）一篇，內容所提「文化轉向」對譯學新方向具 有標誌作用。她指出，德國諸多翻譯學者注意到翻譯不僅是「語際轉換」

（interlingual transfer），而是「跨文化活動」（cross-cultural event），但過往研究 卻多停留在微觀語言問題，忽略整個語境與世界密切關係。文中亦引述學者觀 點，認為原文為一整體，本身即融合作者語言、文化、經驗與感知，譯者作為中 介，經理解傳達給讀者，同樣需考慮譯文所依附譯語文化與社會背景。她另也主 張，翻譯眾多學派雖有意另闢蹊徑，走出語言或文學兩大翻譯研究傳統，「文化 取向」研究方法或理論卻未見統合，未來仍有發展空間。

操縱學派大家勒菲弗爾於《翻譯、重寫及文學名聲的操縱》（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1992b）則更進一步表示，文學 作品的呈現，主要會受制於譯者或贊助者之意識形態及當代主流詩學。簡言之，

翻譯必受譯者或當權者意識形態和詩學等權力操控，因此無法忠實呈現原文。當 作品從一文化譯到另一文化系統，並非只是中立、單純、透明的活動，而是一種 帶有強烈使命感的侵略行為。而世界文學位居經典地位，即便時代更迭仍不乏讀 者，卻可從譯本不斷推陳出新，看出各時期歷史重大事件或特殊時空背景，以及 贊助者、意識型態及譯語文化等因素，何以決定翻譯策略影響譯文呈現。

總而言之，操縱學派大幅提高譯作地位，不僅走出文學或語言學範疇，強調 的不再只是語際轉換，也將翻譯納入文化、歷史、社會、經濟等脈絡討論，探討 當中影響文化交流的諸多因素，因此顛覆傳統將翻譯視為依附原作。本文擬從《金 瓶梅》兩譯者意識形態與詩學，來探討其中飲食文化翻譯策略，並析論特定傾向 之時代變遷。

操縱學派

勒菲弗爾將翻譯視為對原文的「改寫」（rewrite），並指出任何翻譯、史料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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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文集、文學史和工具書編纂，皆為有意識行為，然就各種形式中，翻譯所產 生的改寫「最顯而易見」（1992b, p. 9）；且對於不諳原文的讀者，又或不深究原 文譯語差異，往往直接視「譯文為原作」（1992a, p. 138 ; 1992b, p. 110），因此較 原作「影響力更形深遠」（1992b, pp. 5, 110）。

改寫者之所以改編或操縱原文，往往是為服膺「當權者」或「主流」意識形 態及詩學。換言之，翻譯為服務某種目的，於譯語文化彰顯或顛覆某種價值。「改 寫」能透露（或隱藏）原作旨意，一方面可能帶來新概念、新文體及新表現手法，

突破既有意識形態和詩學，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不符現有文化或意識形態，涉及權 威和合法性，遭扭曲壓制而無法呈現原來面貌，從而強化主流規範。由此可見，

翻譯既為權力服務，也是形塑譯語文化的重要力量。

勒菲弗爾將「翻譯」納入譯語文化研究，並提出操縱翻譯主要取決於意識形 態（ideology）、詩學（poetics）及贊助者（patron）三大因素。比方說，專業人 士（譯者、教師、評論家）與贊助人（出版社、傳媒、政治團體、宗教等）分別 在系統內外影響文學系統，從而逐漸形成典律，而其中所構成的權力中心，能「促 進或阻礙文學閱讀、書寫、重寫」（1992b, pp. 14-15）。誠然，譯本位處文學系統 邊陲或中心，實與「意識形態」與「詩學」息息相關，本文將就這兩大概念，闡 述前後譯本何以呈現相異面貌。

意識形態、詩學與社會萬象

「意識形態」可視為個人或團體所持有的特殊觀念或思維，也可看作社會群 體共同形成的文化概念，因無形掌握詮釋權力，對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皆能有決 定性影響。在跨文化語境下，考量的因素包括個人、政治傾向或道德倫理，如《安 妮日記》德譯本弱化／刪除不少貶抑德國人段落，其他譯本亦對少女情懷、咒罵 家人或解放女性等陳述有所更動；早期天主教翻譯希臘字詞，用字遣詞特意避開 拉丁化，以區隔正統與異教之別亦是如此。

除意識形態會影響翻譯策略，當代詩學亦會決定譯作呈現。一方面指的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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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技巧、主題、文類、概念、創作原則，抑或譯語文化的主流文學形式庫

（inventory），又或某種文學規範或標準，如伊斯蘭文學特有的單韻長詩

（qasida）、嚴復之「信達雅」為譯文評價依歸、西方詩體押韻規範等。另一方 面，則指文學於社會系統的角色定位，通常選材主題必須切合當代系統，才易受 注意或重視。有系統的詩學一旦確立，便將自身視為「唯一正統」，涵蓋特定類 型或特色，並深信此為發展至最終的「必然結果」（1992b, p. 35）。此外，為鞏固 其「絕對地位」，特定詩學會廣納他者、排除異己，從而確立權威、壯大聲勢，

並否定或重寫先前文學歷史，如德國納粹文學重寫西方傳統、19 世紀非西方文 化不斷抉擇是要固守傳統，還是要適度接受西化（1992b, pp. 27, 29, 35-36）。

譯者翻譯策略可能出於個人自由意志，亦可能受時代詩學影響，當兩者發生 衝突，個人雖有可能「自願」投入主流意識懷抱，但大部分情況，往往是個人受 制於主流意識形態無法自由伸展。舉例而言，古希臘劇作家阿里斯托凡尼

（Aristophanes）《萊西斯翠塔》（Lysistrata）象徵「和平」的裸體美女帶來斯巴達 和平使者時，譯者將「陽具」譯為「救生索」、「鼻子」、「把手」、「腿」等。其中 各種操作手段，除表達個人意識型態，也受當代譯語文學「詩學」制約；而部分 譯本為順應時代所趨，刪除原文冗長段落或穿插新場景，亦可看出詩學何以影響 譯本呈現。

而「社會萬象」則涵蓋事物、習俗與概念，具象如服飾禮俗、婚喪喜慶、牲 畜貢品，抽象則指對特定形象的聯想或期待，如血腥暴力下的傷者患部是否要詳 盡描寫、貴族英雄應有一定身分地位等。在不同文化交流下，譯者面對的可能是 原／譯語文類或習慣不甚對應，此時可採譯語文化熟悉指涉，抑或透過前言、註 釋等方式補述原文，譯文評價便於特定時地取得共識。而規範標準也許定於一 尊，卻未必固定不變，風行一時的譯作可能漸遭淡忘，而過去不被看好的作品又 重返主流，與其相提並論，甚至取而代之，聖經各譯本興衰即為典型例子。

譯者可選擇忠於時代主流，亦可採取創造新元素，不過選擇策略仍要考量設 定讀者及當代社會系統，才易受到關注。一般而言，各文化皆有自身敘事傳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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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形式庫，原文所表達語言、事物、概念及文化，皆為原作者熟悉；若譯語文 化無法直接對應，「原語社會萬象的表達程度，端看其於譯語文化是否位處中心」

（1992a, p. 127）。要是中心，譯者才較可能盡量忠於原作；反之，一旦譯者認為 自己文化為世界中心或享有相對優越地位，便不太會遵循原作詩學，而會同化為 譯作詩學或改動原作，讓讀者容易接受或了解。比方說，為依循西方格律和押韻 等詩學規定，古希臘羅馬不韻詩歌，譯文也轉為有韻。

再者，譯者面對各種難題，一般可分為「忠實型」與「靈活型」，一者強調 按原文語法結構和邏輯形式，逐字逐句對譯，以保留語言風格。對於原文典故一 語帶過，也會不惜篇幅大加解釋（文內增譯或文外加註）。而譯者翻譯之所以傾 向保守，關注詞語及句子，甚或戒慎恐懼，主要是出於極度推崇原文，視其如聖 經、可蘭經、共產黨宣言等經典。既為「正確無誤」呈現原文，譯者字斟句酌自 然不在話下。至於「靈活型」的譯者，偏好將時下流行語彙特色納入原文，一來 促使譯作活潑生動，二來則顛覆既有權威神話，重視整個原語對譯語文化的整體 功能。

跨文化溝通交流出現歧異在所難免，何以將原文於譯語發揮極致，卻又不逾 越限度，便是譯者的困難所在。這當中不僅翻譯文字，同時也要顧及意識型態、

跨文化溝通交流出現歧異在所難免，何以將原文於譯語發揮極致，卻又不逾 越限度，便是譯者的困難所在。這當中不僅翻譯文字，同時也要顧及意識型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