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三節 研究方法
學者威廉斯（Jenny Williams）與契斯特門（Andrew Chesterman）（2002）曾 言簡意賅地勾勒翻譯地圖，並據哲學基礎，將整個研究領域分為「概念型」
（conceptual）與「實徵型」（Empirical），前者試圖闡明、詮釋或定義概念，論 述概念與系統關係，又或提出有利於研究方法或結果的新觀點或架構；後者則是 藉觀察、實驗等方式取得資料，描述解釋特定現象，以推知事物普遍性，並支持 或推翻原先假說，甚或產生新的假設。本文所關注議題既非詮釋定義，亦非修正 或建立理論，當屬描述分析資料文獻的後者；而於實徵研究下，可再細分「質性 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與「量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兩類方法，
一者著重微觀描述與深入分析，旨在「發掘事物可能性」；一者則藉客觀數據，
呈現「事物特性或現象的普遍性」（p. 64）。63
改變歸化傾向。參見陳琳，〈紅樓夢「看官」英譯與中國古典白話小說西漸〉，《紅樓夢學刊》，2011，
頁 10-12。
63 本研究所歸類的「質性」與「量性」，定義源於威廉斯（Jenny Williams）與契斯特門（Andrew Chesterman）合著的《研究地圖：翻譯研究方法的入門指引》（The Map: 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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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探究中國白話小說《金瓶梅》豐富的飲食文化英譯，將以操縱理 論之「意識形態」與「詩學」，以及韋努第建構「文化身份」等策略觀點，探討 兩英譯本 1-80 回。本章前兩節分述理論基礎及前人研究成果，本節將透過質／
量性兩大實證方式，就篇章與譯詞角度，進一步具體檢視兩前後譯者翻譯策略。
此外，由各自策略分析個別飲食是否使人物形象塑造有所差異，又或特定飲食情 節是否關乎整體場景建構。此處討論小說文本個別飲食橋段，將依大小飲饌分為 六類，並於後續兩章分述兩譯者之食／飲策略，細部來看該策略對小說大宴小酌 之情節或人物塑造有何影響。
不置可否的是，翻譯研究歷來討論文本以質性視角居多，前文所提方法亦屬 此類，而本文除就此析論，另也期能突破主觀論述，進一步以客觀量化驗證質性 分析結果。據第四、五兩章所探討的兩譯者翻譯傾向，第六章將就同樣六大飲食 類別，針對其中蘊涵文化意涵之「文化詞」，統計譯者小單位「譯詞」之翻譯策 略，歸結艾／芮譯於個別飲食層面傾向歸／異化，並依此檢視客觀數據與主觀質 性結果是否一致。至於兩譯者歸／異化策略傾向，不論質性文本分析或量性數據 統計，判定基準皆為譯語文化。
本文第二章整理中國古典小說英譯之時代趨勢，就譯文形式、譯者身分、翻 譯目的或文學地位等外部因素，討論譯文受眾與翻譯目的轉變，從中印證兩時距 逾半世紀的譯本，文外來看大致符合所屬時代規範。至於譯者與讀者皆愈形專 業，對中國文學經典翻譯日漸重視，是否文內譯文策略也會隨之轉變？而現今「強 調差異」的時代，兩譯本之策略選擇，是否服膺大環境英譯策略「由歸化漸走向 異化」？而歸異化譯本所形塑「文化身份」，又各自對小說情節描繪有何殊異？
簡言之，本研究一方面試從質／量性檢視兩譯文策略，並言及對文本情節鋪陳影 響，另一方面，也盼能將研究結果，納入時代脈絡，以更宏觀角度，來看譯者策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文中所舉質性實例，為探討一首詩的多重譯法，並評析個別良窳，
發掘單一文本或素材可能性，與本文探討兩譯作呈現有其相似之處，故研究將文本分析視為「質 性」，以區別文後以統計驗證假設的「量性」。另要澄清的是，這種分法與一般社會科學之「質性」， 多以問卷、訪談、焦點團體等方式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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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與時代之關聯與意義。
研究所探討文本為《金瓶梅》1-80 回之飲食翻譯，未能分析全篇百回，主要 是受限於芮譯卷五（80-100 回）尚未出版，64無從比較兩譯者策略異同。另以小 說原著來看，有學者認為，小說飲食描寫集中於第 20 回至第 80 回，其餘「寫來 零碎，或僅是公式化的一筆帶過」，且學界普遍認為，小說部分段落為「陋儒補 作」，後 20 回劇情急轉直下，與小說前半風格懸殊，藝術價值無法等量齊觀，65 故暫不考慮小說後半。至於前 20 回，筆者以為仍有討論價值，因此亦納入質量 性分析範疇。
另外，小說原著現今公認版本主要有三，分別是「詞話本」、「崇禎本」與「張 竹坡本」。一般認為，三版分屬「詞話本」與「崇禎本」兩大系統，前者最貼近 小說原貌，後者則因文人大幅刪修，文字情節更趨簡練緊湊。66本文分析之艾譯 底本為「張竹坡第一奇書本」（王麗娜，1980，頁 461），便經刪修、簡化與點評，
而芮則於前言指出，所參考底本為「詞話本」，出版時間較早，情節敘述最接近 原本，且改動幅度最小，各大小場景細節皆予以保留(Roy, 1993, pp. xx-xxi)，包括 人物角色的衣飾服裝，享用飲食盛筵都有精彩描繪，完整度大幅超越其他版本。
67為避免原文本身出入影響譯文評析，比較兩譯本差異，僅採原文相同段落，不
64 據亞馬遜（Amazon）線上網路書店，卷五將於今（2013）年 8 月 25 日問世，現已開放預購。
而此卷的飲食段落，尤以春梅所要的「雞尖兒湯」最為精彩，不僅用料豐富，俚俗的性指涉亦在 諧音雙關中表露無遺，後續或能由此切入深究。關於卷五出版資訊，詳見 Amazon 網站。查詢日 期：05 /24 /2013。取自
<http://www.amazon.com/Plum-Golden-Vase-Chin-Ping/dp/0691157715/ref=sr_1_fkmr0_1?s=books
&ie=UTF8&qid=1369409319&sr=1-1-fkmr0&keywords=The+Plum+in+the+Golden+Vase+or%2C+Chin+
P%27ing+Mei%3A+Vol.+5>
65 胡衍南（2001）指出，清代評點家文龍認為，小說九十回以後，筆墨生疏，語言顛倒，頗有 可議處。他也強調，《金瓶梅》小說敘述以西門慶為中心，故精彩飲食始於第 20 回李瓶兒入門後 西門家族成形，直到第 79 回西門慶精盡人亡也頓時劃下句點。
66 《金瓶梅》兩版本比較研究頗多，早期普遍認為崇禎本或張竹坡本之於詞話本，僅為求精簡，
零星文句稍加刪節潤改，近來則指出兩者或非各為雅俗版本，刪減亦會影響其中藝術性。關於兩 版本性描寫的飲食差異，參見胡衍南（2013），〈《金瓶梅》詞話本、崇禎本性描寫比較研究—以 第 72 回到 79 回為中心〉，收錄自《第九屆（五蓮）國際金瓶梅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5-26。
67 張竹坡的《新刻本金瓶梅》中，前期《金瓶梅詞話》的諸多重要情節皆遭刪除，包括衣裳服 飾、飲食、上奏文、祈禱文、講說、戲劇、說唱及不少重要對話等。可參考池本義南，《《金瓶梅 詞話》之文獻分析略論》，頁 13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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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處亦藉註解標注或文內解釋說明，以排除其他干擾因素。68
前文略提 90 年代初期，譯文之語料庫研究大為盛行，遂使「量性研究」一 時間大量湧入學界，成為新興研究方法，似乎不再讓質性論述專美於前。不過，
不可否認的是，量性研究仍有其侷限。呈現精確數據後，因缺乏有力解讀，往往 探討會略顯浮面。語料庫大家奧洛漢（Maeve Olohan）（2004）便指出，語料庫 研究因太重量化分析而為人所詬病。相較之下，質性研究雖更能深入分析，卻常 流於主觀偏頗，或探討不夠全面等盲點。由此可見，兩研究方法各有優缺，本研 究盼能兼容二者所長，以補過去研究僅採單一視角之失。以下將分就質／量性觀 點說明本文研究方法。
（一） 質性分析
本研究所關注飲食面向，擬由「食」及「飲」分章敘述。而其下分類參考國 內學者胡衍南（2001）之博士論文，修改調整為「食」之「宴飲大菜」、「家常小 菜」及「小吃點心」三類，以及「飲」之「茶飲」、「酒飲」、「粥品羹湯」三 類。就文本分析而言，則以勒菲弗爾之操縱理論為框架，並佐以韋努第歸／異化 策略觀點，探討譯者所採個別飲食策略，是否受「意識形態」或「詩學」影響，
而當中的飲食妙喻或精彩性指涉，於譯文情節鋪陳是否會產生特定觀感效果，進 而強化／弱化人物形象塑造，又或反映角色間位階高低或權力拉鋸。
如前所述，勒氏認為原文之語言與文化會建構出特定思維與世界，亦即「社 會萬象」（universe of discourse）。譯者作為形塑作品的關鍵人物，文本中各層面
「吃喝飲饌」隱藏的象徵秘密，何時會拋開既有成見，揭露原文思路肌理，何時
68 本研究分析文本為兩譯作共有的 1-80 回，來源分為（明）蘭陵笑笑生著，《大中華文庫—漢英 對照金瓶梅》五冊（克萊門特·厄傑頓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David T. Roy.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or, Chin P'ing Mei, 4 vols. NJ: Princeton UP.1993.，並輔以 Clement Egerton(). The Golden Lotus, 4 vols. London: Routledge. 1939. 艾譯本所據「張竹坡第一奇書本」，而芮譯本則為「詞 話本」，分屬兩大系統。而現今版本眾多，經學者胡衍南建議，本文以下引用文字出自（明）蘭 陵笑笑生著，《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王汝梅校注），2 vols，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4，
以及（明）蘭陵笑笑生著，《夢梅館校本金瓶梅詞話》（梅節校注），3 vols，台北：里仁書局，2009。
學界公認兩版校注刊印詳實完整，特此感謝胡教授悉心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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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會淡化或弭平原文異質性，將飽受爭議的場景「粉飾太平」？透過特定主題，
筆者將觀照個別飲食翻譯策略；再者，兩譯者時距長達逾半世紀，「時代因素」
亦為主因。換言之，形塑譯文的因素，除個人意識形態，或與當代翻譯主流亦有 關係，兩者皆屬本文關注面向。
據此，筆者第二章中國古典小說英譯簡表，參考佐哈爾「多元系統」理論，
整理前人文獻，就「翻譯目的」、「譯者身分」、「譯文形式」及「多元系統」
四大面向，試圖梳理中國古典小說英譯各階段之時代傾向，探究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尾聲所傳達的時代意涵。此期全距可大分為三階段—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 初、20 世紀初至中期，最後則由中期到世紀末，兩譯者分屬第二及第三階段，
由其自身所述目的及策略，多能符合各自時代規範，如翻譯目的與譯者身分等。
由其自身所述目的及策略，多能符合各自時代規範，如翻譯目的與譯者身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