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分偶家庭中的親職樣貌

國內以兩地家庭、分偶家庭或通勤家庭為主題的研究論文大部分以婚姻 適應為探討重心，除了探討婚姻關係外，有些研究則深入家庭，探討親子關 係、親職壓力等議題。過去的研究對象多為分偶家庭中留守台灣的配偶，也 就是台商的妻子；而針對台商的研究則比較偏重於企業經營管理方面，近年 則開始關注台商的情感與適應（鍾佩倫，2010）。而徐麗賢（2004）與鍾佩 倫（2010）是少數單獨以男性台商，也就是台商分偶家庭父親為對象的親職 相關研究；徐麗賢（2004）以問卷調查的方式，研究台商父親父職實踐以及 需求。而鍾佩倫（2010）則是以質性研究深度訪談 25 位台商父親，了解其 親職實踐的情形。研究者將與本研究相關主題的研究論文先依研究對象分 類，再以發表年代整理如表 2-3-1、表 2-3-2 及表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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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有鑑於國內外文獻對於台商分偶家庭中父職實踐的討論較少，因 此以下也納入都是因工作的關係而無法與家人長期同住一起的軍職父親文 獻來做討論。

一、台商分偶家庭父親的父職認知

談到對於父職內涵的看法時，沙儷伶（2006）提到，台商父親因為知道 自己每次返台時與孩子相處的時間不多，但大部分都表示已盡力維持與孩子 的關係，也自認為和小孩的互動關係不差。李奕昕（2006）發現軍職父親認 為父親的重要職責為經濟支持、關懷陪伴、生活照料與教育引導。林美秀

（2010）的研究發現，有些台商父親前往中國工作前，鮮少參與子女教養事 務，但在成為台商後，參與的情形反而增加了。可能是因為希望能以更具體 的行動來化解家人對於台商身份可能影響家庭完整性的擔憂。Willerton, Schwarz, MacDermid Wadsworth 與 Oglesby (2011)使用焦點團體訪談，瞭解 71 位美國軍職父親在父職認知、情感及行為的經驗與狀況。其研究結果顯 示，在認知方面，受到現在對於好父親的定義是要陪伴孩子成長的觀念所影 響，這些軍職父親對自己的缺席感到罪惡。雖然家中的缺席帶給他們罪惡 感，但是也因為距離的關係，讓軍職父親特別重視親子之間的關係及互動。

而鍾佩倫（2010）則發現居處異地反而讓台商重新體會到家的重要性，雖然 分偶的家庭型態讓他們在實踐父職時所面臨的限制與問題會比起在台灣時 更多，但台商依然願意更積極主動的實踐父職。

鍾佩倫（2010）發現台商多半對於父職傾向於期望自己能多負擔一些親 職的責任，卻因工作必須身處異地，因此在談到身為父親的角色時，多數的 台商呈現負面的觀點。對這些台商來說，失敗的父親意味著孩子成長過程中 的缺席，儘管在經濟上能夠提供較好的支持，但論到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存 而不在，依然是這些台商父親認為自己是個不合格父親的主要評價。其研究 結果也顯示，台商在擔任父職方面擁有較開放的觀念，絕非只有傳統的提供 家庭經濟所需而已。Willerton 等人(2011)也提到若軍職父親無法在理想父職 的自我 (ideal fathering self)與真實的自我(real-self)之間達到平衡，父親會遇 到許多衝突。理想父職的自我指的是不缺席(being there)，而真實的自我指的 便是因為軍職工作而離家(not being there)，在這兩種狀況間徘徊甚至感到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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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父親，很有可能覺得自己只是家中的過客，進而影響其親職的實踐，會 選擇次要或消極的角色。

從國內外研究可以發現，從認知方面來看，這些因工作而需離家的父親 對於父職似乎較朝向現代負責任的父親，希望自己能夠陪伴孩子成長，參與 他們的生活。因此一旦因為工作關係而無法實踐時，便會讓他們對自己有負 面的評價，認為自己是失職的父親。雖然他們會認為無法時時刻刻陪伴孩子 是失職的，但是並不影響對孩子的責任感。

二、台商分偶家庭中的父職實踐

（一）父親在中國工作時

徐麗賢（2004）的研究發現，在台商父親的實踐層面上，經濟支持的向 度是最高，最低的為生活照顧層面；也發現當交通越方便、越常返家的台商，

其實親職實踐程度反而低於交通不方便與較少返台者，呈現出越易有機會實 踐親職者反而越無法用心實踐的矛盾之處。魏秀珍（2005）針對軍職父親的 研究也發現，軍職父親除了擔負經濟責任外，他們在親職實踐上善用於電話 進行遠距的參與，若已與孩子建立起聊天模式的爸爸，也比較不吝於對孩子 表達思念之情。李奕昕（2007）發現軍職父親在實踐方面以經濟支持為最多，

依序是關懷陪伴、生活照料及教育引導，但實踐的情形會受到父親返家間隔 天數的影響。鍾佩倫（2010）也有類似的結果，發現台商父親認為經濟是他 們主要的親職實踐面向；不過拜科技所賜，台商父親會運用科技來實踐親 職，如電話、MSN、Skype 等，特別是視訊功能，讓家人不只能透過聲音，

連影像都清晰可見；雖然使用科技能夠拉近親子間的距離，但畢竟沒有真正 生活在一起，當孩子長大後，仍可能會變成規律性的報平安、告知近況或是 態度逐漸變得冷淡。除了距離的限制外，台商忙碌的工作型態讓他們連時間 上也有很大的限制，僅能以短時間、間歇性的親子互動為主。

Schachman (2010)研究第一次當父親的軍人也發現，網路科技讓他們可 以超越距離的限制來實踐父職，而且經常地與孩子聯繫不只減輕了他們心理 壓力，同時也幫助他們在理想的父職與真實的實踐中獲得平衡。Willerton 等 人(2011)的研究發現，軍職父親在親職實踐方面，並不是單調、傳統的；當 孩子在不同成長階段以及自己在不同的軍職階段時，都能夠調適用不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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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來增加自己參與孩子生活的程度，像是利用職務的特性來製造與孩子的共 同興趣、建立返家後的慣例活動等。這些軍職父親認為自己重視與孩子相處 的質；而長期不在家也讓他們更加留意和重視孩子的發展、人格與生活需 要，因此他們也很重視價值觀的建立，而返家時間較不固定者會以寫信的方 式來傳達。

雖然這些父親在親職的實踐上都不是單調或是傳統的，但台商父親在親 職實踐上似乎帶著較多的無奈。國外的研究顯示出父親較能在孩子不同的成 長階段時調適自己的親職實踐，但在國內的研究當中較常看到的是大部分台 商當孩子成為青少年時，就會開始出現疏離，因此他們只好透過母親來了解 孩子，跟孩子的直接互動變少很多。

（二）父親返家時

楊華玲（2005）的研究發現，台商父親在返台後主要負擔休閒的職責，

母親依然是管教的主軸，兩人各司其職。鍾佩倫（2010）指出，當台商前往 中國後，轉為不定期或是季節式地往返兩岸。因此，當台商父親返家時，在 父職實踐上會較之前在台灣時積極且樂意去實踐。另外，因長期不在孩子身 邊，當他們有機會接近孩子時會選擇當個慈父，會以較和善的態度來面對教 養的問題。另外，也較易使用物質的及休閒趣味性的方式做補償，來滿足孩 子的需求，因為他們覺得既然沒辦法滿足孩子心理上的情感需求，而生理上 的需求也多為母親打理，那麼就多扮演娛樂和陪伴的玩樂角色，甚至會形成 父親回家時就是會帶全家出遊的慣例。這一點與 Willerton 等人 (2011)的研 究發現類似，積極維繫親子關係的軍職父親，在行為上會特別豐富、主動與 多元，少數只負責玩樂的角色；但多半他們都傾向建立起家庭共同的活動來 凝聚家人情感；在孩子面前也希望多扮演慈父角色帶給孩子較好的形象，有 助於和孩子建立親密的關係。

除了娛樂的角色以外，台商也扮演了提供意見與知識的教導者。這些台 商父親較重視觀念的教導，內容也較不涉及情緒，多半為台商自身的經驗與 看法為主，除了商人的歷練以外也會佐以時事，希望可以提供孩子較多的思 考方面和養成獨立的思考（鍾佩倫，2010）。而軍職父親也會在返家時扮演 類似的角色，其著重在人格以及正確價值觀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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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可知，這些因工作而離家的父親希望在孩子面前維持親切的形 象，不希望返家時給予孩子太嚴厲的教養方式，反而希望能多些和善及一同 休閒娛樂的機會。但也不至於完全失去教導的責任，仍然會希望帶給孩子正 確的價值觀念以及從自身的經驗出發，提供孩子更寬廣的視野和成熟的思 考。整體而言，可以看出這些父親在返家後的親職實踐部分是採取較溫和與 寬容的方式，但還是會把握機會執行教養的職責。

整體而言，這些因工作而離家的父親認為工作因素使他們在家中缺席所 帶來的好處是：他們對於孩子的成長會更加關注、家人會更重視相處時的質 而非量、增加家庭的凝聚力，但是帶來的負面影響為：罪惡感、維繫親子關 係花費較多心力，以及在家中變成次要的親職角色或是過客。

貳、台商分偶家庭中的母職 一、台商分偶家庭中的母職認知

陳麗惠（2003）訪問五位台商配偶，她們依然依循傳統的觀念，認為女 性是家務和育兒的主要負擔者，並且對於先生較少負擔這些責任並無任何怨 言，甚至會放棄實現個人夢想的機會，只為了打理好家務與孩子。這些母親 也認為自己有帶小孩的壓力，除了只有自己一個人處理孩子的大小事務外，

陳麗惠（2003）訪問五位台商配偶，她們依然依循傳統的觀念，認為女 性是家務和育兒的主要負擔者，並且對於先生較少負擔這些責任並無任何怨 言，甚至會放棄實現個人夢想的機會，只為了打理好家務與孩子。這些母親 也認為自己有帶小孩的壓力，除了只有自己一個人處理孩子的大小事務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