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台商形成的背景概況
近十幾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台灣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頻 繁，國人赴中國工作的情形日益普遍。中國自 1979 年鄧小平提出「門戶開 放政策」，積極改善投資環境並開放沿海經濟特區、投資專區等優惠政策，
吸引各國前往投資設廠。而台灣在 1987 年解嚴，更提供了台灣企業前往中 國的契機點，便開起了兩岸交流的機會，開始大批向中國投資。高長（1997）
指出，1980 年代起，台灣企業的海外投資熱潮主要可歸因於經濟環境中的
「推力」與「拉力」，主要推力是指「國內經營環境惡化」，而拉力則是中國 及東南亞等開發中國家積極招攬外商的政策。龔宜君（2005）認為形成台商 到中國投資的原因，大致可以從四個面向進行探討：
一、全球化：1980 年以來隨著科技的發達，不只縮短了世界各地的往 來時間，也減少了企業成本。因此，為了得到最大的收益，各種工商業開始 尋求在不同國家間投資以取得利益最大化。不同的產品可能從開發、生產到 出售皆在不同國家，使得各國在經濟層面上相互依賴。這也促使企業為尋找 有利機會以及降低成本，開始往來於企業的原生國和世界各國之間。
二、台灣本身經濟結構：1980 年代開始，台幣不斷升值連帶影響貨物 的出口。再加上台灣的勞力成本與國內土地資本上漲、環保意識抬頭等原 因，讓許多中小企業為追求更多利潤而轉往工資較低廉的地方投資。而中國 及東南亞等開發較晚的國家因距離較近且工資土地成本都較台灣低廉許 多，也成為台商前往發展的首要目標。
三、台商的決策因素：中國和東南亞都能夠得到較低廉的能力和投資成 本，但由於中國與台灣有相近的文化歷史背景、語言以及廣大的市場和充沛 的人力，使得中國成為許多台灣企業的熱門投資地點。
四、中國本身的經濟環境背景：中國與台灣的關係自國共內戰來長期保 持封鎖對立的狀態，但 1979 年鄧小平提出「門戶開放政策」後，沿海相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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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經濟特區和投資專區，更設立保障台商投資的法規。台灣解嚴之後，也 陸續開放與中國的互動和交流。這些優惠的政策讓台灣的中小企業突破原有 的兩岸隔閡，開始在中國大量投資。
中 國 與 台 灣 於 2010 年 6 月 簽 訂 兩 岸 經 濟 合 作 架 構 協 議 (ECFA,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後，兩岸交流更是熱絡。根據 人力銀行的調查，有 94.92%的上班族有意願西進到中國工作，其中包含 10.77%正在中國工作、27.44%曾去過但已返台者，以及 56.71%想去但未行 動的上班族（1111 人力銀行，2013）。辛炳隆（2011）針對 2001 年至 2010 年國人外派至中國的情況進行研究分析，該研究推估目前設籍在台灣但在中 國工作的台灣人至少五十萬人，人數約介於五十萬至一百萬人，主要以男 性、年齡 35 歲以上為主。
由上述資料可瞭解台商投資中國的背景成因，而隨著台灣產業與資金大 量的西進，無法避免地也產生了人才西進的狀況，當常駐中國的台商與企業 外派幹部逐年快速地增加時，對於台灣的家庭造成什麼影響呢？第 881 期的 商業週刊以「兩岸分偶家庭的五個掙扎故事－全球化下候鳥家庭誕生」為封 面故事，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分偶家庭的狀況會越來越普遍，將改 變台灣人的家庭型態（費國禎，2003）。因此，研究者想要瞭解在這樣獨特 的家庭型態中，親職的樣貌為何。
貳、台商家庭概況
到目前為止前往中國的台商有多少人呢？高長（1997）說明，早期中國 官方並未具體統計台商投資的資料，台灣方面也因為當時政府明文禁止赴中 國投資，也無任何明確的統計數據。至目前台灣的官方統計數據，只能看出 對中國出口及投資的件數與金額，仍然沒有確切的官方數據能夠顯示赴中國 台商總人數為多少。海基會經貿處保守估計，在中國的台商加上台籍企業幹 部，可能多達五十萬人，而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單身前往，無攜帶家眷（楊瑪 利、楊艾俐，2004）。徐麗賢（2004）整理顯示，赴中國工作之台商當中絕 大部分為男性，已婚者約佔 70%－85%，有在學子女者居多。但是這些有在 學子女的台商，考量到兩岸教育體制以及與生活水準的差異，大多傾向於單 身赴任。辛炳隆（2011）的研究報告推估，目前設籍於台灣但工作於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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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約有五十萬到一百萬人，當中以 35 歲以上的男性居多，但女性的比例 呈上升趨勢。蔡素妙和吳嘉瑜（2007）以問卷調查了 70 位分偶家庭子女的 家庭背景，發現這些分偶家庭的子女中有 89%的父親為台商。到中國發展，
意味著這些台商必須離開在台灣的家，形成夫妻相隔兩地居住，其中一方帶 著小孩在台灣生活的情況，這些現象都形成「家在兩岸，新分居時代」的家 庭類型（費國禎，2003）。沙儷伶（2006）針對兩岸家庭的研究便首度將台 商夫妻相隔兩地居住的家庭類型稱作「分偶家庭」，而研究者即欲針對父親 在中國工作的台商分偶家庭加以研究。
參、自身經驗
在研究者小學二年級的時候，父母在長輩的介紹下，前往中國工作。當 時研究者和哥哥都已經處於小學就讀的階段，所以讓我們兩個留在台灣，只 帶弟弟妹妹過去中國。那一年的時間研究者和哥哥住在外公外婆家，主要是 由外公、外婆、二舅舅、二舅媽、小舅舅與小舅媽照顧。一年多後父母從中 國回來，但不到一年的時間，父親又隻身前往雅加達工作，一去就是十三年。
寒暑假父親來台灣一、兩個禮拜，所以研究者國小到大學這段期間，與父親 的相處和互動不多，到現在看到路上父女手牽手走路的畫面，依然會使研究 者很羨慕與感動。有時放暑假全家也會過去雅加達找父親，幾次過去的經 驗，當自己真正在異地生活時，研究者才能夠瞭解父親一個人隻身前往異地 生活是多麼地不易。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雖然那邊也有台商，但是有時 候也會勾心鬥角，很難交到真心的朋友。
父親不在家的那段日子，我們主要是透過電話來聯繫，但是因為研究者 父親的個性不是很黏家的人，所以大概一個月打不到十次，或是有大事情
（如：孩子升學）的時候才會比較頻繁地通話。媽媽也很少會跟我們說父親 在雅加達的事情，有時候課業繁重，我還真的會忘記我有個父親在雅加達工 作，那時的生活真的很像單親家庭。每當寒暑假時父親回台灣，他通常都扮 演著陪伴孩子娛樂的角色。也有可能是父親對我們的補償心理吧，每次父親 回來一定都會從免稅店買東西給我們，然後那幾個禮拜也常常去逛街，帶我 們去買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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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在雅加達工作十三年後，在研究者大學四年級時退休回到台灣，在 家休息一年後，又決定要到台南工作。現在父親週末都會回來新竹，如果剛 好我們也有回家，他都會約家人一起出去逛逛花市、百貨公司，或是和母親 一起上來台北和我們去看展覽等等，對研究者來說，其實蠻滿意現在的親子 關係，一方面是研究者已經夠成熟，可以理解父親為什麼不在身邊，也比小 時候更能體諒父親一人獨身在外工作的辛苦和孤單。
就讀大學以來所得到的相關知識，讓我有機會重新反省過去的成長經 驗。因為成長過程中父親長期不在身邊，經常會聽到母親對我們說她覺得很 愧疚；而到現在，父親也常會用物質方面來補償我們。這些行為都會讓研究 者思考，是否到現在，父母親還是認為自己不稱職，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愧 疚和補償行為？我想了解其他相似背景的家庭中會不會遭遇類似的情境，父 母又是怎麼去面對呢?也就是這樣的好奇，引發研究者想要瞭解分偶家庭中 父母親對於親職的認知與實踐是否有所改變的動機。
肆、傳統親職內涵的改變
依照傳統父子軸社會架構演化出的父母親角色內涵與功能來說，認為父 親對家庭的貢獻以經濟為主，並以互補方式表現出與母親不同的親職行為，
也提供了督導及教化孩子的功能（王叢桂，2000），也就是說，父親的職責 為維持一家的經濟以及教化子女。過去國內台商分偶家庭相關的研究顯示，
台商分偶家庭中的父親主要承擔經濟的責任，但在教化子女的部分卻無法有 實際的作為。徐麗賢（2004）的研究顯示出台商的親職實踐程度以「經濟支 持」向度為最高，以「生活照顧」為最低；教化子女的部分則因自己在家中 的長期缺席，而落在留守台灣的配偶身上，因此，在許多的研究中可以看到 台商配偶「母代父職」的說法（沙儷伶，2006；郭姃姃，2006；楊華玲，2005）。 這些研究顯示出在台商分偶家庭中，父親一職幾乎被窄化到賺錢養家的角 色。有趣的是，國內外的研究發現，男性本身對於父職的定義與內涵，已漸 漸從傳統的經濟角色擴及到子女照顧的參與者（王叢桂，2000；Ehrenberg, Gearing-Small, Hunter, & Small, 2001），傾向強調父職的實際參與及實踐，期 待父親不應只是「有參與」的親職角色，還希望是一位全面深入參與的「負 責任父親」（王大維，2000）。而近幾年針對台商父親的研究也發現，這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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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父親不甘心只是扮演傳統所著重的經濟角色，也期待可以在親職上有更多 的交流與付出（鍾佩倫，2010）。
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出台商家庭的父親除了在全球化的脈絡下扮演著商
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出台商家庭的父親除了在全球化的脈絡下扮演著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