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區補習階層化與效益研究的發展與限制

機會補習，這幾年內補習的階層化現象已經逐漸減弱(林大森、陳憶芬，2006；

黃毅志，陳俊瑋，2008；劉正，2006)。

而現在台灣的補習教育也不斷向上及向下延伸，從學科補習、語文補習、才 藝補習、技藝補習、證照補習、升學補習、公職考試的補習甚至也已經延伸到了 研究所、博士班的考試(劉正，2006)，另外也向下延伸至學齡前的補習教育，尤 重於才藝補習或各種能力開發的課程，因為大多數的家長仍相信不要讓孩子輸在 起跑點這個論點，而在學齡前送孩子到補習班補習，所以台灣的補習產業可說是 非常多元化了，甚至已經往上市的公司的方式在經營，並也有的到海外繼續擴展 分班、分校，且國內也有相當多補習班品牌的連鎖加盟店，其補習班營運規模已 經不可小覷，功能也不再只是單純的學科補習，更提供了更多專業的輔導與協助，

使得國人依賴補習班的現象與日俱增。

而現今普遍存在於台灣社會的補習班雖不隸屬於正規教育之下，補習班理論 上應為依附在正規教育系統之外，專為補其不足；但事實上卻也替代了許多原屬 於正規教育之功能，例如補習班的安親課輔班以延續學校課程為主，除了輔助學 生完成學校的功課外，並另外依學生的能力另外安排其他課程，如數學科來說，

學生可以另外要求補習班增加數學能力，例如可以參加數學能力檢定，其檢定範 圍不限定版本及年級，以測驗數學能力為主，可以測出學生的數學能力在全國學 生的百分比；另外現在也有補習班針對全球的 PISA 閱讀及數理能力來開班，輔 導學生如何達到 PISA 要求的能力，而與全球的學生能力互相接軌，符合家長及 學生的教育期望。

第二節 台灣地區補習階層化與效益研究的發展與限制

孫清山與黃毅志(1996)分析「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社會階層資料」的 研究中發現台灣地區家庭背景因素對於教育的影響，主要經由下列三個變項：(1) 接受補習教育的多寡；(2)念書時是否要為家裡賺錢或做工；(3)家庭讀書環境的 優劣。而國中生和高中生參加學科補習項數對往後的升學機會在所有變項中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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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且補習項數會受到社經背景的正向影響。

近年來的研究中發現社經背景越高，參加各項補習及補習項數越高，所以是 否參加補習或補習項數仍受社經背景的高低而影響，也就值得探究(林慧敏，黃 毅志，2009；黃毅志，陳俊瑋，2008；陳俊瑋，黃毅志，2011；郭家華，2012)。

陳俊瑋與黃毅志(2011)發現除了社經背景外，教育期望也是正向影響學生參加學 科補習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父母的社經背景越高，父母教育期望和子女教育期望 也會較高；父母教育期望越高，子女教育期望也會相對較高，為了有較高的學業 成就，子女參加學科補習的機會就會較高；即使控制了子女教育期望後，父母的 教育期望越高而參加學科補習的機會也會越高，(陳怡靖、陳密桃、黃毅志，2006；

黃毅志，1992；黃毅志、陳怡靖，2005；黃毅志，陳俊瑋，2008)。

由文獻中可得知原漢族群、社經背景、父母教育期望、子女教育期望、學科 補習對學業成就都具有高關聯性；不同族群因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父母對其教 育期望與教育參與也會不同，其學業成就表現也就不同，而原住民父母對其教育 期望較漢人低，其學業成就也較漢人低(巫有鎰，1999、2007；李鴻章，2007；張 善楠、黃毅志，1999，陳建志，1998)；而張芳全(2011)中提到不同族群學生的教 育期望若越高，學業成就表現就會越好；其社經背景越高的學生則學業成就表現 也會較優秀，所以學生的社經背景與學業成就有很高的關聯性(江芳盛，2006；

李鴻章，2007；林俊瑩、黃毅志，2008;周新富，2006；紀淑玲，2011；陳建州、

劉正，2001；陳俊瑋、黃毅志，2011；劉正，2006)。過去的研究大部分都著重於 分析高社經背景的家庭藉由其他資源來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但似乎忽略了高社 經背景的家長其本身教育期望就較高，可能影響子女教育期望而增加學科補習機 率，並提高其學生的學業成就(林俊瑩、黃毅志，2008；張芳全，2011；黃毅志、

陳怡靖，2005；劉正，2006)。

父母教育期望越高，越會提高子女的教育期望(江芳盛，2006；李鴻章，2007；

紀淑玲，2011；陳俊瑋、黃毅志，2011；楊肅棟，2001)，因為父母是子女成長過 長中重要的學習楷模，父母通常會將自己的價值觀與期望逐漸內化到女子的成為 模式中，所以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也會促使子女提高其教育期望並獲得 較高的學業成就，劉正(2006)也提到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投資意願越大則亦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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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教育期望。張芳全(2011)也提到社經背景較高的學生其父母期望也較高，

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較高，對學習成就也正向積極的影響；當控制了學科補習參與 後，子女教育期望對學業成就仍有正向的影響(巫有鎰，2007；李鴻章，2007；陳 俊瑋、黃毅志，2011)；如果子女教育期望較低者，及沒有意願繼續升學者，則 學業成就表現明顯低於子女較有教育期望者(劉正，2006)；當控制了子女教育期 望與學科補習參與後，父母的教育期望對學業成就仍有正向的影響(巫有鎰，2007；

李鴻章，2007、2006；陳俊瑋、黃毅志，2011)。

社經背景中的家庭收入和父親學歷都屬中等者的補習機率最高，而父親學歷 特別高者，子女參與補習的機率更明顯低於一般學歷者(劉正，2006)，後續的研 究也發現補習階層化逐漸減弱(林大森、陳憶芬，2006；陳俊瑋、黃毅志，2011；

劉正，2006)，無論來自何種收入的家庭，其支付的補習費用並無明顯的不同，

彰顯出台灣的補習教育在國中生這個階段，階層化的特性已近消失；家庭總收入 的多寡、父母親的最高學歷、父親的職業等具有階層特性的指標，都不再是影響 學生參與補習的重要因素(劉正，2006)。顯而可見社經背景影響補習階層化的現 象已不如以往。台灣因為大多數人都有機會補習，所以補習階層化雖看來減弱，

可是至於上何種補習班、補習費的高低、補習項數等無非又是形成另一種補習階 層化，因為高社經背景的家庭不但可以參加學科補習，而且可以參加升學率較高 或收費較昂貴的補習班，也是很值得後續的研究與探討。

由文獻的研究中也發現補習對學生學習成就的增進，是有明顯的助益，且都 會提升學生日後的升學機會與教育年數(孫清山、黃毅志，1996；陳怡靖，2001)。

而孫清山與黃毅志(1996)的研究發現，國初中與高中職階段，參加補習的項數越 多，則升學的機率就越高(黃毅志、陳俊瑋，2008)，另外，補習對於台灣民眾教 育成就影響之大，可能也是台灣的特色(黃毅志、陳怡靖，2005)。在 2000 年高中 多元入學方案的推行後，學生除了學科外為了學習某項才藝或發展某項專長而去 補習，在藝能科目、學業科目力求專精，學生藉由補習而在推薦甄試上佔優勢(李 鳳儒、詹家慧，2004；陳怡靖、陳密桃、黃毅志，2006)。另外參加補習則能夠提 高學業成就，並增加晉升到較高學習層級的機會(蔡毓智，2002；劉正，2006)。

由劉正(2006)、林慧敏與黃毅志(2009)及陳俊瑋與黃毅志(2011)的研究結果顯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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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學科補習確實會提高學業成就的表現，且劉正(2006)發現父母及子女教育期望 高則參加補習的機率皆將較高，研究中發現補習的效益會呈現遵循邊際效用遞減 的法則；也就是過多的補習的科目及過長的補習時間，不但會造成學生的身心疲 勞，而且會占用學生做功課的時間，造成學業成績的先升後降的結果，補習的效 益降低，所以適當的學科補習時間才能真正發揮補習的效益(江芳盛，2006；黃 毅志，陳俊瑋，2008；劉正，2006)。

過去相關文獻如林大森與陳憶芬(2006)、孫清山與黃毅志(1996)、陳怡靖(2001)、

陳怡靖與鄭耀男(2000)、黃毅志與陳俊瑋(2008)，雖然都有測量學科補習參與，但 是都沒有同時測量父母教育期望與子女教育期望，所以無法控制這兩個教育期望，

已更精確地估計實際學科補習的效益，已無法進一步探討這兩個教育期望變項在 補習階層化所扮演的中介角色。李敦義(2006)雖然有測量學科補習參與、父母教 育期望與子女教育期望，可是，卻沒有同時控制這兩個教育期望變項，以求更精 確地估計學科補習的效益，也忽略了這兩個教育期望變項在學科補習階層化所扮 演的中介變項。

陳俊瑋與黃毅志(2011)的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藉由父母教育期望與子女教 育期望，正向影響學科補習參與，也發現控制教育期望後，學科補習參與學業成 就呈現先升後降，且下降許多，是因為學科補習多的學生往往教育期望較高，因 而提高學業成就的表現；但陳俊瑋與黃毅志(2011)的研究因為原住民樣本不足，

沒辦法把原住民納入分析，也就沒有分析原漢族群影響補習參與的補習階層化。

因此過去台東文獻探討學科補習參與對學業成就的研究很有可能高估學科補習 的真實效益。

國內學生補習人數已有近九成的比率，學生參加補習已逐漸普及化且向上及 向下延伸發展的這個現象，自然也代表著補習教育已不能被單純地視為一種「彌 補正規教育之不足」的教育方式(劉正，2006)，學生參加補習在學業成就上是有 明顯的助益，所以應該要正視學生如何在學校學習與補習之間的學習過程，這也 是很值得繼續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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