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句話說，公民身分最初與民族性、甚至族群性的緊密聯繫，在後
103 J. Shotter, “Psychology and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Belonging”, in B. S. Turner (ed.), Citizenship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1993), pp.126-132.
104 A. P. Cohen,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London: Tavistock, 1985), pp.107-108。
民族的(post-national)與多元族群的現代社會中已經鬆解。現在公民身分
在民族性與族群性之外找到新的運作空間、並且逐漸單獨地運作，而這
空間就是以新的人權概念為基礎。不論如何，從最初的都市生活到現在
的全球生活，雖然生活逐漸地系統化並且遠離土地，但是鼓勵個體積極
參與共同體都是文化認同與個體認同的訴求，而這也不斷地涉及到共同
體成員以及公民身分的重建。
到目前為止，兩岸互動所涉及到的制度化都是涉及到如何確保台灣
民眾權利的規範，甚至如何擴展台灣民眾權利的方案，包括工作、教育
和人權等等議題。但是它們在區域發展的強大趨勢下，是一種積極的結
構重建，還是一種對於大陸所設下的最低防線，也是必須加以理解的問
題。在歐洲整合的歷程中，這兩方面的考量事實上都同時存在，並且是
處於一種張力當中。成員國家在一些歐盟政策上乃是擁有高度的民意支
持與正當性，例如共同安全與外交等等。但是在諸如教育、文化與社會
福利政策上，成員國家也積極地在聯盟當中確保國民的權利105。在兩岸
互動的初步空間中，積極的結構重建以便發展更周延的權利系統對兩岸
社會都是處於相當模糊的階段。因此兩岸互動到目前所涉及到的層面基
本上與所謂的整合仍然有相當的距離，並且存在著似乎難以跨越的界
線。因為不存在一個主權平等的空間，雙方也將不存在積極的結構重建。
在兩岸關係的層面中，並不存在類似歐洲聯盟中的相互主體性。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大國際壓力下，一方面台灣在她的政策中並不擁有
國際法上的法律主權，一方面中華民國台灣於國際現勢中同時也缺少大
部分國際互動的自主性。在整個國際關係與法律系統中，台灣可以說是
陷入兩難的困境，台灣既無法建立自己的主體性也不容易和中共建立起
類似歐盟成員間的相互主體性。但是台灣擁有自己的政治、法律、社會
甚至是文化系統乃是事實，姑且不論中華民國台灣本是一主權獨立的國
105 Se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a Gemeinsam Gestalten, 03.1999 (URL:
http://europa.eu.int/en/comm/dg10/build).
家這一事實，二千三百萬人民的基本人權更是當今國際社會所再次重視
的議題106。正是在這個情況之下，台灣的確必須重新強調並且發展自身
的主體性，以便在全球的不確定性中維護和促進人民的權利系統。在這
個思考的方向上，台灣主體性是不是必然會與國家概念有關，則是在全
球社會中一個嚴肅的議題。
社會成員在全球性中所藉以相互聯繫的現在可以不是宗教或種族等
等因素，而可以是權利的需求與滿足。如果因為訴求中華民族或文化而
主張中國統一，事實上是一種掩蔽權利系統的政治符號，是一種有待解
構的意識型態。但這並不是說中國不能統一，兩岸的統一必須建立在台
灣社會力量的傾向上，並且建構一個關於台灣人民權利系統的永續發展
空間。以台灣獨立建國為志業的想法在相同的邏輯上也是一種有待解構
的意識型態，除了似乎在現實上存在相當低的可能性外，更重要的是必
106 See T. Dunne and N. J. Wheeler (ed.), Human Rights in glob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28.
須思考在全球性中，以國家框架來放置人民的權利是不是唯一的選擇。
例如在經濟區域化的動力之下，區域互動乃形成一個既不是所謂的國內
法律秩序、也不是國際的自然秩序之空間(例如歐洲聯盟)。在這個空間
中，允許多樣性的存在，並且是一種不需要統一在單一國家法令制度之
下的多樣性。它也不是一種無秩序的多樣性，而是透過跨國組織與資訊
網路所整體表現的新秩序。這個秩序當然並不是取代國家與國際的法律
規範，事實上也不顛覆國家與國際的政治程序，但是它畢竟是國家之外
的一種新秩序。在一些新權利內涵(例如工作、治安、環境、族群以及人
權等等)之實踐中，全球性體現從國家統治到社會統治(social governance)
的變化，以非政府組織為基礎的公民社會再次地受到重視107。
公民的認同並不是在真空當中形成的，他必須在與其他人互動的前
提下，才能形成自我的認同。所以公民認同必須以社會的認同為前提。
107 See M. Kaldor,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in T. Dunne and N. J. Wheeler (ed.), Human Rights in glob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95-213.
而在多元社會與多重文化生活中，公民的認同將也是多重的。也就是，「我
們歸給個體的所有力量，以及在個體內在所放置(locate)的力量，必須做
為一種社會力量。個體力量與認同必須被安置在一個區域或地方的社會
活動中。」108。公民被放置(locate)在一個生活秩序上，就是我們前面所
說明的地方性(locality)意涵。地方性可以依公民的認同程度從一個家庭
擴充到社區、鄉鎮、國家、甚至世界。因此，「將自己確認為這樣的自由
個體將有一個責任，即完成、重建社會。在這社會中，他的認同才成為
可能。」109。因此在建構一個新的台灣社會時，一個共同分享的公民權
認同(shared citizenship identity)也將同時逐漸地具體化110。在這自我與社
會的參與、重建過程中，不同意見經過溝通而達成一致時，這意見對於
溝通參與者，就有道德上的遵守要求以及認同的表態。這共同意見在制
108 See J. Shotter, “Psychology and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Belonging”, in B. S. Turner (ed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Theory, ibid., p.127.
109 See C. Taylor, “Atomism”, in C. Taylor (eds.),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09.
110 See E. Meehan, Citizenship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ondon: SAGE, 1993), pp.21-23.
度層面上的具體化，就是法律的建構。因此道德的承諾(moral commitment)
在公民之間，發展一個團結與容忍的意義，並促成共有的公民權認同--也就是一個共同體的意義(a sense of community)111。但是公民對共同體的
意義有所體悟，並不表示他們對原有的地方或鄉鎮喪失了他們的認同或
道德感情。相反地，他們正處在多元認同的情感當中。
因此共同體意義應該發展於法治原則所賴以建立的公分母上，也就
是 J. Habermas 所言的憲政愛國心(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112。對於
Habermas 而言，憲政愛國心表現一個共同體的具體化原則。「多元文化
社會的國家證明了建立憲政原則所必備的政治文化並不要求所有的公民
擁有共同的語言、族群或文化根源，反而是政治文化本身就可以作為憲
政愛國心的共同基礎。」113。而這需要我們已經說明的公民權利與公民
111 See P. B. Lehning, “Pluralism, contractarianism and Europe”, in P. B. Lehning and A.
Weale ed., Citizenship, Democracy and Justice in the New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118-20.
112 See J. Habermas, “The European Nation State: its achievement and its limitations.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sovereignty and citizenship”, Ratio Juris 9(2), 1996, pp.125-37.
113 See J. Habermas,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Praxis International, 12, 1992, p.7.
意識，也就是公民權的實踐。而公民意識之所以能向外表現的內在基礎，
即是運作在日常生活世界觀的認同(identity)取向。「公民並不只是一個法
律上的地位，也就是定義在權利與責任的內容上。它也是一個認同的概
念，也就是說一個會員在一個政治共同生活體(political community)中的
表現。」114。
114 See Percy B. Lehning, "Pluralism, contractarianism and European union", in P. B.
Lehning and A. Weale(ed.), Citizenship, democracy and justice in the new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107-124.
參考文獻
【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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