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歷程

在裁判面，由於貪污犯罪性質隱蔽與懲治貪污的條例不完善，造 成法官裁量權過大；而在起訴面，雖然在刑事訴訟法上，並沒有訂定

「公訴罪」與「自訴罪」的區別，然而在獲取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僅 有的四件自訴案件皆以不受理結案，也就是說基本上貪污案件成案者，

皆先經過檢察官偵察起訴，才會進入法院，得到判決結果。換言之，

就性質而言，判決書是檢察、法院、以及被告三方角力後，而生產出 的文件。而司法從黨國時期的統治工具改革至今，也不過二十餘年，

本節回顧自民主化以來，司法改革的歷程。

司法體系概略而分，共可分成三支--律師、法院、檢察，自威權 時期以來，皆為國民黨的黨國體制所掌控，缺乏獨立性，律師系統在 1990 後即逐步取得實質改革成果，為三支系統中最成功的，但法院 與檢察系統則不然（王金壽，2008a）。1995 年許水德由於地方上對 於查賄表示不滿，開口說出名句：「法院也是執政黨的」，便道盡當年 的狀況。時至今日，「法院是國民黨開的」仍舊為大部分民眾對法院 的印象，如前言所述，林益世一審判決結果出爐後，「黨證說」甚囂 塵上。然而隨著臺灣逐步民主化，亦經歷二次政黨輪替，此間不少人 投身司法改革之中，為司法獨立努力，並取得一定成果。

壹、法院部份

法院體系部份，王金壽（2006；2007b；2008a）梳理過去司法改 革的過程，司法改革的實質起點從 1993 年台中地方法院三〇三室開 始，改革共分成三個面向，事務分配、送閱制度、與人事審議委員會

（簡稱人審會）。在事務分配的部份，威權時期法官分配案件由院長 決定，對於敏感案件，院長能夠分配給願意遵從上意的法官審理，改 革將事務分配回歸法官會議；送閱制度的部份，威權時期判決書擬出 之後，正式宣告之前，仍須上繳經過上級審查，使法官判斷失去自主，

改革派提出「箱子還您，獨立還我」運動，拒絕將裁判書上繳，後司 法院廢止送閱制度；在人事升遷的部份，由人審會決定法官升遷，過 去人審會代表基本上由國民黨所控制，甚至欲升遷者必須加入國民黨 方有機會，在改革派法官進入人審會後，抵制所有有疑慮的升遷案，

有效打破爭議性升遷的狀況。上述的改革使國民黨無法再藉由制度系 統性控制法院體系，改革獲得相當程度的進展（王金壽，2006；

2007b）。

另外王金壽（2007b）認為，法院獨立改革中，當時司法院長施 啟揚之角色十分關鍵，首先施啟揚在司法院長任內，不僅身體力行「不 關說」，也公開反對法官接受關說，且在任司法院長後，便斷絕與國 民黨的關係；其次，施啟揚任命改革派呂太郎任人事處長，使改革能 夠有效推行。

施啟揚任司法院長時，就受命進行司法改革，並為此成立官方改 革委員會，同一時間民間對司法改革的呼聲也逐漸醞釀成行，呼應官 方改革委員會的成立，遂於 1995 年成立「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簡 稱民間司改會），聚集對司改有熱誠的學者專家、律師、民代等人士，

提出全面性的改革藍圖。然而民間提出之藍圖與施啟揚的改革理念不 符，在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破局之後，施啟揚下台（林吉輝，2010）。

也因此，施啟揚在不同團體間評價兩極，對法院體系內部的法官而言，

施啟揚是促進審判獨立的功臣；對民間改革團體而言，施啟揚的改革 步調過於牛步，且官僚主義過重，對民間的介入相當抗拒，以致對施

啟揚多予批判（全民司法改革行動聯盟，1997）。

繼任之司法院長翁岳生，基本上延續施啟揚的改革路線，主要分 兩面向：訴訟制度變革部份，修正三級三審的各自定位，以減輕各級 法官的負擔，寄望能提高審判效率；法院組織變革部份，於 1999 年 舉辦全國司法改革會議，試圖將司法行政與法院整併、確立一元單軌 的司法組織改革方向，然而依此準則修訂的司法院組織法在立法院遭 到擱置，相關進程也隨之停擺（林吉輝，2010）。法院改革進程至此 約告一段落。

貳、檢察部份

相較於法院體系的成功，檢察體系的改革便受到國民黨強力反擊。

檢察體系自 1998 年開始有實質的集體抗爭行動，在此之前皆為個案 抗爭，並且失敗（王金壽，2006），其中具代表性的個案為 1989 年高 新武偵辦之「吳蘇案」、與彭紹錦堅持偵辦之「蕭天讚案」。吳蘇案中 高新武與支持其行動的同仁最終請辭抗議；而彭紹錦因此案獲考績丙 等後棄官改參選公職（湯京平、黃宏森，2008）。在 1998 年之前，檢 察體系共受到國民黨的三波打壓：首先，由於基層檢察人員逐漸脫離 掌控，國民黨意圖修法收回檢察長以外的羈押權，但經大法官釋憲後，

羈押權現縮至法官，檢察官再無羈押權；其次，在馬英九任法務部長 時，曾鼓勵檢察官偵辦買票賄選，導致地方派系反彈，馬英九在國民 黨壓力下辭職；第三波，也是最大一波，接續馬英九之後，廖正豪任 法務部長介入人事，無預警調動八名改革派檢察官（王金壽，2006）。

後在民間司改會推出法官法草案，欲削除檢察官司法官身份，以及法 務部對此幾乎不聞不問之契機下，基層檢察官團結起來，成為改革檢 察體系的基石，但仍舊有不少檢察官順應上層旨意辦案，改革呈現拉

鋸狀態（湯京平、黃宏森，2008）。

2000 年政黨輪替之後，上任之法務部長陳定南，與改革派檢察 官結盟，部份改革派進入決策核心，成為陳定南人事方面顧問。第一 次人事大調動時，陳定南由於並非檢察體系出身，對體系生疏，故重 用檢改會人士與聽從其建議提拔檢察長，給予個體檢察官獨立辦案的 空間，陳定南與改革派檢察官有短暫的蜜月期（陳鴻章、王金壽，2013）。

然而被釋放的檢察權很快失控，接連起訴彭百顯、張燦鍙等綠營首長，

迫使陳定南進行第二次人事大調動，限縮檢察官獨立辦案空間，此次 調動的政治意味濃厚，也使得陳定南與檢改會逐漸分道揚鑣（湯京平、

黃宏森，2008）。同時，陳定南罔顧既有任期規定、破格提拔新人任 檢察長的調動模式，亦引發檢察體系的不滿與反彈，認為其不尊重體 制內固有的慣習，以致於 2004 年大調動以失敗告終。2005 年陳定南 請辭後，繼任法務部長之施茂林為司法體系出身，調度趨於保守，檢 察體系內部的山頭得以存續（陳鴻章、王金壽，2013）。

儘管湯京平、黃宏森（2008）認為，在二次政黨輪替後，結構性 因素的變化，曾具檢察改革意願的馬英九，與形象清新的王清峰，可 望能讓檢察體系更能獨立運作。然而經歷馬英九執政六年，檢察體系 卻有選擇性辦案之嫌，檢察獨立不進反退，陳鴻章（2014）試圖提出 解釋，認為在陳水扁時期為分裂政府，而且存在高度競爭力的政治對 手下，對於權力態度會趨於保守，以穩固自身政治實力為主，比較有 可能讓司法走向獨立；而馬英九時期不僅權力高度集中，而且不存在 具高度競爭力的政治對手，屬於高度穩定的權力結構，權力獨大之下，

便容易傾向壓縮司法的空間。

參、司法改革的進程

換句話說，就司法獨立的進程而言，法院體系的改革較檢察體系 走得更遠，從兩者資料開放的程度亦可見端倪，2000 年之後的各級 法院判決書全文皆可從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查詢獲得，一般大眾 皆可瀏覽；而檢察官起訴書除法務部針對特定案件主動公開之外，新 聞記者欲獲得特定起訴書需申請登記，一般大眾則沒有權限獲得資料。

王金壽（2012a）針對法院改革與檢察改革進程有落差這點，試圖提 出解釋，比較法院改革的社會運動與檢察改革的社會運動，從兩者之 改革派背景、改革的主要訴求、動員的模式觀察，皆十分相近幾無差 異，最重要差異在「被改革者」是否配合，對國民黨政權而言，法院 改革的衝擊遠小於檢察改革，而法院高層--如前述之施啟揚--對於來 自基層的聲音多予採納，並重用改革派法官，所以進展迅速；但檢察 高層則配合當權者對改革派檢察官進行打壓，使改革進程緩慢，2006 年法院組織法修正後的實質進展，卻在政治結構改變下有倒退趨勢。

然而這不意味法院體系已經改革至十分進步的狀態，在法院內部 基層法官改革的過程，並沒有伴隨大量法官請辭、退休的大清洗，換 言之，過去黨國體制訓練出來的法官，仍留在法院體系內部，盤根錯 節，這群人相對資深，已為體制給馴化，儘管改革確實修正了制度，

使國民黨無法明目張膽直接對法院上下其手，但法院體系內部階層化 嚴重，法院改革則並沒有進一步改革內部較為細膩的控制（王金壽，

2007b；2008b），由王金壽、魏宏儒（2012）對於地方法院評議的實 務研究中，發現雖然制度上一件案件之判決結果採三法官合議制，但 在實務運作上最先接觸案情相關卷宗者僅受命法官，故受命法官也是 最瞭解案情的一位，多數審判長尊重受命法官之判斷，不多提見解，

而陪席法官亦因經驗不足、晚接觸案情而鮮少發表見解，合議制隱藏 形式化危機，但並非每個審判長皆如此，仍存在少數審判長強硬引導 判決結果的現象；另一方面，庭長手握考績權，對於意欲升上高院、

最高法院的法官，亦存在配合庭長意向下判決的現象，無疑影響其審 判獨立性，受訪者認為高等法院與最高法院的法官獨立性比地方法院

最高法院的法官，亦存在配合庭長意向下判決的現象，無疑影響其審 判獨立性，受訪者認為高等法院與最高法院的法官獨立性比地方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