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討論

由前述之統計結果可知，有期徒刑的量刑確實受到涉貪金額影響，

由相關性檢定可知，涉貪金額越大，量刑也越重，此項發現與犯罪學 之相關研究成果吻合（陳怡君，2010；林志峰、周愫嫻，2013）。而 研究進一步利用涉貪金額與有期徒刑分類結合成新的輕重判變項，與 政治人物被告黨籍與政治人物被告職位分別進行卡方檢定與多項式 羅吉斯迴歸分析，然而成果不如預期，無論政治人物被告之黨籍或者 職位皆為無顯著。換言之，統計結果顯示「政治人物政黨屬性不一定 對輕重判有影響」與「政治人物職位層級不一定對輕重判有影響」。

不可否認，研究假設無顯著之主要原因為資料個數過少，使假設 成立之條件過於嚴苛。然此研究成果大致上與過去司法政治之量化研 究相符（吳重禮、黃紀，2000；吳重禮等人，2012），地方法院體系 確實相當獨立，就本研究而言，至少在地方法院層級，具國民黨籍之 政治人物若有罪，不必然能獲得輕判。那麼，「法院是國民黨的」真 如文獻所述，為民眾刻板印象？本研究嘗試從另一角度解釋。

從政治人物被告之政黨屬性與職位層級之交叉分析（見表 4-17）， 可以發現無黨籍政治人物之分佈主要集中在村里長層級與鄉鎮市層 級，可初步說明地方派系在這兩層級的影響力不下政黨，且縣市層級 以上，無黨籍被告掛零，這能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為地方派系在縣 市層級公職競選之中，需要政黨輔助，由表 4-17 可見泛國民黨從鄉 鎮市層級出現；另一解釋為縣市層級無黨籍之政治人物，其政治實力 已經足以影響司法（孫銘鴻、吳重禮，2012）。

而具黨籍政治人物中，真正進入黨中央組織運作者寥寥，筆者查 詢結果僅四名，民進黨政治人物部份，時任行政院秘書長之陳景峻，

曾任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為被告中唯一一名中央政務官；高雄市 長陳菊之左右手，時任世運基金會副執行長趙嘉寶，在分類上屬政治 人物幕僚，兩人與民進黨組織的連結較深。國民黨政治人物部份，林 益世任立法委員時，同時擔任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執行長，為馬英 九重要幹部，另一名則為立法委員鍾紹和，曾經從國民黨轉親民黨並 擔任親民黨團幹事長，後又回歸國民黨，相對而言，與國民黨中央關 係較為疏遠。而這四名政治人物當中，民進黨部份：陳景俊涉貪 140 萬，處有期徒刑七年十月，屬一般組、趙嘉寶涉貪 250 萬，處有期徒 刑十九年，屬重判組；國民黨部份：林益世涉貪 6300 萬，處有期徒 刑七年四月，屬輕判組、鍾紹和涉貪 300 萬，處有期徒刑八年，亦屬 輕判組。從這四件個案，似乎能看到輕判國民黨之跡象，因此筆者認 為，現今輿論認為「法院是國民黨的」或「辦綠不辦藍」非單純過去 刻板印象的延續，而是來自於與黨中央有連結之政治人物的判決結 果。

若大膽將政治人物依照「是否與黨中央有連接」區分成中央派與 地方派，依照王金壽（2006）的說法，司法改革的結果造成國民黨沒 有辦法利用司法體系對地方派系提供保障與進行懲罰，政治機會開放 下地方派系自主化，進一步造成侍從主義瓦解，那麼下一個需要解釋 的問題則為：為何有罪被告中，屬於國民黨者呈現壓倒性多數？前文 分析中提到具有三種可能的解釋，一、民進黨對司法更有掌控力，此 昧於事實；二、民進黨確實比國民黨清廉，此略嫌武斷；三、屬於國 民黨籍的政治人物的人口基數遠大於民進黨，若將此解釋稍微修正，

改為地方政治人物屬國民黨者遠多於屬民進黨者。對此，張佑宗、盧 信宏（2014）提出侍從主義轉型的說法，意即隨著台灣民主發展，過 去黨國時期下的侍從主義並沒有消失，而是產生質變，從上對下的階

層關係轉變為志願性交換關係，恩主提供特殊經濟利益與願意提供政 治忠誠之侍從進行交換。而國民黨基於過去的積累，能提供之特殊利 益比民進黨多得多，此便能解釋國民黨失去對地方派系的控制手段後，

大多數地方政治人物仍屬國民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