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污治罪條例

貪污作為一類具政治敏感性的犯罪，我國法律以貪污治罪條例作 為懲治公務員貪污、端正官員貪贓瀆職風氣，而特立之條例，條例之 規範主體為公務員，其地位為刑法之特殊法。自普通刑法中另立特殊 法的目的，在於對公務員之操守加以特別規範，加重公務員貪污之刑 度，以嚇阻犯罪。條例之歷史可追朔至民國初年，袁世凱公佈之「官 吏犯贓治罪條例」，就是以嚴刑峻罰嚇阻犯罪。

貪污治罪條例作為最主要懲治貪污的條例，公務員犯罪依貪污治 罪條例起訴，然而條例本身卻問題重重，依照蕭宏宜（2013）的歸類，

共分成三個面向：貪污治罪條例立法以來既存的結構性問題；刑法上 適用的公務員並無一致性的定義；貪污定義與條文敘述過於模糊簡略，

以致存在若干漏洞與灰色地帶。林書楷（2014）認為貪污治罪條例違 反法治國原則，條例罰則過度強調嚴刑峻法違反罪刑比例相當原則、

犯罪部份構成要件有違明確性原則、新制定之財產來源不明罪有違無 罪推定與不自證己罪原則。許恒達（2014）提出條例當中的主管職務 圖利罪在現行解釋中與收賄罪要件過於相近，但一罪重罰一罪輕罰，

應重新探討圖利罪的構成要件以作出區別。陳又新、林志潔（2013）

指出現今賄賂罪的核心要件「賄賂」或者「不法利益」已逐漸被「對 價關係」給取代，然而對價關係之說來自最高法院判例，非刑法瀆職 罪章或條例具體所載，且判例無進一步闡釋對價之判定標準，造成同 一案件由不同法官審理對價關係也不同，一來一往下罪責差距極大之 結果。

貪污治罪條例存在之種種問題，使法律學界有學者提出應廢除貪 污治罪條例，使相關罪責能可回歸普通刑法。柯耀程（2003）認為貪 污治罪條例為特別法之立因，乃為特別犯罪主體（公務員）與特別犯 罪型態（職務犯罪）而訂定，但歷經數次修正後，條例亦納入非公務 員為規範主體，如條例第十一條；職務犯罪之犯罪型態亦不明確，「貪 污」之概念過於廣泛模糊，與刑法之規定易起混淆，失去作為特別法 之純粹性。鄭善印（2003）比較貪污治罪條例之條文與刑法瀆職罪章 條文兩者，除貪污治罪條例之侵占罪--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侵佔公有 財物罪與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侵佔非公有財物罪--與第六條第一項第 五款非主管事務圖利罪外，其餘主要犯罪構成要件（第四至六條、第 十一條）皆與瀆職罪章雷同，故只要普通刑法補足相關條文，即可使 相關罪責回歸刑法。

就判決結果而言，實務上貪污治罪條例的量刑跨度非常大，以本 研究納入之資料範圍為例，最重者判無期徒刑；最輕者判免刑。紀致

光（2007）分析民國 88、89 年起訴之案件，針對貪污治罪條例中侵 占罪，與普通刑法中之侵占罪（刑法第 336 條）進行比較，發現若就 侵占金額比較，貪污治罪條例與侵占罪之分佈兩者相似；但量刑而言，

以貪污治罪條例定罪者刑期分佈極廣，普通刑法之侵占罪則集中在六 個月至兩年之間；又兩者起訴之定罪率之比較，表面上以貪污治罪條 例定罪比例大於普通刑法之侵占罪定罪比例，然而以前者起訴常常轉 判別罪，故實際之定罪率貪污治罪條例低於普通刑法。根據司法院統 計自 2001 年 1 月至 2008 年 12 月刑事案件，普通刑法定罪率達 87.72%，

而貪污瀆職之定罪率僅 48.52%；若以人數計算，檢察官起訴五名被 告，僅一名能有罪定讞，此數據還未排除以貪污治罪條例起訴，後改 以他罪判刑的例子（監察院，2010）。

綜上所述，可知貪污治罪條例作為懲治官員貪污的特別條例，條 例本身卻存在若干法理上的爭議，實務上則呈現出量刑跨度大、定罪 率低的問題。在此討論貪污治罪條例在實務運作上之爭議，主要目的 並非深入剖析其法理的適用性，此非本文之研究旨趣，而是試圖指出，

由於貪污治罪條例的粗糙以及不完善，加以貪污犯罪隱密特性，使法 官在案情判定與量刑上具有過大的裁量權，相似案情在不同法官心證 下，可能得出截然不同判罪與量刑³。而如同廖元豪（2007）所提出，

法律的引用與解釋過程便是政治的，法官過大裁量權無疑給予法官政 治因素考量與政治力運作的空間，並放大了政治影響的結果。其中最 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前總統陳水扁之「龍潭案」，最高法院對貪污治罪 條例條文中「職務上行為」進行目的性擴張解釋，以總統具有實質影 響力將其入罪，此抵觸刑法之罪刑法定原則，學理上認為目的性擴張 解釋僅能以減輕被告刑罰為目的，除此之外法院的作法具有法官造法

之嫌疑（蕭宏宜，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