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數建構

壹、依變項

本研究欲處理的重要變項為輕重判的判準，以本研究而言將之分 成兩個變項的結合：涉貪金額與判決結果。

(一)、涉貪金額

在前面討論中，對於貪污嚴重程度的測量有以國家為單位的跨國 指標，如國際透明組織之貪污印象指數（CPI）、貪污趨勢指數（GCB）、

以及經濟學人之裙帶資本主義指數等。以台灣內部為測量對象之國內 指標部份，有法務部針對各部公務人員印象進行評比的臺灣廉政指數，

除此之外，也有利用各地方法院一審判決進行地方貪污嚴重程度之評 估（倪福華，2010；廖興中、呂佩安，2013）。

儘管法院判決結果在評估地方貪污方面並不完美，但以判決書為 評估資料的方法仍舊具備參考價值。本研究進一步嘗試將觀察單位縮 小至個人，將貪污嚴重程度化約至個人貪污犯罪行為上，誠然貪污犯 罪或者有情節輕重之分、有簡單複雜之別，皆影響法官量刑，然此方 面的考量難以量化，而但凡貪污必然涉及利益汲取，涉貪金額是一項 相對具體的數據，輿論往往以涉貪多寡評估犯罪者之罪行輕重，故有 效代表貪污之嚴重程度，涉貪金額越高，通常即代表貪污的情節越嚴 重，因此本研究使用涉貪金額為衡量個人貪污輕重的代理變項。

(二)、判決結果

依據刑法第 33、34 條、刑事訴訟法第 309 條以及判決書主文所 載，被告有罪之主刑為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拘役、徒刑能否易科 罰金、罰金、罰金能否易服勞役、是否緩刑等；而從刑部份則有褫奪

公權、服勞役、沒收或追徵財產、參與講習等。以重要程度而言，徒 刑時間、罰金與是否緩刑等為相對重要的變項。此外，能否將刑期易 科罰金對判刑結果相當重要，易科罰金的意思為以繳納罰金的方式取 代原本剝奪自由的徒刑，因此對於大部分人而言，能夠易科罰金的情 況下，即以罰金解決以求省事，但以貪污定罪之被告無可易科罰金的 選擇，因此此變項可以忽略。

1. 刑期

以懲治犯罪角度，徒刑為最重要的刑罰方式，最具犯罪喝阻力，

一般認定輕判重判，也以有期徒刑的時間作為判斷基準，因此本研究 中主要以徒刑時間長短作為判決輕重的判準，被告若處拘役則等同於 有期徒刑。必須說明，從既有與賄選、貪污量刑相關之研究可知（陳 怡君，2010；胡奇玉，2010；監察院，2010；林志峰、周愫嫻，2013；

張志堅，2014），絕大多數涉貪被告之量刑低於法定刑期，若以法定 刑期作為輕重判的判準，那麼絕大多數被告皆屬「輕判」，輕判重判 便失去鑑別度，故本文不擬採取此種判斷方式，而改與涉貪金額作比 較來判定。

2. 罰金

罰金為除了徒刑之外另一主刑，相對而言非每份判決皆有併科罰 金，故此為徒刑之外的補充。

3. 緩刑

根據刑法第 74 至 76 條，若宣告刑為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僅科罰金之狀況下，法官可以裁定暫時不執行宣告刑，此為緩刑。

緩刑量度為二到五年，即若二到五年間若無犯他罪則免除處分。就實 際効果而言，無論緩刑量度為兩年或五年，皆幾乎等於免刑處分。吳 重禮、黃紀（2000）、吳重禮等人（2012）利用「層狀運算對數模型」

將被告分成「有罪有緩刑」與「有罪無緩刑」雙群集進行分析。

貳、自變項 1. 政黨

「法院是國民黨的」、「有黨證就有特權」等調侃式批評，說明一 般民眾對於「司法不公」觀感的源頭，在於黨國時期國民黨對法院的 影響力。回顧臺灣的金權政治，國民黨居中扮演關鍵角色，在維持一 黨獨大時期，以寡佔式經濟特權換取對黨的政治支持（朱雲漢，1989；

陳明通、朱雲漢，1992），民進黨具政治競爭力後，國民黨則往財團 化轉型，形成政商聯盟；民進黨執政時期，對財團、地方派系的拉攏 大抵循相同模式。故既有文獻中，政黨因素為討論要點，吳重禮、黃 紀（2000）、吳重禮等人（2012）之實證研究分析法院判決，對有罪 與否與黨籍的關聯並無顯著，或至少並非通則（吳重禮、黃紀，2000）；

吳親恩（2008a）針對縣議員所作之分析，有罪者屬國民黨籍者為最 多，但民進黨有提升趨勢。與吳親恩（2008a）選取的時間從政黨輪 替前至民進黨執政時期不同，本研究擷取的時間區段為 2011 年至 2014 年七月，為國民黨權力高度穩定的時期，筆者假設，國民黨政 治人物比較有可能獲得輕判，因此被告若屬政治人物，經過競選擔任 公職，則其政黨屬性為重要變項。

若從地方派系進行考量，王金壽（2006）認為在司法改革之後，

國民黨已經沒有如過去黨國時期對法院的掌控力，也失去對地方派系 的約束力，此使長期維繫的侍從主義結構瓦解崩潰。而地方派系自主 化後，會對判決結果產生何種影響，尚且不得而知。

由於判決書本身並無載明政治人物之黨籍，故從判決書得知政治 人物擔任公職的戶籍地與職務後，利用中選會網站、民間利用選舉公

報另外架設之「選舉黃頁」與新聞搜索，得知政治人物之黨籍屬性。

某些案件能得知特定被告為政治人物之幕僚，則以該政治人物之黨籍 計。

2. 職位

職位則為另一個重要的衡量指標。吳重禮、黃紀（2000）、孫銘 鴻、吳重禮（2012）、吳重禮等人（2012）之研究的假設為「選舉層 級越高代表政治人物能動用的人脈越廣，越容易獲得無罪判決」，在 林志峰、周愫嫻（2013）的研究成果中發現選舉層級越高之候選人越 容易被判無罪而樁腳有罪，但相對而言一旦被判有罪則刑期往往比樁 腳更重，因此本研究除以政黨為自變項外，亦嘗試分析政治人物所處 職位對輕重判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