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開港前的臺灣－寧波貿易（1684-1860）
第四節 商人團體的形成
100 Shiba Yoshinobu, "Ningpo and its Hinterland", in G.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97-403, 416-417；陳盈源等口述，陳蘇 整理，〈糖去棉花返〉，收於泉州市工商聯合會等編，《泉州工商史料》，第四輯（泉州：編者，1984）， 頁 158-172；章國慶、裘燕萍編，《甬城現存歷代碑碣志》（寧波：寧波出版社，2009），頁 185。
寧波除了南幫之外，還有北幫的貿易，主要由江西、安徽、山東商人經營，北幫貿易航線主要是 華北沿海、長江流域。
101 Ng Chin-Keong, 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84, p 95-105.
102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二赤崁筆談‧ 商販，臺文叢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57），頁 47-48。
103 有別於大陸以會館、公所、商幫以指稱商人團體，臺灣的商人團體則慣稱為「郊」。郊這個名 稱的出現，很可能是源自閩南語商品「交關」，或者商行之間「對交」，而演變成「郊行」、「郊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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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郊貿易圈的構成〉，發表於日本一橋大學舉辦「Global Trade and Merchant Communities in Eurasia: Transitions from the 18th to 19th Centuries」國際會議，2011 年 3 月 9-14 日。10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北：編者，1966），頁 68-69；臺灣銀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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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甬建設會館碑〉（1796）、〈重修福建老會館碑〉（1870）裡，可以看到經營興化、
泉州、漳州、臺灣航線貿易的福建商人在寧波又另組了兩個會館。在這兩份碑文 中裡面提到了組織新會館的原因與過程：在寧波的福建商人首先有一個八閩會 館，但由於興化、泉州、漳州、臺灣商人人數特別多，因此另外再興建兩個會館，
專供這些地區的商人使用，一個為「大會館」、一個為「老會館」。116 而從〈重 修福建老會館碑〉碑末的捐題署名可以得知，興化、泉州、漳州、臺灣會館底下 還有一些較為活躍的小團體，即溫陵117 糖幫、興化幫、廈門幫、深滬118 幫、
淡水幫。119 由這幾篇碑文可見，臺灣商人在寧波，與興化、泉州、漳州商人的 關係最為密切，因而在寧波共組二個會館，作為處理商務、聯絡感情的平台。而 在這兩個會館底下，這些商人又會依地緣、航線、產業而再組織不同取向的亞團 體，成為募資捐款的單位，如專門從事蔗糖貿易的溫陵糖幫、在臺灣淡水一帶活 動的淡水幫。
不過，在此必須說明的是，由於清代臺灣有許多商人「家在彼（大陸）而店 在此」，沒有真正地定住在臺灣。120 因此即便臺灣－寧波貿易發展到一個程度之 後，「臺灣」成為參與寧波福建會館活動的一個單元，但實際上它不一定指的是 商人的地緣背景，也可能同時具有貿易航線的意涵。所以，參與寧波福建會館中
「臺灣」這個亞團體的，很可能不是「來自臺灣的商人」，而是時常從事臺灣－
寧波貿易的他地商人，如常見的泉州、漳州商人。實際上一直到清末臺灣割讓之 際，在臺灣活動的北郊郊商，在地緣的認同上往往仍以福建的祖籍為主，並以祖 籍地為單位，參與郊內的活動。（參見第四章第四節）
自 1696 年福建會館成立，至 1870 年這段期間，對於來自閩中、閩南、臺灣 的這批商人來說，他們的組織歷經了好幾次的變革，首先是福建會館成立，接著
116 章國慶編，《天一閣明州碑林集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216；頁 243-244。
117 泉州別稱。戴均良等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頁 2941。
118 位於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沿海。戴均良等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頁 2777。
119 章國慶編，《天一閣明州碑林集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243-244。
120 林滿紅，〈清末大陸來臺郊商的興衰：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之一結合思考〉，《國家科學委 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4 卷 2 期（1994），頁 17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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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796 年左右，他們又獨自成立兩個會館，專門處理相關事務，到了 1870 年，
閩中、閩南、臺灣商人的會館底下，又多了以產業、航線區分的幾個新興亞團體，
成為會內運作、募款的代表。這顯示閩中、閩南、臺灣往寧波的貿易，在這段期 間當中是持續成長，且分工可能是日益精細的。
兩地貿易規模的成長也反應在臺灣相關商人團體的發展上，自乾隆 28
（1763）年府城北郊成立之後，到了咸豐 8（1858）年時，艋舺開始有北郊活動 的紀錄。艋舺北郊成立之晚，與北部的開發狀況與產業變遷息息相關，如前面提 到，北部的開發早先以平原地區為主，後因人口滋長而慢慢擴散至山區，才開始 發展藍靛業。不過，由於華中寧波、上海、乍浦等地對於藍靛的需求量很大，繁 盛的藍靛貿易，它很快地就能與舊有的艋舺泉郊、廈郊在北部鼎足而立。121
總括寧波、臺灣兩地商人團體發展的過程：興化、泉州、漳州、臺灣商人成 立新的會館，以及臺灣府城、艋舺北郊先後成立，顯示在臺灣－寧波這個航線中 商人團體的演變，實際上與貿易、產業規模的成長有很大的關係。
121 卓克華，〈艋舺行郊初探〉，《臺灣文獻》29 卷 1 期（1978）頁 190；王一剛，〈臺北的三郊與 臺灣的郊行〉，《臺北文物》6 卷 1 期（1958）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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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1993），頁 246-252；杉原薰，《アジア間貿易の形成と構造》（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96），頁 13-38；Kaoru Sugihara, “An Introduction”, in Kaoru Sugihara, ed., Japan, China, and the Growth of the Asi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50-1949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9.
3 王列輝，《駛向樞紐港─上海、寧波兩港空間關係研究（1843-1941）》（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9），頁 51-54；林滿紅，〈口岸貿易與中國內部的區間關係：1860-1930 年代之經驗〉，收於復 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編，《港口─腹地和中國現代化進程》（濟南：齊魯書社，2005），頁 21。
4 王列輝，《駛向樞紐港─上海、寧波兩港空間關係研究（1843-1941）》，頁 6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