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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臺灣在納入清朝版圖之後，其對外貿易市場從世界轉向中國為主。清初的臺 灣承襲荷蘭時代以來的「農商連體」經濟，且在缺乏人力、技術的情況下，基於 比較利益法則，因而與中國不同區域的市場產生輸出農工原料，再進口各種生活 物資的分工關係。特別是江南地區，在明清時期由於海、河水運、手工業發展等 條件的配合下，成為手工業重鎮以及全國商品匯聚之處。臺灣一方面向此地輸出 農工原料，一方面也由此進口手工製品、生活物資。而在江南諸多城市、港口之 中，寧波位於江南、中國沿海、日本等航線的要衝，長年做為航運樞紐所積累的 成果，使其成為江南一帶的商業重鎮之一，是臺灣在江南市場中最重要的貿易對 象。
本文考察整個清代臺灣與寧波的貿易發展歷程，並且透過其發展脈絡了解臺 灣與江南地區之區域分工關係、清代臺灣往華中、華北之中式帆船航運如何轉運、
商人如何經營對寧波之貿易等問題。以下將從航運、商品、商人三方面來論述本 文之研究成果。
一、 航運
清初臺灣對寧波的航運長期以來因正口制度的限縮，而集中於少數幾個港口，
最初僅限於府城鹿耳門一港，後來隨著土地開發與經濟發展，而漸次開放鹿港、
八里坌、烏石港、海豐港作為正口。正口制度發展到道光年間，由於經濟發展與 臺運廢弛等因素，已無法有效約束船隻在正口內進出，地方廳縣政府基於財政上 的需求，也傾向默認船隻從區域私口偷漏的事實，並就地合法，設為小口，以抽 取稅金。正口制度的崩壞與小口的出現，使臺灣往寧波的貿易逐漸從過去的正口 往各地區域性港口擴散，但大體上來說，規模較大者仍以府城、鹿港、艋舺三處 為主。
到了 1860 年開港以後，隨著南部府城、打狗、北部淡水、雞籠開設通商口 岸之後，港口的結構與各港對寧波貿易的強度也因此重整，形成分別以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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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打狗、淡水、雞籠，與傳統正口－鹿港為核心的不同港口系統。通商口 岸所構成的國際港市圈具有獨立的對外貿易機能與較大的貿易規模，與寧波的貿 易關係也更加密切，有時也會轉介鄰近港口往寧波的貿易，如竹塹的蔗糖會透過 淡水轉運出口。傳統港市貿易對象雖然以福建地區為主，但也有不少與寧波有貿 易往來者，鹿港是其中貿易規模最大者。而各地的小口，以竹塹、苗栗、北港、
東石、東港等港口較有代表性，這些港口在對寧波的貿易上，有些因為對寧波貿 易規模較小，而與鄰近的大港維持半獨立半從屬的關係，如竹塹、苗栗，這些港 口有少量的直航寧波貿易，但大多時候仍透過北部的淡水轉介。有些則由於對寧 波貿易規模較大，而呈現幾乎獨立往來的關係，特別是東石，其腹地嘉義一帶在 道光年間以來，由於龍眼（桂圓）產業的發展，而成為南部沿海一帶往寧波出口 龍眼的重鎮，大多直接將龍眼運往寧波，鮮少經過臺南府城轉口。
最後談寧波在清代臺灣國內外航運上的重要性。在五口通商以前，寧波為官 方指定對日貿易對渡港口，臺灣的直接對日貿易衰微之後，寧波便是臺灣往日本 的重要轉口港。這個功能雖然在中國對外開港通商之後便無用武之地，但其在國 內航運方面，仍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這主要是因為寧波港口條件良好，地近長 江與中國沿海交會之處，且為沿海航線的中點，來自四方的船隻聚集於此地，轉 駁各種貨物。即使在開港西方資本進入中國、新式航運技術引進之後，它對外貿 易的功能大部份被上海取代，但在國內貿易的部份，由於在地商人的商業慣性、
人際網絡，節省大量交易成本、風險，且西洋船隻無法取代中式帆船的機動性等 原因，它仍然是中國沿海一帶中式帆船聚集的中心，至清末每年仍有上萬艘船隻 進出。而從臺灣海關人員所蒐集來的資料中可以看到，臺灣許多港口中式帆船對 寧波其貿易量往往僅次於最高的泉州、福州，是福建以外最重要的貿易地區。足 見其對於清代臺灣的外貿來說，無論是在商品市場或航運上，都具有相當大的影 響力。
二、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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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朝領有臺灣，截至 1895 年割讓日本為止，臺灣對寧波的貿易，大體上 是在交換區域性商品、農工原料、手工製品的架構中進行，即臺灣輸出區域性商 品、農工原料，與寧波交換當地或其他地區特產、手工製品。如臺灣的蔗糖、藍 靛、麻、鹿皮、龍眼、薑黃，寧波一帶的棉、絲、麻紡織品、水產品、草蓆、酒 類、加工食品、紙類、五金等等。而從方志或者其他貿易資料上看到的寧波出口 商品，其做為一個各地中式帆船匯聚的中心，在商品來源的多元性上完全展露無 疑。此外，不同區域間對寧波的貿易，隨著臺灣南北各地風土不同，交換的商品 種類也因此會有所變化。如以旱田為主的南部，輸出蔗糖居多，到中、北部，隨 著水田的比例多寡，而有稻米、雜糧等不同商品。特別是僅生產稻米、苧麻的噶 瑪蘭地區，稻米是其與寧波貿易的主要商品。至於由寧波輸入臺灣的商品，從各 區方志來看，江南各地的絲、棉紡織品是最為大宗的輸入商品。其次則為酒類、
皮蛋、火腿等技術層次較高的加工食品，以及由各區域匯集至寧波的商品，如藥 材、土產等。
到了開港之後，隨著臺灣山區的開發，島內市場擴張、加入世界貿易體系等 因素，兩地交換的商品種類也因此有所變化。這個趨勢在 1880 年至 1895 年這段 期間達到高峰，最為顯著的為藍靛、各種油類、薑黃、大甲席、棉花。藍靛與油 過去為臺灣輸出至寧波的重要商品，到開港之後，其出口量相繼衰退，到 1880 年後甚至反而大量從寧波進口至臺灣。此外，在這個階段過去在此航線貿易中發 展相當穩健的蔗糖、棉布市場，也分別因為貿易市場開放，香港火車糖、日本棉 布加入競爭，因而受到衝擊，特別是蔗糖，由於香港火車糖因為機器大量製造，
價格低、品質更佳，使臺灣、福建蔗糖在寧波市場一蹶不振，除少數幾年景氣曾 短暫回春外，一直到 20 世紀都未再挽回頹勢。
大甲席的出口與棉花的進口，則反映了島內手工業萌芽的可能。大甲席的生 產雖起於乾隆嘉慶年間，到清末才有稍具規模的生產，並且向外輸出至本為草席 生產地的寧波。過去僅從寧波輸入布料的臺灣，開港以後無論南北都有從寧波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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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棉花的紀錄，且數量不少。由海關報告可知，島內已有生產布料的紀錄，原料 除了本島所產的鳳梨纖維外，也有來自寧波、上海等地的棉花。不過，從清末、
日治初期的相關貿易資料來看，在這些產業發展的同時，臺灣仍然同時持續向寧 波進口成品，如各種布料、草席。整體來說，這個時期的手工業發展，對於臺灣 與寧波，甚至江南的分工關係，並沒有引起全面以及絕對性的影響。
三、 商人
在清代臺灣、寧波貿易發展的過程中，從目前現存的資料可知，相關商人團 體的發展有很長的一段空窗期，一直到乾隆 28 年（1763）才有第一個商人團體
－府城北郊出現，此後接連在乾隆 48 年（1783）、咸豐八年（1868）才陸續有臺 灣商人參與寧波福建會館、艋舺北郊成立等活動紀錄。
會館與北郊的組織，將商人依地緣、貿易航線、產業等關係聯繫成大大小小 的群體，成為會館、北郊內處理事務、募款的單位。在清末割讓臺灣之時，艋舺 北郊商人洪騰雲就憑藉地緣上的人際網絡，而獲得泉州同鄉的協助，在大陸繼續 經營北郊貿易。到日治初期，艋舺北郊商人仍以祖籍泉州三邑為名義參與地方事 務。地緣的連結也影響了臺灣商人在寧波的活動，他們在當地主要與興化、泉州、
漳州商人較為親近，而且除了參與屬於全福建人的八閩會館之外，又獨立擁有兩 個會館，做為這四府商人聯絡的平台。而在這兩個會館底下，這四府的商人又會 依航線、商品的不同，產生一些次團體，如溫陵糖幫、淡水幫、興化幫。
在開港之後，面對外國資本的競爭，府城、艋舺北郊商人在貿易上，採取各 種的措施以因應變局。有些府城商人嘗試與洋商合作，擔任買辦以賺取傭金，並 尋求稅率優惠與法律庇護，以節省貿易成本並厚植實力。其中也有商人以此方式 經營對寧波的貿易，如沈鴻傑。
大部分的商人則透過原有的人際網絡、商人團體運作，聯手杯葛洋商、壟斷 商品價格、建立委託貿易關係等方式，以維持貿易上的優勢、降低交易風險。同 時，這些商人也能即時吸收新的通訊、交通技術，如輪船、電報，以加快商品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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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訊息流通的速度。
清末寧波在國內的商業、航運地位能夠維持不墜，而臺灣、寧波兩地中式帆 船貿易的興盛，很大程度上來說可以歸功於商人組織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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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一、史料
（一）、日文
「答客問艋津前後商況」，《臺灣日日新報》，1898 年 5 月 21 日。
「福員之秋」，《臺灣日日新報》，1897 年 7 月 21 日。
上野專一編纂，《支那貿易物產字典》（東京：丸善商社，1887）。
大藏省理財局編，《臺灣經濟事情視察復命書》（東京：忠愛社，1899）。
井上陳政編，《禹域通纂》下，（東京︰大藏省，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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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井友兄，《臺灣財務視察復命書》（東京：大藏省印刷局，1896）。
吉井友兄，《臺灣財務視察復命書》（東京：大藏省印刷局，1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