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傳統暨黃富三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頁 9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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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空間上來說，則主要聚焦對福建一帶的貿易。整體而言，仍缺乏長時期、針對 不同貿易區域的觀察。對於在臺長期發展的中式帆船貿易，以及其貿易網絡、貿 易商品，也仍欠缺較細緻、全面性的觀察與討論。若欲構築清代兩岸分工、商品 交換的圖像，無論在時間、空間等層面上，都有許多等待補充的空白。尤其是福 建以外地區與開港以後的中式帆船貿易。如長期從臺灣進口大量蔗糖、藍靛，並 大量出口紡織品至臺灣的江南一帶，便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區域，特別是傳統帆船 貿易繁盛的寧波。6
位於浙江東端的寧波，在江南是以航運著稱的城市，也是浙江最大的港口，
從宋代以降長期為官方對日貿易的指定港口，在清代同時也是中國沿岸、長江航 運的重要節點。由於政策、位置、港口等多種條件的加持，使得此地匯集各方船 隻，成為各地商品的聚集中心。事實上，臺灣與寧波的貿易也相當繁盛，從清末 海關資料、日人調查報告來看，寧波與臺灣多處港口的中式帆船貿易量，往往僅 次於福建地區各港。換句話說，寧波是臺灣在福建以外，貿易關係最密切的地方。
這顯示臺灣在中國沿海的中式帆船貿易網絡中，寧波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節點。因 此，如果能了解寧波對清代臺灣對外貿易有何重要性，將可以充實清代臺灣中式 帆船對外航運、貿易的研究基礎。
基於對清代兩岸貿易、區域分工、中國沿岸中式帆船航運等議題的關注，本 文將以臺灣與寧波間的貿易為主軸，在論述上以臺灣作為主要的觀察視角，探討 寧波在清代臺灣的對外貿易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其次則是探討臺灣與寧波、鄰 近華中一帶如何產生區域分工上的連結，寧波又如何發揮航運轉運站的功能，使 臺灣透過寧波與中國其他區域聯繫並交換商品。
二、 研究回顧
本文將有關清代臺灣與寧波的貿易，首先要回顧的是明清中國區域分工的研
6 唐立著，何鳳嬌譯，〈清代臺灣南部製糖業的結構─特別以 1860 年以前為中心〉，《高市文獻》
（2005），頁 47-98；蔡承豪，〈從染料到染坊─17 至 19 世紀臺灣的藍靛業〉（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歷史系碩士論文，2002）；李勁樺，〈土洋大戰─清代開港後臺灣的紡織品貿易〉（國立政治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Shiba Yoshinobu, "Ningpo and its Hinterland", in G.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ity in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9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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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宮田道昭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中國沿岸部の市場構造〉這篇文章當中，首 先介紹了明清中國沿岸市場形成的背景，以及這個市場的架構，在這個架構底下，
中國沿岸貿易分為南洋與北洋兩個貿易體系，因此這兩個體系以江南為中介點，
進行大豆、棉花與砂糖的交換。7 在這篇文章當中，宮田道昭點出了寧波在南北 航線中，作為轉運港的重要性，但宮田道昭並未將當時的臺灣放置在這個市場結 構下討論。與華南地區同為砂糖產地的台灣，如何與中國沿海各區域市場互動，
特別是作為轉運港的寧波，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之一。
有關臺灣在清代中國沿岸市場結構中的角色，在山本進的研究當中則有了進 一步的討論，在〈清代福建の商品生産と臺湾米流通〉這篇文章當中，則從米禁 的問題來探討臺灣─福建─江浙三個區域的分工問題，在米禁實施期間，臺灣、
福建、江浙三地，形成以福建為中介點，由臺灣輸入米至福建，福建將糖販至江 浙，再由江浙將臺灣所需的紡織品賣至臺灣。8 山本進認為：這樣的分工結構在 米禁解禁，臺灣能直接與江浙地區貿易之後，產生巨大的變化，臺灣與福建原本 緊密貿易關係開始逐漸鬆脫。在這篇文章當中，在三地的分工結構上，只談到了 米、糖、紡織品三種商品的流通，且單以米禁的因素來看福建與臺灣的貿易關係，
作為兩地貿易衰退的唯一因素，說服力不夠充足。但從這篇文章可以注意的是，
早期未開放兩地直接對渡時，福建在臺灣─寧波貿易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
福建對兩地貿易的重要性，在林滿紅〈清末大陸來台郊商的興衰─臺灣史、
中國史、世界史之一結合思考〉這篇文章當中，有更進一步的訊息，文中透過泉 州寧波郊與仗輪局信稿《尺素頻通》的例子來分別說明寧波對於泉州貿易的重要 性，進而影響泉州對台灣的貿易，以及台灣與寧波貿易關係之密切。9 由此可以 看到在台灣與寧波的貿易之中，除了直接貿易之外，福建商人也具有相當大的影
7 宮田道昭，〈十九世紀後半期、中國沿岸部の市場構造─「半植民化」に関する一視点〉《中国 の開港と沿海市場─中国近代経済史に関する一視点》（東京：東方書店，2006），頁 80-86。
8 山本進，〈清代福建の商品生産と臺湾米流通〉《清代の市場構造と経済構造》（名古屋：名古 屋大學，2002），頁 134-156。
9 林滿紅，〈清末大陸來台郊商的興衰─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之一結合思考〉《國家科學委員 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4:2（1994），頁 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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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
在宮田道昭與山本進的文章當中，可以粗略地了解整個中國沿岸以及福建、
寧波、臺灣三地的貿易關係，但在近年清代臺灣產業史的研究中，特別是在藍靛、
紡織品這兩個產業，對兩地的產業分工狀況有了更多的說明，相關的研究有蔡承 豪〈從染料到染坊─17 至 19 世紀臺灣的藍靛業〉、李勁樺〈土洋大戰─清代開 港後臺灣紡織品的貿易〉。在蔡承豪的文章當中指出，臺灣與福建雖然關係密切，
但在糖與藍靛的生產上都具有競爭的關係，因此這兩種商品的市場便不在福建，
而在寧波或者其他地區。10 而在李勁樺的〈土洋大戰─清代開港後臺灣紡織品 的貿易〉當中，則談到清代臺灣在開港之後中國土布與洋布在進口市場上的競爭 關係。在這篇文章當中，透過對中國土布的產地的分析，可以看到福建與江浙地 區的分工差異，福建與江浙地區雖然同樣出口布料至臺灣，但在市場上卻有所區 隔，福建地區主要生產日常用的平價棉布，而盛產絲織品的江浙地區則以高級布 料、綢緞為主。11 從這兩篇文章來看，若要考察清代臺灣與寧波之間的關係，
除了思考臺灣在清代中國沿岸市場結構當中，所坐落的位置如何。另外也必須將 臺灣本身的地域發展差異，與輸出入商品的市場，一同列入考量。
通商口岸是近代中國經濟史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同為通商口岸的寧波與臺 灣，分別在1844 與 1860 年成為通商口岸，在這個議題上也各自累積許多研究成 果，有關寧波的研究主要聚焦於寧波─上海兩港口之關係。
在這方面相關的研究有Susan Mann（曼素恩）的The 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12 斯波義信的〈寧波から上海へ〉、13 王列輝的《駛向樞紐 港─上海、寧波兩港空間關係研究（1843-1941）》。在Susan Mann、斯波義信的
10 蔡承豪，〈從染料到染坊─17 至 19 世紀臺灣的藍靛業〉，（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
2002）。
11 李勁樺，〈土洋大戰─清代開港後臺灣紡織品的貿易〉，（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1）。
12 Susan Mann, “The Ningpo Pang and Finacial Power at Shanghai ” in Mark Elvin, G.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hinese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dford: Standford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73-96.
13 斯波義信，〈寧波から上海へ〉《中國都市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18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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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當中，兩人分別以上海的金融事業、上海城市發展這兩個不同的角度，來探 討開港後江南的商業中心從寧波過渡到上海的問題，這兩篇文章都注意到了表面 上寧波雖然因為上海的快速發展而失去往日的榮景，但實際上上海商業圈的核心 份子為寧波商人。由此可見，在地理上，寧波雖然不再是江南最大的港口，但寧 波商人長久以來所積累的商業網絡仍持續發揮其影響力。寧波商人在兩地貿易上 的影響力如何，將是本文所欲探討的。
而在王列輝的專書當中則談到開港以後上海、寧波兩地的空間關係變化，上 海雖然在自然條件上不若寧波來的優越，但由於上海地處中國沿海與長江的交叉 點，比寧波更具腹地、區位與貨物集疏運上的優勢，因而逐步成為沿海第一大國 際港口，寧波則逐漸成為以對內貿易為主的內向型港口與上海的支線港。14 在 這本書中可以看到開港以後寧波港口地位的轉變，這個轉變的過程，對寧波與臺 灣的貿易究竟產生什麼影響，將是本文所關注的焦點之一。
臺灣地區的口岸研究自1970 年代以來已累積許多成果，相關的作品有林滿 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戴寶村《清季淡水開 港之研究》、15 林玉茹〈從屬與分立：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 制〉16 等。
林滿紅的《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探討開港 後茶、糖、樟腦這三種產業在臺灣的分佈、出口市場、生產技術、運銷方式，以 及對當時社會、經濟等層面的影響。在這本書當中林滿紅指出了北部茶、樟腦業 成長，南部糖業出口衰退，進而造成經濟重心北移的情況。17 開港貿易後臺灣 再次走入國際市場，連帶造成一些產業的消長，如北部的藍靛與茶，相關的貿易 是否連帶受到影響？例如寧波與臺南的蔗糖貿易、寧波與淡水的藍靛貿易，將是
14 王列輝，《駛向樞紐港：上海、寧波兩港空間關係研究（1843-1941）》（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9）。
15 戴寶村，《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4）。
15 戴寶村，《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