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壹、兩岸新的政經發展情勢對珠三角臺商移居家庭跨界移動有何影響
珠三角臺商子女跨界流動的學習經驗，源自他們跟隨父母移居到大陸地區。
兩岸政治關係、經貿政策與全球經濟情勢，左右他們的父母及自身是否繼續跨界 移動。2008 年 5 月，臺灣再度政黨輪替執政，兩岸關係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該年 6 月，兩岸簽署《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臺灣旅遊協議》，7 月啟動週末 包機，12 月實現「三大通」；2010 年 6 月，兩岸又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 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 ECFA），短短兩年開 啟了兩岸新的經貿關係。在大陸經濟發展政策方面，國務院在 2008 年通過《珠 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2011 年啟動《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2011-2015 年）》（簡稱十二 五計畫）。
在珠三角產業環境方面，2007 年中國大陸政府修訂《勞動合同法》，提高 勞動力成本；2008 年受「全球經濟風暴」侵襲，不少企業歇業關廠，加上廣東 省政府提出產業「轉型升級」政策，高污染與低附加價值的傳統產業在該地生存 空間愈來愈小；2009 年末，全球經濟逐漸回暖之際，受到「西部大開發、80 後 農民工世代價值」等影響，沿海發生民／技工荒；2010 年，富士康接連發生民 工自殺事件，掀起沿海企業的加薪潮，再次拉高勞動力成本；2011 年，大陸受 人民幣升值、工資及原料上漲、融資難度增加、國外訂單減少及歐美債信風暴等
影響，吹起一波「製造業寒流」，經濟情勢比 2008 年全球經濟風暴更嚴峻，東 莞臺協謝慶源會長預估至少會有 1 成臺企工廠停工（十月前東莞臺商恐 1 成關廠，
2011 年 7 月 20 日；製造業寒流凍傷東莞眾企業，2011 年，7 月 20 日）。前述 諸多因素使珠三角的投資與經營成本愈來愈高，區位環境條件（土地、勞力、租 稅政策）不如以往，逐漸出現新臺資企業進駐不易、舊臺資企業轉擴移等現象。
在上述全球及兩岸經濟發展背景下，易受經濟景氣循環影響的珠三角臺商家 庭3，由於遷移時間仍短，絕大多數頻繁的往返兩岸（曾嬿芬、吳介民，2006）。
本研究欲了解珠三角臺商移居家庭在兩岸臺商移居大陸的政策結構限制下（投資、
就業、入出境、居留、教育），如何在有限條件下尋找出路？是繼續扎根當地、
回流臺灣、遷移內地或轉往他國？在臺商家庭展現跨界移動的主體能動性時，其 身分認同意象是否因空間移動／駐足而產生變化？若產生變化，是怎樣的身分認 同意象？而臺商對家庭及子女教育的安排為何？如此安排對子女跨界流動之學 習經驗及其身分認同意象有何影響？
貳、珠三角臺商移居家庭的子女教育選擇對其子女身分認同意象形構 有何影響
珠三角是臺商最早到大陸投資設廠的地區，也是臺商在大陸聚集人數最多的 地區之一。然而，當時（1987-2000 年）珠三角的生活及教育環境遠不如現在完 善，子女教育是臺商家庭的一大問題。臺商在諸多考量後，多半選擇隻身到該地 投資設廠或經營管理，把子女留在臺灣接受教育，與配偶及眷屬分居兩地；少數 臺商則攜家帶眷到投資地，把子女送至大陸當地學校或國際學校（劉勝驥、陳英 杰、楊慧文，2002）；臺校在 2000 年成立後，珠三角臺商多了一項承繼臺灣文 化價值及兩岸政府共同承認學歷的子女教育選擇，更多臺商家庭為促進家庭和諧、
改善身心健康，舉家遷移到珠三角。
又經歷 10 餘年發展，珠三角的生活品質及教育環境益加完善，許多臺商對 子女教育的選擇，不再單向關注於臺商學校上（吳建華，2009）。至 2011 年上 半年為止，廣東省臺資企業共計 24,576 家，常住臺商人口超過 20 萬人（陳思豪，
2011）；2008 年，廣東省臺辦公布就讀該省各級學校的臺商子女超過 1 萬人（陳 國興4，2008）。由上述廣東臺資企業數、臺商子女就讀廣東各級學校人數及臺 商學校學生數可推知，多數臺商家庭把子女送進大陸當地學校，而非選擇象徵臺
3 珠三角臺資企業的產業型態多為「中小企業」及「傳統製造業」，易受區位環境條件、經濟景 氣循環影響而關廠停工或倒閉。
4 陳國興為現任廣東省臺辦主任，故上述相關數據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
灣認同的臺商學校。子女教育選擇是家長身分認同的重要展演行為之一，這是否 代表臺商在跨兩岸移動的環境下，開始轉向大陸認同？若非如此，哪些因素使臺 商為子女選擇與自身文化價值差異較大的學校教育？而當子女的學校教育內容 與臺商的身分認同意象發生矛盾或衝突，臺商又如何透過家庭教育解決此一問題？
準此，本研究關懷的問題有：臺商家庭的子女教育選擇與家長的身分認同意象有 何關係？目前 3 種學校類型的臺商子女教育模式，各帶給臺商子女何種身分認同 意象？臺商子女在跨界流動就讀同一或多種類型學校後，他們身分認同意象的
「跨界」與「劃界」歷程為何？這個歷程，哪些因素強／弱化他們原本的子女教 育決定，而選擇繼續就讀原學校或轉學至其他類型學校？
參、珠三角臺商子女跨界流動的學習經驗對其身分認同意象有何影響
經濟全球化時代，經常跨空間移動成為人們生活的常態。而實體發生空間移 動時，身分認同意象也常隨之流動（石之瑜，2001：66）。以我最近兩年觀察臺 校臺商子女跨界流動學習的個案為例，初步發現地理空間承載的文化內涵，以及 人境互動產生的情感依附，形塑了臺商子女對地域及自我身分的認同意象。例如：
2011 年 5 月有一位當時即將從臺灣某私立大學畢業的臺校校友5返校探望師長，
他表示臺灣的經濟格局太小，服完兵役後會馬上「回」大陸就業，自認有多年在 大陸生活及學習的經驗優勢，可以很快融入當地，為企業進軍大陸內銷市場。對 於這 4 年在臺灣就讀大學的學習經驗，他以「海外留學」來描繪自己剛到臺灣讀 大學的環境陌生感──「身在家鄉為異客」。因為他從國小就在深圳、東莞長期 生活，與臺灣親戚較少互動，又沒有臺灣當地同學，需要一段時間建立新的社會 網絡；反而在深圳及東莞有一些大陸及臺灣同學，並認識父母在臺商圈結交的多 名長輩朋友。對他而言，主要求學階段在珠三角的成長經驗，深刻形塑他的社會 關係與地域認同，因而有「日久他鄉是故鄉」的認同意象。
另一名擁有跨界流動學習經驗的國小學生，2010 年升上小學六年級轉到臺 校，我經常在學校餐廳與他們父女交談。她在《我對兩岸教育的一些體驗》6的 校刊文章中提到：從小因父親工作的變動，成為走南闖北的學生，對於兩岸師生 的族群互動、教育內容與形式有很深刻的描述。她轉回臺灣教育體系的臺商學校 後，因思想及口音當地化而在同儕中受到排擠，成為班級中疏離的「他者」，這
5 該校友幼兒園在臺灣就學，國小 6 年都讀大陸當地學校，國中及高中皆在臺商學校就讀。國 中之後轉到臺商學校，是父親希望他返臺讀大學，跟臺灣有更多的接觸。
6 該文發表於 2011 年 5 月，全文可參閱：
http://www.td-school.org.cn/epaper/2008/list.asp?unid=1560
使她懷想在北京就學時，受到大陸同學的熱情相待，甚至視她為「自己人」的同 胞情。
我是一個為了求學而走南闖北的學生。在深圳入學，接著隨父親工作的 變動而轉學到北京。身為臺灣人，最終還是回到臺灣的教育體系。在大 陸這塊土地上，我深刻感受到兩岸教育的一些差異。
兩岸學生的行為舉止有較大的不同。我在大陸學校待的時間較長，音調 帶有北京腔，一般人不知道我來自臺灣。當大陸同學知道我是臺灣人時，
都很歡迎我的到來。孩子還是天真的，我的感覺是主客相待，他們偶爾 開開玩笑，說我是國民黨，但在學校裡，同學還是很歡迎臺灣學生的。
在班級裡，我照樣有屬於我的地位，同學也沒有把我當外人看。
來到臺商學校後，我發現這邊學生的思想和大陸的學生不同，臺灣學生 有話直說，有些同學還會模仿我的北京腔，還會用臺語來講我是大陸學 生，或跟我過不去。以後從大陸當地學校轉回臺商學校念書的臺灣學生 一定會越來越多，我希望臺灣同學慢慢接受他們，改變一下歡迎他們歸 來的方式。
由上述個案可知，臺商子女從小在臺灣及珠三角的跨界流動經驗，形塑他們 不同於本島臺灣學生的學習經驗、社會網絡、地域情感及生涯規劃意象。基於此，
本研究欲探討臺商子女跨界流動的學習經驗與身分認同意象之交互影響，了解跨 空間（珠三角、臺灣）的社會與家庭環境、跨類型學校（臺灣本島學校、臺商學 校、大陸當地學校、國際學校）的學習經驗，如何形塑他們的身分認同意象？此 一身分認同意象又如何影響他們未來的跨界流動（教育選擇、生涯規劃）？
肆、臺灣政府及臺校有必要深入探究多數珠三角臺商移居家庭為何讓 子女就讀大陸學校
1999 年 12 月，教育部楊朝祥部長在立法院公聽會聽取東莞臺商陳情，他基 於臺商子女在大陸學校就學，將來返臺升學、工作或定居，可能會對生活適應、
學習銜接及生涯規劃有不利影響，宣布認可任用臺灣校長、教師及使用臺灣課程 的臺商學校在大陸地區設立，並將其視為臺灣「國民教育」的延伸（陳金粧，2004）。 由於臺商學校具有替臺灣政府在大陸地區辦學的特性，在 2000 年開辦前，臺灣
學習銜接及生涯規劃有不利影響，宣布認可任用臺灣校長、教師及使用臺灣課程 的臺商學校在大陸地區設立，並將其視為臺灣「國民教育」的延伸（陳金粧，2004）。 由於臺商學校具有替臺灣政府在大陸地區辦學的特性，在 2000 年開辦前，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