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臺商子女跨界流動的學習經驗及其身分認同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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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潘慧玲博士. 珠三角臺商子女跨界流動的學習經驗及其身分認同意象. 研究生：吳建華撰. 中華民國一 ○ 三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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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謝誌當論文還在龜速爬格子時，我期待書寫「謝誌」的那一刻，這一等花了四年。預想提筆時，必定激情澎湃、熱血橫溢；真正落筆時，卻異常平和。因為，論文完成的那一刻，我意識到學無止境、止於至善。不過，我要肯定自己在工作的同時，仍持續學術學習，並跑完馬拉松全程，完成學位論文。即便，學位在當今臺灣社會不太有「鍍金」效應，但對我的意義，是一種「堅持不懈」態度的認證。論文完成，除了自身努力，指導教授的引領更是關鍵。潘慧玲老師對我的指導，不只是論文寫作，我在修課及擔任教學助理、研究助理的過程，如沐春風的學習她的理論觀點、研究方法、領導模式及工作態度，讓我在論文寫作、工作投入及待人接物上，有正面積極的人生態度。由衷感謝潘老師「有教無類」的讓我進入潘門家族，有幸一路追隨學習。即便後來長期在大陸工作，無法親炙學習，但我仍定期收聽「一週教育論壇」電臺節目，更新自己的教育思路。另外，我要感謝口試委員對本論文剴切斧正：陳伯璋老師長期關心臺商子女教育，並以「志工精神」擔任東莞臺校副董事長，對論文剖析更有局內人觀點；劉勝驥老師是臺灣「兩岸文教」研究的先驅，本論文構思得益於劉老師一系列研究的啟發；劉美慧老師是臺灣「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的翹楚，從族群關係視角協助我廓清論文盲點。修課時，每週最期待上的課是劉老師的「敘事研究」，她教我們如何說故事、聽故事，每次上完課，都從老師及同學身上，經歷一場生命洗禮；鄧建邦老師是臺灣「臺商研究」的專家，厚實的社會學素養，豐富的田野經驗，提供我論文許多理論對話的指引。能得到五位老師鞭辟入裡的指導，是我博班修業過程，最大的收穫。而在論文研討及口試過程，要感謝學妹韋伶、忻瑩、薇萍、系辦淑芳姊及箐英老闆娘的協助，讓在大陸工作的我，不用返臺處理口試申請事宜。回顧在師大教育系的學習，感謝師長、學長姊、同學及學弟妹對我在學術學習及日常生活的指導與關心，讓我在工作場域中，有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長。在教育行政領域的學習上，黃乃熒老師的「後現代」教育行政觀點，引導我從「被領導者」的角度觀察學校運作，其致力於建構後現代教育領導的理論觀點與可行途徑，令人感佩；我也要感謝歐陽教老師、簡茂發老師、楊深坑老師、張明輝老師、許添明老師、黃鴻文老師、廖世璋老師，在研究方法及教育行政課程的指導，厚實我的教育專業深度。在師大除一睹大師風采，更重要的是同儕的相互激勵。博班階段，修課一年半，力恆、宏達、仁傑與我，四人常在自習室為各自理想奮鬥，很懷念這幅畫面，可喜的是：力恆如願通過高考，進入公部門服務；宏達實現留學夢，負笈赫爾辛基大學攻讀博士，可望成為臺灣首位芬蘭教育博士，祝他早日學成歸國；仁傑也從倫敦大學教育學院取得博士學位，祝他覓得理想教職。良丞、.

(4) 怡君、威霖、榕曼是我非同年段的同窗，跟他們聊天是我難忘的回憶；碩班階段，我幸運地認識一輩子的好朋友──俞志、明娟、鏗任、彥儀、鈺珣、繼國、發昱、銘凱、俊峰，雖然大家分散在世界各地，很少相聚碰頭，但電話、郵件或臉書的聯繫，不曾間斷。尤其鏗任，期刊投稿的合作與指導，惠我良多；大學階段，瑞芳、天興、純瑩、文靜是我的摯友，知道自己在碎弱的時刻，他們會是我安全的心靈港灣。這群在學校學習階段所認識的朋友，是我人生最大的資產。我的研究場域，也是我工作十年的家──東莞臺校，深摯感謝葉宏燈董事長創辦這所突破兩岸政治藩籬的學校，讓我在大陸遇見一群來自臺灣的親師生。更要感謝接受訪談及投稿的親師生，他們是這本論文幕後的無名英雄，這篇故事因他們而精彩，因他們而帶給後進移居學習者，一個身心穩妥的身分座標。我很慶幸自己一畢業就到臺校工作，親臨特殊且有意義的教育場域，並遇見賞識及提攜我的陳金粧校長，她是我的生命貴人，如師如姊般的指導、包容與關照，是我獲得成就感的重要源泉。臺校十餘年的辦學成果，她的變革領航功不可沒。另外，我因在臺校工作，才有機會認識兩岸教育界的大家：盧美貴董事總是充滿教育熱情的幹勁，及給人陽光般的溫暖，教育家即此般形象；何福田董事退休後，筆耕不輟，古文底蘊深厚，有幸成為何董事許多文章的第一讀者，讓寫作常詞窮的我，如獲甘霖；馮思義副校長／駐校督學是我最敬佩的大陸教育家，謙謙君子的儒者形象，前瞻的視野與寬闊的氣度，是臺校在大陸穩定發展的關鍵人物，亦是我心中完美老二哲學實踐者；中學部吳武雄校長、小學部溫明正校長都是臺北市名校的退休校長，他們對教育的熱情投入與專業堅持，是臺校邁向優質的重要推手。在臺校工作與生活，我很幸運地認識一群照顧我的好朋友，葉振玉主任賢伉儷待我如家人一般，解決我假日伙食問題，讓我得以專注論文寫作；大飯桶家族（李奇義老師、賀詩豪主任、陳秀瑛主任、吳淑貞主任、曾建薇主任、梁惢怡老師、林玟慧組長、賴瑞芳老師、黃鈺芸老師）的三不五時的生日趴，活化我在臺校兩點一線的單調生活；與我同辦公室有八年之久的黃麗瓊組長，是我工作的好幫手，我們有近乎家人般的同事情誼，她的擔待，我才有充裕的時間完成論文；馮鴿葳副主任是臺校各處室的重要幫手，他讓我見識到多元的專業長才，封面設計、英語會話、公關人事及文書處理等業務交到他手上，總能讓人十分放心。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近幾年祖父母、外祖父母相繼離世，讓我更感受到血緣親情的重要。家人是我在臺灣最重要的牽繫，更是我在大陸工作的後盾。學校課程的學習，暫告一段落，人生課程仍研修中，未來的人生道路，期許自己能成為助益他人的朋友，以回報協助過我的師生與親友。吳建華. 謹誌（2014 年 1 月 30 日）.

(5) 珠三角臺商子女跨界流動的學習經驗及其身分認同意象吳建華. 摘要近 20 年來，隨著大陸經濟與生活環境提升，有愈來愈多的臺商「舉家遷移」到大陸生活，臺商家庭在珠三角寄鄉採跨兩岸的移動模式在當地生活。而臺商子女在跨兩岸的社會場域下，由於他們是「移民第二代」（或第 1.5 代），容易有「無根的」漂泊心理，或多或少有「身分定位」的迷惘，會追問：「我從哪裡來？我在哪裡？我要走向哪裡？我怎麼去？」「我過去是誰？現在是誰？未來又會是誰？」「他人認為我是誰？」等一系列有關個體和群體身分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他們必須有和諧一致的完整詮釋，才能有效因應環境經常轉變所帶來的心理風險，讓自己與變動的環境，取得意義聯結和重建關係。於是，我從分別訪談：曾就讀臺商學校、大陸學校及國際學校的學生共 21 位（臺灣籍 17 位，菲律賓籍 2 位，香港籍 1 位，多重國籍 1 位），臺校校長及教師共 6 位，臺校家長 1 位。關注問題為臺商子女多少經歷跨兩岸或國際文化的洗禮，他們形成何種身分認同意象。本研究根據實徵資料獲致下述的結論：一、臺商家庭移居珠三角寄鄉之動力來自追求更好的個人或企業發展之機會，當地生活與教育環境的提升是其舉家搬遷的重要因素，而在移居過程中，臺商子女無形中傳承父輩跨界移動的性格。二、持續的跨兩岸移動生活模式為臺商家庭在珠三角寄鄉工作、生活或學習，提供抱團取暖的支持系統，並形塑出臺商族群的身分意識。三、臺商家庭在珠三角寄鄉擇校考量，是以培養子女健全品格及跨界移動能力為目標，故品格教育、英語學習及升學機會是臺商家庭擇校的主要指標，但家庭經濟能力則限制實際的擇校空間。四、當前兩岸政府的相關政策大致有助臺商子女跨兩岸移動。移居政策開放友善；教育政策有助臺商子女在當地安定與跨界學習，也促進臺校生源增加。五、珠三角寄鄉不同類型的學校教育，對臺商子女的身分認同具有不一樣的劃界與跨界促進作用。六、臺商子女對臺灣原鄉具有濃厚的原生情感，本島臺灣人的人文素養更是支撐他們把自己歸屬為臺灣人身分的關鍵，故其對臺灣原鄉有落葉歸根、回饋故.

(6) 里之情感認同。七、臺商子女移居珠三角寄鄉懷著過客的暫居心態，大陸人缺乏現代文明素養與生活品味是他們不願融入當地生活的原因，但高速的城市建設及廣大的開發市場是其考量繼續留在大陸工作的原因。八、跨界生活與學習經驗對臺商子女的身分認同具有深化與混雜的促進作用，對自己身分的歸屬主要來自情感認同，對他人展演自己的身分則有較多工具利益上的考量。九、跨兩岸的家庭、學校與社會環境對臺商子女的身分認同各有不同程度與層面的影響。家庭影響力呈現在核心價值觀念的形塑，學校影響力則在凸顯族群視野意識的拓展，社會影響力則深化既有的臺灣人身分歸屬。關鍵字：臺商子女、跨國移民、跨國主義、身分認同.

(7) Trans-boarder Identification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of Taiwanese Businessperson’s Offspring at Pearl Delta Region Chien-Hua Wu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aiwanese Businessmen’s Dong Guan School (TBDGS) in year 2000, more and more parents have decided incorporating family and business lives by moving to Pearl Delta Region (PDR) in the Southern China. I have observed that the accommodation, connect, reconnect, and sense-making of cross-cultural living and learning of these businessperson children are key challenges to their identity formation. Thus, my study focuses on students’ identity formation under the cultural cross-strait and cross-nation context. Twenty-one students (17 from Taiwan, 2 from Philippines, one from Hong Kong, and 1 with dual-citizenships from both A and B), and one parent, the principle, and six teachers of TBDGS, were interviewed. This dissertation concludes as follows: 1. The prosperous business around PDR has attracted Taiwanese Businesspersons for decades and parents have been motivated to migrate with respect to the distinct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educational conditions. Meanwhile, their offspring also inherits family characteristic of trans-boarder migrations. 2. The family supporting system of Taiwanese businesspersons are fueled by the gear-shifting lifestyles between frequently travelling in Taiwan and China. Such lifestyle also formulates the identity of businessperson community. 3. Parents take seriously about characteristic cultivation and trans-boarder mobility of their children. In terms of school choice, the opportunity of character education, English learning, and future advancement to prestigious schools are considered critical. However, parents may have limited options depending on their own economic affordance. 4. The education and immigration policies of Taiwan and China are overall friendly to businesspersons and their children. This also helps TBDGS overcome the challenge of student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5. Boarder-crossing and/or boarder-defining are promoted differently based o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schooling..

(8) 6. Affectively, Taiwanese identity of those businessperson children is mainly supported by Taiwan’s civilization and literacy. Considering the gaps of lifestyle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they are not willing to be acculturated like Chinese people. However, they are also realistic in terms of staying in PDR because of its thriving markets and growing opportunities. 7. Therefore, the trans-boarder living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is a “remix” of identity (re)formation. Taiwanese businesspersons’ children express their multiple identities with regard to realistic and instrumental purposes. Merely, their inner, self-identities are actually determined by the affective belongingness of Taiwan. 8.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such children’s identity is achieved in multi-folds: Core value is constructed by family members, community awareness is envisioned by schools, and the identity is crystallized by the societies. Key Words: Taiwanese Businessperson’s Offspring, Transmigrants, Transnationalism, Identity.

(9) 目次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問題意識…………………………………………………………………3.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11. 第三節. 名詞釋義………………………………………………………………..12. 第四節. 研究範圍………………………………………………………………..13. 第二章. 文獻探討………………………………………………………………15. 第一節. 跨界移動下的移民理論探究……………………………..……………15. 第二節. 跨界移動下的身分認同理論探究………………………..……………25. 第三節. 兩岸大陸臺商家庭移居大陸地區之政策分析…………..……………36. 第四節. 兩岸大陸臺商子女教育之政策分析……………………..……………51. 第五節. 大陸臺商跨界移動下身分認同意象與子女教育選擇之相關研究…..76.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95. 第一節. 研究方法………………………………………………………………..95. 第二節. 研究架構………………………………………………………………..97. 第三節. 研究場域與參與者……………………………………………………..98. 第四節. 資料處理………………………………………………………………110. 第五節. 研究者角色與研究倫理…………………………………………........112. 第四章. 我是誰？離散的身分認同意象………………………………….117. 第一節. 形構跨界學習經驗的移居生活…………………………………........117. 第二節. 珠三角寄鄉學校的跨界學習經驗………………………………........165.

(10) 第三節. 跨界移居生活與學習經驗交錯下的身分認同意象………………....235. 第四節. 綜合分析………………………………………………………………305.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313. 第一節. 結論……………………………………………………………………313. 第二節. 建議……………………………………………………………………324. 後記：研究者省思………………………………………………..……………335 參考文獻……………………………………….…………………………………345 附錄……………….………………………………………………………………365 附錄一：訪談大綱………………………………………………………………365 附錄二：訪談時間與地點………………………………………………………373 附錄三：研究參與者個人學習與家庭背景……………………………………375.

(11) 表次表 2-1. 大陸臺商子女教育的學校類型………………..…………………………..90. 表 3-1. 資料編號管理…………………………………………………..…………110. 表 3-2. 參訪學校…………………………………………..………………………114. 表 4-1. 臺校歷屆畢業生升大學地區比例……………..…………………………285. 圖次圖 2-1. 大陸臺商子女教育的學校類型………………..…………………………..91. 圖 3-1. 研究架構…………………………………………..………………………..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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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一一章緒論緒看著他們們木然的神情情，我總會去去思考有關關漂泊的最悲悲論的含義義，出發的時候，完完全不知道航航程會把自自己和自己的的子孫帶到到哪裡？ ── ─余秋雨〈華華語情結〉每年 5 月，東莞台商月商子弟學校校（簡稱為臺臺商學校1或臺校）進或進入緊鑼密鼓鼓的招生生期，透過文宣傳單、、招生說明會會、協會監監理事會、手手機簡訊、學校網頁等等管道，，積極爭取珠三角臺商商子女到臺臺校就讀；隔隔年 1 月，大大約有 2000-300 名學生生因家庭庭經濟條件件、家長工作作調動、團體體生活適應應、學習成就就低落、辦辦學品質不滿滿、未來來升學規劃劃等問題而轉轉換學習環環境。有的轉轉回臺灣本島學校，有有的轉到大陸陸當地學學校，有的轉轉去國際學學校；相對的的，也有一一批近 200 名的臺商子名子女，基於類類似原因因，從珠三三角及臺灣各各地轉進臺臺校。面對這群群如「候鳥」般的臺商子子女，我身身為他們的教教師、臺校校的研究人員員，思考考著經常變變動的學習及及生活環境境，對他們的的成長有何何影響？20008 年 9 月，我訪談談幾名曾在在臺灣或珠三三角讀過 4 、5 所學校校的國中生，了解他們們在各學校的的學習及及生活適應應情況，總結結出兩類跨界流動的學學習經驗：「滾石不生生苔，轉業不不聚財」」、「經常流流動的水才才會生動多變變」。前者者是指臺商子子女在經常常變動的學習習環境下下，因兩岸及及國際課程程內容差異較較大，他們們的學習成果果不易銜接接及累積；加加上與教教師及同學學的互動時間間不長，對當地環境疏疏離，情感依依附明顯不不足，身分認認同意象象不易定位位，容易出現現焦慮、緊張張等情緒，長期下來缺缺乏安全感感及歸屬感；後者是是指他們在在學習階段，，就有多元文文化的刺激激及良好的生生活適應能能力，並會運運用多元元身分來應應對不同情境境的人事物物，厚實了未未來在各地地移動的就業業競爭力。面對這群群如「候鳥」般的臺商子子女，臺校校為讓他們更更快銜接上上臺灣課程，仿照國國外開設 ES SL（Englissh as a Seccond Lang guage）課程程2給這群另另類的「新臺臺灣之子子」（向大陸移動的新新移民之子），包括注注音符號、繁繁簡字體、歷史、地理理、公民民等；然而，他們未來來仍很可能會會隨父母工工作調動再轉轉往其他類類型學校，那那臺校是是否僅扮演演銜接「臺灣灣課程」的角角色？應不不應該拓展「驛站」功功能，讓課程程融入更更多大陸當當地及國際元元素，如教簡簡體字及漢漢語拼音、全全面實施雙雙語課程等。這是我我在 2010 年 1 月分析析完「珠三角角地區臺校校中學轉入生生學習及生生活適應問卷卷」所寫寫下的一段段工作札記。。 1. 若若是昆山市、上上海市的「臺臺商學校」，則則以華東臺校校、上海臺校稱稱之。當同時時指涉 3 所臺臺商學校時時，會特別說明明。 2 ES SL 是一種提供供給母語「非非英語者」的學學習銜接課程程，內容有聽聽、說、讀、寫寫。 1.

(14) 回到自己的兩岸跨界移動經驗，2008 年 4 月，我在臺灣師大教育系劉美慧教授開設的「敘事研究」課堂中，分享了〈移動中的認同形構〉的生命故事，針對自己因空間移動而產生的身分認同流動，當時我有以下的故事敘說：過去 4 年，我在大陸東莞生活及工作，現今又回到臺北進修及生活，「離家」及「返鄉」的來回關係，使我深刻體認到心理及實體的移動，經常不是「一次性」或「單向性」歷程，它是一種離散（diaspora）的經驗，會在物質與文化層面上，建立鏈結關係，是一段持續進行的過程（陳以新譯，2008），這使我一次又一次解構及建構自我的生命認同。在「身分認同」上，我認為「經濟條件」是形塑認同的重要關鍵，臺灣人在大陸地區的優越感，有一大部分是建基在較高的「工作收入」上，特別是大陸目前正處於發展初期階段，對「物質生活」追求更甚過臺灣，對臺灣人在大陸現有的生活型態與品味，自是羨慕或敵視。但我明確知道這些差異，只會離散校內兩岸教師的向心力。所以，當我在區別異己時，一直是以「專業能力」及「敬業精神」來尋求大陸教師的肯定。當然，更多時候是我去尋求他們的認同，主動聊著他們火紅的電視節目，說幾句道地的廣東話。因為我知道校內強勢的臺灣文化，出了校門，臺灣教師擁有的既得利益，多半消逝。諸多的差異點，可能只會換來更多負面的效應，例如人身安全或購物被抬高價錢。基於現實生存的工具性認同，我不得不淡化或隱身「臺灣人」的身分，適度融入當地文化。而這次回到臺灣進修，其中原因更是意識到臺灣人長期在大陸發展的可能，當臺商決定在當地落地生根，愈來愈多的「臺商子女」沒有長期的臺灣成長經驗及記憶，身分認同勢必轉移。在大陸地區，以「臺灣教育」為特色的臺商學校，即便沒有政經因素干擾，能否撐到臺商的第 3 代，不無疑問（學校倒閉，我就失業）。又，大陸當地的學校品質及經濟發展，更是一日千里，「臺灣人的身分認同」在大陸還有優勢嗎？如果沒有，身為臺灣人，我若要長期留在大陸發展，應該如何找到新的認同，這個答案正等著我去探尋。總結來說，我感受到身分認同的變與不變，都是尋求生存的安定力量。「變」給我適應新環境的能力，創造「人我同一」的親近性，這是獲取資源的區別界限；「不變」給我「差異存在」的價值，這是一種他人「無可取代」的感覺，也是我之所以為我的原因。因此，在大陸工作時，我凸顯自己的臺灣人文優勢；回到臺灣進修時，則強調自己的大陸教育工 2.

(15) 作經驗，這是「我的變」，一種工具性的認同移轉。而一直深刻「不變」的認同是「臺灣才是我真正的家」，那裡有我成長、學習的記憶，更有一群要好的親朋好友、長輩及師長，這是我在異鄉東莞一直無法找到的歸屬感。易言之，這種「情感性」的認同，使我長期在「我在哪裡？」和「我從哪裡來？」之間擺盪，直問著我到底「該屬於哪裡？」這篇生命故事的結語是：我要透過研究珠三角臺商的生命移動經驗，從跨界移動的移民觀點，分析鉅觀「結構」及微觀「能動」的影響因素，回答自己、臺商及其子女所要面對的共同問題，對應出彼此的生活軌跡，找到生命可能的出路。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就是立基上述研究關懷而開展的。. 第一節. 問題意識. 壹、兩岸新的政經發展情勢對珠三角臺商移居家庭跨界移動有何影響珠三角臺商子女跨界流動的學習經驗，源自他們跟隨父母移居到大陸地區。兩岸政治關係、經貿政策與全球經濟情勢，左右他們的父母及自身是否繼續跨界移動。2008 年 5 月，臺灣再度政黨輪替執政，兩岸關係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該年 6 月，兩岸簽署《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臺灣旅遊協議》，7 月啟動週末包機，12 月實現「三大通」；2010 年 6 月，兩岸又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 ECFA），短短兩年開啟了兩岸新的經貿關係。在大陸經濟發展政策方面，國務院在 2008 年通過《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2011 年啟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2011-2015 年）》（簡稱十二五計畫）。在珠三角產業環境方面，2007 年中國大陸政府修訂《勞動合同法》，提高勞動力成本；2008 年受「全球經濟風暴」侵襲，不少企業歇業關廠，加上廣東省政府提出產業「轉型升級」政策，高污染與低附加價值的傳統產業在該地生存空間愈來愈小；2009 年末，全球經濟逐漸回暖之際，受到「西部大開發、80 後農民工世代價值」等影響，沿海發生民／技工荒；2010 年，富士康接連發生民工自殺事件，掀起沿海企業的加薪潮，再次拉高勞動力成本；2011 年，大陸受人民幣升值、工資及原料上漲、融資難度增加、國外訂單減少及歐美債信風暴等. 3.

(16) 影響，吹起一波「製造業寒流」，經濟情勢比 2008 年全球經濟風暴更嚴峻，東莞臺協謝慶源會長預估至少會有 1 成臺企工廠停工（十月前東莞臺商恐 1 成關廠， 2011 年 7 月 20 日；製造業寒流凍傷東莞眾企業，2011 年，7 月 20 日）。前述諸多因素使珠三角的投資與經營成本愈來愈高，區位環境條件（土地、勞力、租稅政策）不如以往，逐漸出現新臺資企業進駐不易、舊臺資企業轉擴移等現象。在上述全球及兩岸經濟發展背景下，易受經濟景氣循環影響的珠三角臺商家庭3，由於遷移時間仍短，絕大多數頻繁的往返兩岸（曾嬿芬、吳介民，2006）。本研究欲了解珠三角臺商移居家庭在兩岸臺商移居大陸的政策結構限制下（投資、就業、入出境、居留、教育），如何在有限條件下尋找出路？是繼續扎根當地、回流臺灣、遷移內地或轉往他國？在臺商家庭展現跨界移動的主體能動性時，其身分認同意象是否因空間移動／駐足而產生變化？若產生變化，是怎樣的身分認同意象？而臺商對家庭及子女教育的安排為何？如此安排對子女跨界流動之學習經驗及其身分認同意象有何影響？. 貳、珠三角臺商移居家庭的子女教育選擇對其子女身分認同意象形構有何影響珠三角是臺商最早到大陸投資設廠的地區，也是臺商在大陸聚集人數最多的地區之一。然而，當時（1987-2000 年）珠三角的生活及教育環境遠不如現在完善，子女教育是臺商家庭的一大問題。臺商在諸多考量後，多半選擇隻身到該地投資設廠或經營管理，把子女留在臺灣接受教育，與配偶及眷屬分居兩地；少數臺商則攜家帶眷到投資地，把子女送至大陸當地學校或國際學校（劉勝驥、陳英杰、楊慧文，2002）；臺校在 2000 年成立後，珠三角臺商多了一項承繼臺灣文化價值及兩岸政府共同承認學歷的子女教育選擇，更多臺商家庭為促進家庭和諧、改善身心健康，舉家遷移到珠三角。又經歷 10 餘年發展，珠三角的生活品質及教育環境益加完善，許多臺商對子女教育的選擇，不再單向關注於臺商學校上（吳建華，2009）。至 2011 年上半年為止，廣東省臺資企業共計 24,576 家，常住臺商人口超過 20 萬人（陳思豪， 2011）；2008 年，廣東省臺辦公布就讀該省各級學校的臺商子女超過 1 萬人（陳國興4，2008）。由上述廣東臺資企業數、臺商子女就讀廣東各級學校人數及臺商學校學生數可推知，多數臺商家庭把子女送進大陸當地學校，而非選擇象徵臺. 3. 珠三角臺資企業的產業型態多為「中小企業」及「傳統製造業」，易受區位環境條件、經濟景氣循環影響而關廠停工或倒閉。 4 陳國興為現任廣東省臺辦主任，故上述相關數據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 4.

(17) 灣認同的臺商學校。子女教育選擇是家長身分認同的重要展演行為之一，這是否代表臺商在跨兩岸移動的環境下，開始轉向大陸認同？若非如此，哪些因素使臺商為子女選擇與自身文化價值差異較大的學校教育？而當子女的學校教育內容與臺商的身分認同意象發生矛盾或衝突，臺商又如何透過家庭教育解決此一問題？準此，本研究關懷的問題有：臺商家庭的子女教育選擇與家長的身分認同意象有何關係？目前 3 種學校類型的臺商子女教育模式，各帶給臺商子女何種身分認同意象？臺商子女在跨界流動就讀同一或多種類型學校後，他們身分認同意象的「跨界」與「劃界」歷程為何？這個歷程，哪些因素強／弱化他們原本的子女教育決定，而選擇繼續就讀原學校或轉學至其他類型學校？. 參、珠三角臺商子女跨界流動的學習經驗對其身分認同意象有何影響經濟全球化時代，經常跨空間移動成為人們生活的常態。而實體發生空間移動時，身分認同意象也常隨之流動（石之瑜，2001：66）。以我最近兩年觀察臺校臺商子女跨界流動學習的個案為例，初步發現地理空間承載的文化內涵，以及人境互動產生的情感依附，形塑了臺商子女對地域及自我身分的認同意象。例如： 2011 年 5 月有一位當時即將從臺灣某私立大學畢業的臺校校友5返校探望師長，他表示臺灣的經濟格局太小，服完兵役後會馬上「回」大陸就業，自認有多年在大陸生活及學習的經驗優勢，可以很快融入當地，為企業進軍大陸內銷市場。對於這 4 年在臺灣就讀大學的學習經驗，他以「海外留學」來描繪自己剛到臺灣讀大學的環境陌生感──「身在家鄉為異客」。因為他從國小就在深圳、東莞長期生活，與臺灣親戚較少互動，又沒有臺灣當地同學，需要一段時間建立新的社會網絡；反而在深圳及東莞有一些大陸及臺灣同學，並認識父母在臺商圈結交的多名長輩朋友。對他而言，主要求學階段在珠三角的成長經驗，深刻形塑他的社會關係與地域認同，因而有「日久他鄉是故鄉」的認同意象。另一名擁有跨界流動學習經驗的國小學生，2010 年升上小學六年級轉到臺校，我經常在學校餐廳與他們父女交談。她在《我對兩岸教育的一些體驗》6的校刊文章中提到：從小因父親工作的變動，成為走南闖北的學生，對於兩岸師生的族群互動、教育內容與形式有很深刻的描述。她轉回臺灣教育體系的臺商學校後，因思想及口音當地化而在同儕中受到排擠，成為班級中疏離的「他者」，這. 5. 該校友幼兒園在臺灣就學，國小 6 年都讀大陸當地學校，國中及高中皆在臺商學校就讀。國中之後轉到臺商學校，是父親希望他返臺讀大學，跟臺灣有更多的接觸。 6 該文發表於 2011 年 5 月，全文可參閱： http://www.td-school.org.cn/epaper/2008/list.asp?unid=1560 5.

(18) 使她懷想在北京就學時，受到大陸同學的熱情相待，甚至視她為「自己人」的同胞情。我是一個為了求學而走南闖北的學生。在深圳入學，接著隨父親工作的變動而轉學到北京。身為臺灣人，最終還是回到臺灣的教育體系。在大陸這塊土地上，我深刻感受到兩岸教育的一些差異。兩岸學生的行為舉止有較大的不同。我在大陸學校待的時間較長，音調帶有北京腔，一般人不知道我來自臺灣。當大陸同學知道我是臺灣人時，都很歡迎我的到來。孩子還是天真的，我的感覺是主客相待，他們偶爾開開玩笑，說我是國民黨，但在學校裡，同學還是很歡迎臺灣學生的。在班級裡，我照樣有屬於我的地位，同學也沒有把我當外人看。來到臺商學校後，我發現這邊學生的思想和大陸的學生不同，臺灣學生有話直說，有些同學還會模仿我的北京腔，還會用臺語來講我是大陸學生，或跟我過不去。以後從大陸當地學校轉回臺商學校念書的臺灣學生一定會越來越多，我希望臺灣同學慢慢接受他們，改變一下歡迎他們歸來的方式。由上述個案可知，臺商子女從小在臺灣及珠三角的跨界流動經驗，形塑他們不同於本島臺灣學生的學習經驗、社會網絡、地域情感及生涯規劃意象。基於此，本研究欲探討臺商子女跨界流動的學習經驗與身分認同意象之交互影響，了解跨空間（珠三角、臺灣）的社會與家庭環境、跨類型學校（臺灣本島學校、臺商學校、大陸當地學校、國際學校）的學習經驗，如何形塑他們的身分認同意象？此一身分認同意象又如何影響他們未來的跨界流動（教育選擇、生涯規劃）？. 肆、臺灣政府及臺校有必要深入探究多數珠三角臺商移居家庭為何讓子女就讀大陸學校 1999 年 12 月，教育部楊朝祥部長在立法院公聽會聽取東莞臺商陳情，他基於臺商子女在大陸學校就學，將來返臺升學、工作或定居，可能會對生活適應、學習銜接及生涯規劃有不利影響，宣布認可任用臺灣校長、教師及使用臺灣課程的臺商學校在大陸地區設立，並將其視為臺灣「國民教育」的延伸（陳金粧，2004）。由於臺商學校具有替臺灣政府在大陸地區辦學的特性，在 2000 年開辦前，臺灣政府挹入 5 千萬新臺幣建校基金7，歷年也依《教育部補助大陸地區臺商子弟學 7. 教育部補助 4.400 萬，經濟部補助 300 萬，陸委會補助 300 萬；大陸當地政府「潢涌村委會」為爭取臺校在該村設立，捐贈 2,000 萬人民幣作為建校基金（資料來源：東莞臺校主計室）。 6.

(19) 校實施要點》、《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輔助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作業要點》給臺校各項軟硬體建設經費補助。而為進一步建全臺校發展體制及保障教職員權益，更陸續增修訂《私立學校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期待臺校達成 4 項使命目標：促進臺商家庭團圓、解決臺商子女教育問題、傳承臺灣文化價值及搭建兩岸文化交流平臺（吳建華，2009；黃榮村，2003）。2004 年，陳水扁總統參加海基會舉辦的「大陸臺商春節聯誼活動」，為回應大陸臺商的訴求，宣布補助就讀 3 所臺商學校的臺商子女每年 3 萬元學費，幼兒園則發教育券 1 萬元（海基會，2004），當年臺校學生數迅速從 1,100 餘人增為 1,400 多人。東莞臺校歷經 13 多年發展，學生數約 2,385 人，超出現有校舍建築及軟硬體設備設施負荷量，臺校曾積極評估在校本部旁之新校地或珠三角其他地區開辦分校。但幾年下來，不敢做出大幅擴張學校規模的決定，原因是珠三角投資環境優勢不再，加上新一代臺商8考量兩岸教育政策、家庭經濟、適應銜接（生活適應、學習銜接）、通學距離、教育理念（意識型態、英語教學）、未來發展（升學管道、市場人脈、工作調動）及臺校辦學品質等因素後，多數臺商選擇讓子女就讀大陸公立重點學校或大陸民辦雙語學校，少數經濟條件較佳的臺商則選擇歐美國家開辦的國際學校或大陸學校與外國學校合作的國際部（吳建華，2009；陳金粧，2011）。由上可知，臺灣政府投入許多資源在大陸臺商子女教育上，但目前在大陸地區僅有 3 所臺商學校，約 4,800 位學生（東莞臺校 2,385 人，華東臺校 1,238 人，上海臺校 1,154 人），與號稱「百萬臺商」（林平，2010：113；盧倩儀，2006： 210）在大陸地區的人數不成比例，在兩岸過去及當前仍存有某種敵對關係下，臺灣政府有必要深入探究部分臺商為何放棄象徵「臺灣人認同」意象的臺商學校，選擇讓子女就讀傳導與自身文化價值差異較大的大陸學校或國際學校。我認為從跨界流動的移居觀點切入，分析珠三角臺商是屬於移入移民（immigrants）或暫時移民（temporary migrants），並了解臺商及其子女在近 10 年兩岸政經環璄巨大改變的情況下，他們現時的身分認同意象為何？而該認同基於何種原因而流動？又往什麼方向流動？若能清楚回答這些問題，等於找到臺商子女教育的需求圖像，這對臺灣政府規劃大陸臺商子女教育政策及臺校經營者擘劃學校未來轉型升級的藍圖有所助益。據此，我身為臺校大家庭的一分子，亦為熱愛臺灣的海外僑民，希望透過本研究了解臺商子女跨界流動的學習經驗及其身分認同意象，提供臺灣 8. 老一代臺商（1980-2000）多半把子女留在臺灣或送到國外受教育（李悅晉，2009），許多新一代臺商（2000-迄今）則「攜家帶眷」到珠三角投資設廠或經營管理，子女教育自然要在當地解決（蔡馥宇，2010：53）。 7.

(20) 政府、臺校經營者、珠三角臺商家庭參考。更期待臺灣政府從情感性及工具性認同角度，積極做好各項服務臺商之工作，協助其事業發展，解決子女教育問題，讓身處寄鄉的臺商及其子女感受到家鄉溫暖，爭取其對臺灣認同。因為，這群移居大陸跨兩岸移動的臺商家庭掌握了人才、資金及產業，在兩岸政經層面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由認同所做出的行為選擇，將對兩岸關係造成極大影響，關乎到整體的國家利益（耿曙，2003；陳朝政，2002，2005）。. 伍、當前大陸臺商移民研究較少關注臺商子女的身分認同意象及跨界流動學習之問題臺灣學界有關「大陸臺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商管及政治領域，研究重點為臺資企業的布局、經營與管理、兩岸政治及經貿關係等議題（陳朝政，2005： 20）。不過，隨著臺資企業逐步在大陸當地扎根及擴展，愈來愈多臺商長期在當地工作及生活或經常兩岸移動，於是學術社群開始以「移民社會學」觀點解析臺商社群（吳介民、陳志柔、陳明祺，2008；耿曙，2002），相關研究關注有「身分認同9、政治認同10、生活當地化11、跨界移動與生活12、移民決策13、婚姻家庭生活14、性別與移民15、臺商子女教育16」等議題。上述研究分別從個人、家庭、社會、空間、性別、政治、文化及教育等視角切入，豐富了大陸臺商研究的面向，讓吾人更立體看到臺商在大陸生活、工作的流動圖像。然而，各研究關注主題及方法不同，當前大陸臺商研究圖像仍有一些缺塊需要描繪。例如多數研究主要集中在「成年臺商」，對學齡階段的「臺商子女」在大陸跨界流動的生活及學習適應、家庭及學校教育等問題投入較少；在「身分及政治認同」的探討上，主要以「個人」為資料蒐集單位，多數研究者的工作或學習地在臺灣，對研究場域的參與觀察較不足，而分析焦點側重在大陸經濟及當地社會環境影響，個案脈絡資訊提供不足，實徵資料及理論投影較無法連結身分認同意象的形構與變遷歷程；在呈現身分認同意象或光譜時，劃界過於明顯或獨斷，. 9. 如：王若芃（2009）、吳賢卿（2004）、梁廣榮（2009）、陳威仰（2009）、詹曉雯（2004）、蔡馥宇（2010）、鄧建邦（2005）、林平（2013）。 10 如：耿曙（2002）、耿曙、林琮盛（2004）、陳朝政（2005）、曾嬿芬、吳介民（2010）。 11 如：李敏菁（2009）、林平（2009b）、林瑞華（2012）、耿曙、林瑞華（2009）、張詠真（2008）、蔣逸青（2009）。 12 如：陳珈后（2006）、鄧建邦（2006，2007，2009）、魏明如（2010）。 13 如：吳欣蕙（2002）、林平（2009c）。 14 如：林平（2008）、王君琳（2002）、宋子雅（2001）、沙儷伶（2006）、陳麗惠（2003）、鄧建邦（2009a）。 15 如：林平（2010）、陳慧芳（2009）、鄧建邦（2008）。 16 如：呂曉娟（2010）、李增倫（2007）、林平（2010）、曹敏娟（2007）、陳鏗任、吳建華（2006）、陶孟仟（2009）、蔡美意（2009）、蘇祐磊（2009）。 8.

(21) 跨界「混雜」與「離散」的向度較少論及。準此，本研究把主要焦點投射在「臺商子女」，描繪臺商移居家庭及不同類型學校的教育如何形構臺商子女的身分認同意象。此一過程，家庭、學校及兩岸社會環境何者影響較大？回答這些問題可豐富目前臺商身分認同研究較沒關注到的面向。其次，既有的「大陸臺商子女教育」研究方面，在臺校成立前的研究（高承恕，1994；祝政邦，1999），主要報導臺商子女在大陸就學現況、適應問題及設立臺商學校之評估。在臺校成立後，多數研究17集中在臺商學校創辦歷程及經營管理等層面，部分研究18則聚焦在兩岸「小三通」後，閩南臺商子女赴金門就學的考量因素、生活及學習適應、生涯規劃等問題，以及金門縣政府及其相關學校招收臺商子女的改進策略。而與本研究欲探究身分認同意象之相關研究（曹敏娟， 2007；陳鏗任、吳建華，2006）方面，研究對象皆為臺校臺商子女，仍缺帶有大陸學校及國際學校學習經驗的臺商子女身分認同意象報導。在「大陸臺商子女教育選擇」方面，陶孟仟（2009）針對廣州及上海臺商進行研究，從文化震撼、家庭社會資本及文化認同等觀點進行研究，對就讀 3 類型學校的臺商家庭都限定在「臺灣認同」的意象上，較無法看出臺商及其子女身分認同意象的流變過程。而吳建華（2009）藉「臺校珠三角臺商子女生源調研」機會，蒐集各市臺協幹部及臺辦領導對臺商子女教育選擇的看法，由於座談時間較短，僅能得到初步意見，無法連結臺商身分認同意象與臺商子女跨界流動學習經驗、身分認同意象之關係。基於此，本研究將針對就讀 3 類型學校的臺商子女之跨界流動的學習經驗與身分認同意象加以探究，使此一議題討論更為全面。. 陸、經濟全球化下的離散社群移居研究，仍有一些影響移動與身分選擇的因素需要進一步探究隨著交通與通訊科技的高速發展，時空概念改變，進入全球化時代。產品、技術、資金、服務在「被推平的世界」中，開始面向「全球市場」。企業為降低經營成本，在產品／服務銷售、人力／技術運用、資金調度，紛紛採取「全球布局」的策略，尤其在人力資源流動方面，出現「人力階層化」現象（楊振富、潘勛譯，2005），不同於過去「人往高處爬」之流動方向。19具體展現在兩種人口移動型態上，包括：「由南向北」（從落後或發展中國家到先進國家）的藍領移工移動，「由北向南」（由先進往發展中或落後國家）的白領菁英移動。然而，傳統 17. 如：王坤生（2003）、吳建華、陳金粧（2005）、吳建華、陳金粧（2006）、吳建華（2008）、吳建華（2010）林志慎（2002）、陳秀芳（2007）、陳金粧（2004）、陳金粧、吳建華（2005）、陳金粧、吳建華（2010）、簡鈺珣（2006） 18 如：呂曉娟（2010）、李增倫（2007）、蔡美意（2009） 19 如到較先進的教育環境求學，到較好的生活環境居住或工作。 9.

(22) 的移民理論在分析人口移動現象，主要以「藍領移工」（低技術勞工）為對象，在「推拉效應」概念引導下，提出新經濟移民理論、雙重勞動力市場理論及新國際分工理論，說明因經濟因素而人口移動的現象，較忽略遷移過程中，其他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所以，後來有相關研究（如 Portes, 2004）開始從離散的「社會網絡」觀點切入，發現藍領移工在移居地工作與生活多年，對當地社會認同感低，對母國有較深的情感，但第二代對當地社會有較高的社會整合。整體而言，藍領移工家庭在移居地社會，因其從事底層工作的弱勢經濟身分，外表膚色不同的種族身分，母國與移居地社會有較大差異的文化身分，造成當地主流族群排斥外來藍領移工的現象。藍領移工也因社會融入不高，在當地形成移居少數族群地景，呈現「疏離的」生活樣貌（Ward & Kennedy, 1999）。在「白領菁英」的移動研究方面，因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為降低生產成本，將勞力密集產業移往發展中或落後國家；而發展中或落後國家積極招商引資，借重外來白領菁英的資金與技術，提升國家的基礎建設與產業結構轉型。故在相互需求的經濟發展背景下，有一大批資本家、中產階級的專業經理人或技術人員「由北向南」移動。這群白領菁英進入後進地區，在經濟與文化條件上，均高於當地族群及外來藍領移工，類似過去母國外派「旅居殖民者」角色，有濃厚的「階級優越感」而不願向下融入，呈現「疏離的」生活型態（Fechter, 2007）。上述兩種不同型態的人口移動現象，Bauman（1998）認為「移動者移動的能動性」是形成「社會階層化」的主因，「流動」與「固著」兩種身分階級，讓「全球階層化」（global stratification）現象更趨明顯。易言之，白領菁英與藍領移工的差別，在於他們有較好的經濟實力，能自由且持續流動，成為所謂的「跨國社群」（transnational community）。在上述「經濟全球化」下的人口移動研究座標中，我從下述特點標定本研究的位置與重要性：在「離散族群」研究中，我以「華人社會」的「跨兩岸生活」為研究場域，相對於既有的離散移民研究（移居者來自陌生的國家，與當地人為不同的文化族群），兩岸人民具有「同文同種」親近性，可降低「文化」與「族群」差異因素之影響，來探討社會融入問題（林平，2010：116）。睽諸既有研究，多以「移居工作者」為對象，對「隨行未成年子女」的移居生活與教育問題較少關注；對未成年子女在移居地之教育問題，也多以「弱勢少數族群」為對象，且以接受「當地教育」為主。而本研究以「臺商第二代」為對象，其在移居地屬經濟「優勢少數族群」，相對於當地人或外來農民工，擁有較高的社經地位，理應更容易獲得當地人認可，而有更好的社會融入圖像。如果沒有，是何種因素造成？本研究從臺商子女在當地接受單一（母國）或多重（經歷母國、當地或國際）型. 10.

(23) 態的教育，加上經濟優勢、兩岸同文同種與特殊政治關係所交織呈現的移居生活樣貌及身分認同意象，來回答此一問題：探究臺商子女面對跨兩岸的家庭、學校與社會環境，所提供的身分認同元素，使其如白領菁英疏離當地生活；或如弱勢少數族群第二代，為留在當地長期發展，選擇融入當地社會；抑或採區隔同化（segmented）模式，某此層面混雜當地文化，某些層面保持差異，形成多元身分的認同風貌（Levitt & Waters, 2002）。本研究也從流動、混雜視角，描述「優勢離散者」移居階層化的生活經驗，並了解該特殊跨界社群和認同如何形成。.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研究目的基於上述研究緣起與問題意識，本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如下：一、探究珠三角臺商移居家庭跨兩岸移動之脈絡。二、探討珠三角臺商子女跨界移居生活與學習經驗交織下的身分認同意象。三、依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供相關利害關係人參考。. 貳、待答問題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如下：一、珠三角臺商家庭移居珠三角的原因為何？移居生活樣貌為何？為何採跨兩岸生活模式？兩岸政府的臺商移居及子女教育政策有何影響？二、珠三角臺商子女就讀不同類型學校，各類型學校形構何種身分認同意象？臺商子女在各類型學校之學習經驗（生活適應、學習適應、族群接觸）為何？轉學至不同類型學校時，經歷哪些問題？而臺商的身分認同意象對其子女有何影響？臺商子女對兩岸社會環境各有何感受？在家庭、學校及兩岸社會環境交互影響下，臺商子女形構出何種身分認同意象？此身分認同意象對他們未來的生涯規劃有何影響？. 11.

(24)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跨界流動本研究所指「跨界流動」在「界」的定義上有：一、地理空間的「界」，是指臺灣、珠三角的「實體空間分隔」；二、是身分認同意象的「界」，區別人我（臺灣人、大陸人、全球人）關係的「心理意識」或「社會邊界」。故「跨界流動」整個名詞的定義有二：第一，是指珠三角臺商子女經常穿梭臺灣、珠三角兩地，強調實體空間之流動，本研究以跨兩岸「移動」（transnational migration）稱之；第二，是指珠三角臺商子女之身分認同意象（臺灣人、大陸人、中國人、全球人）及學習經驗（本島臺灣學校、臺商學校、大陸學校、國際學校）之「變」與「不變」的流動現象，本研究以跨界「流動、流變、變遷、轉變、轉動」（transnational mobility）等詞用之20。. 貳、學習經驗臺商子女跟隨父母移居至珠三角，在生活空間變換過程中，他們的父母基於跨兩岸移動需要，在身分認同意象的框架下，考量個人與家庭（經濟條件、企業經營、通學距離、子女特質、生涯規劃──升學管道、市場人脈、未來工作）、學校教育（教育理念、教學特色、辦學品質）及官方政策（兩岸大陸臺商子女教育政策、兩岸大陸臺商移居政策）等因素，讓他們從幼兒園到高中在兩岸就讀同一或多種類型的學校（本島臺灣學校、臺商學校、大陸學校及國際學校）。故而本研究所指「學習經驗」（learning experience）係珠三角臺商子女在跨界流動的學校、家庭及兩岸社會環境交互影響下，所呈現出來的生活適應、學習適應與族群接觸之情況。. 參、身分認同意象本研究將「身分認同意象」（identity images）定義為珠三角臺商子女在跨兩岸移動背景下，依自身過去及現在於臺灣、珠三角或其他地區，受家庭、學校及社會環境的交錯影響，所形成的工作、學習或生活之經驗及記憶，如何形塑他們看待自己及他人、認知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思考框架，而框架內又承載那些記憶，建構出何種想像共同體，進而做出自己的身分選擇與展演。本研究分析珠三 20. 以上用詞皆指英語 mobility 一義，本研究為增加行文變化，根據上下文脈絡選擇使用。 12.

(25) 角臺商子女的教育選擇如何受家長的身分認同意象影響，子女教育選擇的跨界流動學習經驗又如何形構臺商子女的身分認同意象。臺商子女教育選擇在珠三角有臺商學校、大陸學校及國際學校，故從「族群認同」角度，把身分意象界定在「臺灣人、大陸人、中國人及全球人」之心理意識或社會邊界上；從族群、文化、政治認同角度，把認同對象聚焦在認同臺灣、大陸及全球21之地域上。. 第四節. 研究範圍. 壹、研究地區：珠三角本研究所指「珠三角」是「珠江三角洲」（Pearl River Delta）的簡稱，定義是以《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指涉廣東省的東莞、廣州、深圳、佛山、中山、珠海、江門、惠州及肇慶為主體的區域，此區為廣東省臺商相對較密集之地區，是臺商學校生源的最大範圍（約 3 小時單趟車程）。. 貳、研究對象：臺商早期到大陸地區發展的臺灣人民，背景主要是臺資企業的投資者（或負責人）及經營者（高階幹部），兩岸政府及學術界多以「臺商」22稱之。隨著臺灣人民在大陸地區從事的經濟活動日益多樣化，「臺商」一詞指涉對象擴大至臺資、外資及當地企業所聘僱的幹部（專業經理人、技術人員、低階白領及灰領）。大陸政府有時會從「政治角度」出發，以「臺灣居民」或「臺灣同胞」（簡稱臺胞）稱之；而臺商社群有時會把「臺商」內涵細緻化，以臺商（企業負責人、投資者、經營者）、臺幹（專業經理人、技術人員）、臺勞（勞力工作者）、臺流（生意失敗者；找不到工作者，無所事事待在大陸；在大陸靠詐欺為生者）、臺生（求學者）等名詞呈現臺商在大陸的發展情況。本研究著重經濟及社會生活面向探討，對「臺商」一詞採廣義定義：係指到大陸地區工作、生活或學習的臺灣人。行文上，除特別表明工作類型或職級外，一律以「臺商」稱之。. 21. 本研究所指「全球認同」係不以狹隘的地域認同為依歸，不為特定的政治效忠所局限，強調國際市場商機，以跨國流動追求最大利益（耿曙，2002）。 22 多數臺灣人是因「經濟因素」而遷移大陸，加上本研究的臺商子女對自我身分也多以「臺商」意象來描繪，故我以「臺商」概稱「在大陸生活的臺灣人」。 13.

(26) 參、研究時間本研究在 2012 年 3-8 月進行訪談，參與觀察則持續至 2013 年 10 月，實地研究時間共計 1 年 8 月。. 14.

(2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探究珠三角臺商移居家庭在跨兩岸移動背景下，實體空間及心理意識的劃界、跨界及游移對身分認同意象及子女教育選擇的交互影響，故聚焦在臺商「實體移動行為」如何引發「身分認同意象流動」，及「身分認同意象流動」又如何影響臺商的「實體移動行為」，以及身分認同意象流動與子女教育選擇之關係。準此，本章第一節概述經濟、社會及政治觀點的國際移民理論，作為討論珠三角臺商移居家庭跨兩岸移動現象之依據；第二節從跨界移動引發的身分認同意象流動，論述身分認同之概念、範疇及形構，作為討論臺商家庭成員身分認同意象流動的可能性、方向及內容之依據；第三節分析兩岸政府對珠三角臺商家庭移居大陸之相關政策，了解臺商家庭跨界移動之可能性及政府政策之相關意圖；第四節討論兩岸大陸臺商子女教育政策對臺商家庭擇校、臺商子女跨界移動學習經驗及其身分認同意象可能之影響；第五節檢視大陸臺商家庭跨界流動的移居生活、身分認同及子女教育選擇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跨界移動下的移民理論探究本研究目的之一在探討臺商移居家庭基於何種原因跨界移動到珠三角，以下先說明移民之相關概念及多元理論觀點，使讀者對國際移民現象及原因有所了解；其次，由於用傳統的移民理論較無法完整且深入解釋珠三角臺商移居家庭每年多次往返兩岸之特徵，及其在當地的日常生活情況，故本研究以最近發展逐漸成熟的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移民觀點，來描述珠三角臺商移居家庭的跨界生活及其遷移決策因素，並做為本研究的主要理論分析依據。. 壹、移民的相關概念「跨界移動」是本研究重要的研究背景與分析概念，故從跨「界」的空間、時間、心理及互動等向度之改變，來說明「移民」（migration）之相關意涵（廖正宏，1995：1-8）：首先在「空間」方面，人類在地理空間上的移動分為遷移（migration）及移動（movement），23前者是「長距離」的移動，後者是「短距離」的移動。若從跨越國界來看，則有國際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及境. 23. 本研究對 migration 的譯詞，根據行文脈絡譯為「遷移、移動或移民」，將其定義為移動「多次雙向來回」，而「非單向一次性」。 15.

(28) 內移民（internal migration）。再從「國際移民」的方向區分移動者，移入國稱移動者為移（入）民（immigration 或 immigrant），移出國則稱移動者為僑居或僑民（emmigration 或 emmigrant）；其次在「時間」方面，在跨空間移動後，會探究的問題是「臨時性」或「永久性」移動；再其次是「心理」方面，是指跨空間移動的動機，移動者考量各種利弊後，依自己的價值判斷做出移動決定；最後是「互動」方面，強調社會系統的改變對移動者的重要性。若再就跨界移動者的移民背景及原因探究，從「國際移民」的面向分類如下（蔡繼光譯，2002：17-19）：一、經濟移民：主要有白領移民，即所謂專門技術（專業及技術）移民（professionals）。還有藍領移民，如契約勞動移民（contract workers）、屯墾移民（settlers）；二、社會移民：居留（婚姻、學生）移民、依親移民及宗教移民；三、政治移民：難民（refugees）、政治庇護者（asylum seekers）；四、非法移民。根據上述移民定義與類別，本研究把珠三角臺商家庭跨兩岸移動之移居現象描述為：臺商家庭成員考量自身、家庭及經濟等因素（價值評估），決定移居珠三角地區（居住地變換、長距離，跨國界），每年居留珠三角的生活時間超過在臺灣（長時間、持續性）。由於兩岸分治 60 餘年，兩地社會體系明顯不同，臺商家庭移居當地，會有一段的生活調適期（互動系統改變）。臺商多半是因企業發展及工作需要而到珠三角投資、經營、管理及提供技術，偏有白領移民之色彩；其配偶與子女則以工作、依親或學生身分居留當地。易言之，珠三角臺商移居家庭具有經濟及社會移民之特徵與形式。. 貳、多元觀點的國際移民理論國際移民現象由來已久，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態勢，呈現出空前興盛之景像。經濟、人口、社會及政治學者紛紛投入國際移民研究，於是出現各式的移民概念、模型與分析架構之理論。這些理論源自以下問題之發問：人們為何要移民？使移民者遷往移入國的因素為何？移入國如何管制移民流量？移民者如何成為定居者？移民者在移入國與移出國之間有何連結？移民者對移入國、移出國有哪些影響？基於這些問題的關注與回答，吾人可將相關理論整合為經濟、社會及政治等三大觀點。一、經濟觀點：國際移民的初始動力最早有系統研究移民現象的先驅，當推 19 世紀中後期的 Ravenstein，著名的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相關概念即隱含在他提出「移民法則」之中。推 16.

(29) 拉理論有兩項基本假設，一是人的移民行為是理性的選擇；二是移民者對移入地與移出地的訊息有某種程度了解（廖正宏，1995）。移民流量反映出移出國的「推力」與移入國的「拉力」兩方面作用力相平衡之結果，「力」的形成主因是經濟景氣的循環。Lee 在此基礎上，嘗試解釋從移出地到移入地的遷移過程中，所遇到的拉力、推力、阻力及不同人群對此之反映。其認為人口移動是由促進與阻礙這兩股不同方向的力量之作用結果。在移出地或移入地存在「推」力的移動因素時，也同時存在「拉」力的若干因素。他的分析框架包括移出地與移入地之影響因素、遷移過程的阻礙及個體特徵等內容（盛來運，2008）。另外，Sjaastad 與 Todaro 亦提出類似推拉理論的新古典經濟理論（the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其主張移出地與移入地之間的工資差距是移民產生的根源，而移民將使兩地間工資與福利的差距逐漸減少，最終消弭移民現象（李明歡，2000；周聿峨、阮征宇，2003）。上述以「推拉效應」為基礎之相關理論，迄今能歷久不衰，主要是其構築一個簡易彈性的大框架，研究者有相當大的自由想像空間在框架裡進行填充。然而，該類理論學說也受到以下質疑（周聿峨、阮征宇，2003；盧倩儀，2006；Castles & Miller, 1993）：（一）把移民單純視為個人對收支成本的理性比較，忽略政治因素影響（如國家對移民的管制政策），甚至把此因素看成移民過程中扭曲的一環；（二）忽視移民者在此過程的主觀能動性。再者，該類理論對下述移民現象亦無法有效解釋：1.當推拉因素發生變化時，為何移民行為不一定立即終止；當推拉因素未有明顯變化，移民行為卻減少了；2.在相同推拉因素作用下，有的人移民、有的人則否？（三）移民者經常是面臨經濟變故的社會中層人士，很少是底層的貧困者；（四）預言人口由稠密地區遷往稀疏地區，但在部分地區卻是相反情況；（五）當前移民輸出國的推力遠過移民接收國的拉力，而接收國的管制政策形成極大的「阻力」。爾後，相關移民研究不只是簡單尋求推拉因素，而是側重在究竟是何種因素、在何種情況下，產生移民的推力或拉力，類似的力量在不同對象形成不一樣的效應，因而有以下重要的相關學說出現（李明歡，2000：13）：第一是新經濟移民理論（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主要代表學者為 Stark 與 Taylor，它跟傳統理論以「個人」為決策主體不同，強調以「家庭」為決策主體。家庭依預期收入最大化、風險最小化之原則，決定成員的遷移。該理論有三大概念，一是風險分散：為規避風險和收入來源多元化，家庭會決定部分成員外移；二是經濟約束：在當地許多家庭面對資金約束和制度供給之短缺，家庭為突破這些制約因素，會派出部分成員外出賺錢，獲取必要的資金和技術； 17.

(30) 三是相對剝奪：該理論質疑新古典經濟理論認為收入是同質的，重點在絕對收入的多寡。其認為移民的動因不是兩地的絕對收入，而是比較參照群體後可能產生的相對失落感。此外，它也認為勞動力流出不但不會造成農業發展停滯，還會促進農業發展，因外出工作所得回饋到信貸市場，增加農業投入，迴避了自然與市場的風險（盛來運，2008；Castles & Miller, 1993）。第二是雙重勞動力市場理論（the dual labor market theory），又稱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segmented labor market），Piore 分析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市場，發現其經濟體系劃分為兩個主要層次（蔡繼光譯，2002）：有資本密集的主要部門及勞動力密集的輔助部門。發達國家的當地勞工嚮往高收入、高保障、環境佳之工作，不屑於低收入、高危險、環境差之工作，因而輔助部門的工作需要外國的勞動力來補足，具體言之，「移民接收國」社會經濟體制的「內在需求」促進了當代跨國移民。此理論更好的解釋當前發達國家失業率為何一直居高不下，但國內經濟對勞工尤其是外國勞工的需求卻日漸強烈之現象，同時也說明引入外國勞工不會對發達國家的當地人民就業產生威脅。然而，該理論與新經濟移民理論只側重從「移民輸出國」尋找移民的原因剛好相反，它僅從「移民接收國」探求移民的原因，因而只從「需求」一方未從「供給」一方來觀察所有的跨國移民現象，有見樹不見林之憾（張繼焦、沈林，2009：11）。第三是新國際分工移民理論，它的理論基石是 Wallerstein 提出的世界體系理論（the theory of world system）。在資本主義擴張和經濟全球化的態勢下，世界市場不斷擴大與分工，發展中國家成為發達國家的附屬國，發達國家的資本投入及控制發展中國家的土地、原料、勞動力及市場，而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及原料也向發達國家流動。該流動非工資差異之造成，而是市場競爭及經濟全球化的結果（盛來運，2008；陳朝政，2005）。此一理論最大貢獻是對「移工」該移民類型有系統研究，但不一定適用其他類型之移民，而且它高估資本的作用，把資本視為決定一切的因素，對移民者的遷移動機、行為及目的等個人因素，以及政治、社會、政策等環境因素不夠重視（張繼焦、沈林，2009：10）。二、社會觀點：國際移民的延續擴展跨國移民發生後，移出地的人民是否會跟進？進入移入國後，移民先驅者又如何對後進移民者形成助益？以下相關理論皆從「社會網絡」觀點論述移民路徑的形成與發展：其一是社會網絡理論（network theory），是指外出的移民者與移出地的家人、親朋好友之間，彼此基於血緣、鄉緣、情緣等種種關係的聯繫；亦是一種社會資 18.

(31) 本，能為後來的移民者提供住宿、金錢、辦事等各種形式的協助，大幅降低移民的風險與成本。由此可知，每一位移民者的遷移都是後來移民者的資源與社會資本，而日益增多的新移民又使社會網絡不斷擴大及發展，故有自我延續（self-perpetuation）的動態特徵（張繼焦、沈林，2009）。具體言之，其對移民者融入新環境表現在三方面（嚴志蘭，2011：72）：（一）移民社會網絡是移民者傳遞移動訊息的媒介；（二）社會網絡關係是移民者得以移動的機制；（三）社會網絡是移民者生存與發展的支持體系。其二是累積因果理論（cumulative causation model），此一理論有以下假設（李明歡，2000）：一、某人的社交關係中，認識的移民者愈多，該人移民的可能性就愈高；二、有過移民經驗者，再次移民的可能性更大，並可能帶動其他親友一起移民；三、移民有內在延續性：移民者匯款回移出地，擴大移出地居民收入的不均，使無移民匯款的家庭有相對失落感而促進新的移民。而當移民行為內化為意識的一部分，衍生出 Bourdieu 所謂的「慣習」作用時，即便初始誘發移民的客觀因素產生改變，局外人視為非理性的移民行為仍會在該群體內獲得認可而持續進行。該類理論在第一波以經濟觀點為基礎的移民論述之後，開始從鉅觀走向微觀，側重先後移民者如何在遷移過程扮演鏈結角色，使「遷移」本身成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另外，亦關注移民者在移入地的生活與定居情況，以及社會網絡如何支持移民社群。此類理論為後續的跨國主義移民理論鋪下相關的概念基礎。三、政治觀點：國際移民的篩選制約上述國際移民理論以經濟及社會觀點切入，從個人、家庭、網絡及經濟等不同面向之因素來解析移民現象，較沒有考量到國家、政治及政策等因素的影響。然而，實際決定跨國移民與否的關鍵，是移民接收國制定移民政策的政府（李明歡，2010）。準此，相關研究從移民政策制定與執行、利益競逐及人道關懷等角度切入（曾嬿芬，2004，2005）。盧倩儀（2006：222-246）綜合分析各移民政策理論後，把相關學說歸類如下：（一）移民史、建國史與國家認同：其強調不同的移民接收國有不同的接收方式與強度，這與各國的建國經驗及歷史文化有關，但該論點較無法完整解釋政策鴻溝問題；（二）權利／規範導向的政策理論：其認為移民者流動的政治與政策因素比經濟景氣更具影響，且政策受到聯合國公約、日內瓦公約等人權規範影響，亦受國際人權團體監督。此論點只集中在國家受外在規範的制約，未分析國家在制定政策時的自主性；（三）利益導向／社會中心的政策理論：其以移民接 19.

(32) 收國國內人民之利益競爭來解釋移民政策，及其跟民眾之間的差距。研究發現移民流量控制之立法，不易達到預期效果。愈多元開放的社會，在政策研擬或執行階段，就愈容易受到政經因素左右。該論點又回到經濟利益決定一切之邏輯，犧牲移民與政策之間的複雜關聯；（四）從國家角度分析移民政策：國家是具自主偏好的行為者，也扮演中立的政策框架角色，會追求不同於社會行為者之角色，前述權利、規範（法律）與利益（經濟）因素的影響，要視國家角色的強弱而定。過去所謂的移民理論多半屬於經濟、人口、地理或社會學領域的研究議題，在政治學觀點切入移民議題後，該領域關心的問題有：移民政策對遷移活動的影響力如何？移民政策的形成與執行，有哪些因素交互影響？這些問題的討論有助吾人了解移民關卡開合幅度的大小？以及誰可以跨界移入，移入後為何賦予移民者此一身分？. 參、從跨國主義移民觀點分析臺商移居大陸之現象傳統的移民理論把移民視為「除根」的歷程，不只遠離自己原生的居住地（original country），還斷絕與故鄉的文化臍帶和社會關係。進入移居地後，要經歷一段痛苦的適應過程來融入新社會的文化、經濟及政治體系，然後把移民後的新環境視為家園（homeland）（Levitt & Waters, 2002: 5）。然而，1990 年代以來，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現新一輪移民潮，並呈現出與過去不同的移民現象。Schiller、 Basch 與 Blanc-Szanton（1992）分別對美國的格林納達（Grenads）和聖文森特（St. Vincent）、菲律賓及海地移民從事研究，發現頻繁的空中交通運輸，低廉的電話、衛星電視及電腦網路等通訊技術，使移民者可在實體及心理上，便捷往返移出地與移居地，因而在抵達移居地後，仍可與移出地保有密切聯繫，故把國際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視為跨國移民（transmigrants），不再視為單向的移動過程，而是打破自然的疆界，把兩個社會結合為一（Fouron & Schiller, 2002； Levitt & Waters, 2002: 5 ）。準此， Schiller 等人（ 1992 ）開始把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概念帶入移民研究領域，將其定義為：「移民形成及維繫，連結他們的原居地和定居地之間的多重社會關係之過程。」在此定義延伸下，該移民觀點主要關注的內容如下：一、跨國社會場域跨國社會場域（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s）是指移民者與家鄉人物所建構的網絡關係，是由不斷增加且過著雙邊生活的人群組成，藉著來回重複的跨界活動，與原居地進行頻繁的人力、資金、技術、產業、貿易、文化、政治等活動（Levitt.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