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儒學的發展與內涵探究一直是歷來研究中國文化、歷史的重要環節，不僅時 間歷程可從西元前拉至現當代；地域亦從中原地區擴及日韓、越南等的，影響所 及可謂相當長久且廣泛。撇開東亞視域不談，儒學在中國歷朝歷代所展現豐富多 元的樣態及其背後所突顯的價值堅持與實踐意義，便值得諸多研究者加以探究與 分析。
回顧儒學之發展與轉折，伴隨著中國歷朝歷代的興衰改變，卻始終沒有受到 種種客觀因素影響而消聲滅跡。換而言之，儒學之義理與價值內涵一直扮演著中 國文化的核心角色。不論上至王朝制度的推行、下及生活中的禮儀實踐，都可以 看到儒學價值內涵貫徹其中。我們或許可以說，在儒學的思想體系中，已經為中 國文化設計好一系列的治世烏托邦，不論歷代王朝對於儒學採取標舉或忽視的態 度，或多或少都要從儒學經典、思想中汲取養分；士人們在成長的過程中，也必 然受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的薰陶。更不用說一般目不識丁的民眾從小所受孝親尊 長、慈愛兄弟等價值觀念之深刻影響。1
也因此探討儒學思想、價值觀如何具體影響著中國文化與思維，是筆者關注 的大脈絡；而更為聚焦者則在於儒學思想如何深入一般民眾與社會之間，成為「百 姓日用而不知」、取得「無可言喻的正當性」的價值主流。
儒學在傳統的中國王朝、社會中，代表 著主流文化的自信、代表著對過去聖訓的繼承與對未來的祈想。
2儒學能夠如此並非偶 然，實有賴於各時代儒者們的實踐與投入；因此本文所欲關注者，便在於時代脈 絡下儒者所展現的價值堅持與實踐，以觀儒學在該時代的發展與影響。
1 有關此點，余英時先生說得好：「儒學不只是一種單純的哲學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間 秩序的思想系統，從一個人自生至死的整個歷程，到家、國、天下的構成，都在儒學範圍之 內。」詳參氏著：〈現代儒學的困境〉，收入《現代儒學的回顧及展望》(北京：三聯書店，2004)，
頁 54。
2 前者語出《周易．繫辭上》：「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
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後儒遂以之代指深入社會民心之核心價 值、正當性，此處用十三經注疏版本。［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 元校勘：《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嘉慶二十年重刊宋 本，頁 148；另可參葛兆光：〈「道」或「終極依據」〉，收入氏著：《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 學出版社，2001)導論(上)，頁 39-5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2
(一)時代的關注：明末清初的儒學發展
本文對於研究課題的斷代，為何聚焦於明末清初此一時期？主要原因一方面 著眼於此時儒學遭遇亂世所面臨的衝擊與失落，另一方面著眼於功過格發展在明 末清初所表現的獨特性。就前者而言，中國的王朝發展總與儒學有著密不可分的 關係，不論是列置學官或以經術取士，都展現了對儒學正統的標榜與推崇；3而 儒者們也透過博士官身分、應舉為官之途以實現其「修齊治平」的理想。然而當 帝國體制面臨崩解、社會秩序無法維繫，以往儒學的「治平」之途便受到了挑戰，
讓儒者們經歷時代巨變之時，也試圖找尋相應的應世之道，此也正是明清之際儒 者所面臨的困境。很少有哪一個時間斷代如同明末清初一般，給予儒者們如此巨 大的壓力與挑戰：從政治層面來說，明中葉以後君王多不理朝政，造成宦官專權。
從正德時的劉瑾到天啟時的魏忠賢，其往往與朝中士大夫相互對立攻訐，動輒廷 杖致死、動輒抄家滅族，最明顯之例便是明末東林黨爭所呈現出儒者在朝所遇之 困境。4
而在社會文化層面，儒學發展也面臨了內外交互的挑戰：從宋代儒學發展以 來，其實一直存在著與佛教、道家(教)的思想之間的互動與交流。而到了明代之 時三教調和之傾向更加明顯，卻也間接地說明傳統儒家思想受到佛老更加嚴峻的 挑戰。此處需要指出的是，佛老對於儒學的衝擊並不只有在思想義理上的衝擊；
有更大的程度是在於對平民階層的教化權競爭與禮儀指導占有。5以往以教化民 眾、使民風淳美為志的儒者們卻面臨到佛道之競爭，導致其喪失了維繫社會秩序 的主導權。當民眾迷信於佛道崇祀而導致社會民風敗壞，此便是儒者們最不能忍 受而需大力駁斥之所在。6
3 如皮錫瑞所說：「經學自漢元、成至後漢，為極盛時代。其所以極盛者，漢初不任儒者，武帝 始以公孫弘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元帝尤好儒生，韋、匡、貢、薛，並致輔相。自 後公卿之位，未有不從經術進者。」經學之盛自然標誌著儒學的正統化。詳參 ［清］皮錫瑞：《經 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9)〈四 經學極盛時代〉，頁 101。
不只是外部層面遭受到挑戰，連儒學自身內部也產生 了變化與挑戰：明代理學對前人最大的突破，便在於以王陽明為首的心學興起。
而王陽明在思想創發上反對南宋以來漸定於一尊的朱子學系統，而標舉「良知」
4 有關東林黨及其思想研究，可參李紀祥：《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臺北：文津出版，1992)；
以及古清美：《顧涇陽、高景逸思想之比較硏究》(臺北:臺灣學生，2004)。
5 佛道教在教化權上的競爭與禮儀指導占有，這種現象往往表現在一般民眾婚喪儀俗上的禮儀需 求。佛道教透過對禮儀的掌握成為民眾中的指導者、教化者，威脅到儒者傳統的教化權力。這種 禮儀競爭現象的反映，多是從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研究中開始被關注。如濱島敦俊透過對江南農 村的田野調查從中研究民間信仰與官方祭祀的互動，反映了代表官方立場儒家與佛道教之間的競 合關係。詳參［日］濱島敦俊：〈明朝的祭祀政策與鄉村社會〉，收入氏著：《明代江南農村社 會の硏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1982)，頁 103-168。
6 當然，也有儒者看到佛道等宗教對於民眾教化的優勢性。因而致力於轉化儒學的宗教成分，以 期於達到教化之效，最著名者即是王門後學顏鈞(山農)的儒學宗教化轉向。余英時在〈士商互動 與儒學轉向〉後半段便專門針對顏山農討論其「七日悟道」的宗教經驗，以及「急救心火」的救 世精神。詳參氏著：〈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收入《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頁 236-252。另 可參王汎森：〈明代心學家的社會角色〉、〈明末清初儒學的宗教化〉等文，收入氏著：《晚明清 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 1-28；50-88。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
心態；後者除了是因應明清之際社會秩序混亂而產生之淑世理想，某種程度上也 有不願入仕新朝卻又以民為念所產生的「下層經世」14
綜而言之，明末清初儒者雖然有其時代背景的侷限；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其 也有獨特的思想資源做吸收、運用。就此時期的儒者而言，其最大的思想資源便 是明以來的三教調和思想。因為不論儒者們對三教調和所持的為正面抑或負面的 評價，三教混同之趨勢確實存在於時代潮流中，成為一種背景知識的存在。
現象。這種積極用世心態 的突顯，讓我們看到儒者面對時代困境所展現的堅韌性，不因外在環境的打擊而 動搖自我的價值信念。儒學的價值便在此處展現，發揮了經歷亂世後的維繫人心 力量。
15當 儒者們面臨了實踐層面的需求並從而回頭找尋思想資源時，對於非儒學資源的轉 化便成為相當有趣的觀察點。此處想討論的地方在於為何儒者們需要對非儒學資 源進行吸收與轉化？如果儒學固有的資源已足夠儒者實現修身或化民的理想，便 不需要冒著出入外道的危險去接觸之；反之，則必然有值得儒者運用、發揚之所 在。從其接納過程中看待儒者如何賦予其儒學價值體系，使之成為宣揚聖道的有 力工具。而當此時，儒者們對於功過格的關注與轉化，便是儒學吸納外學轉為己 用的明顯例子。
(二)修身、踐禮：儒學對功過格的吸收與轉化
前一部分討論了明清之際儒者對於時代巨變之焦慮，在此便進一步討論明末 清初功過格所表現出的獨特性，兩相配合以促成本文所聚焦：儒者運用功過格之 實踐特質。功過格為一種附有日期格式的小簿子，使用者每日在其上自記今日所 行之善功、所犯之罪過，功過相抵以觀一日之所行。藉由累積善功，功過格給予 了獲得福報的承諾；相反的若持續犯下罪過，則會導致災禍的降臨。功過格之特 點在於其以因果報應來連結現世的道德行為，使得此世的善惡作為直接影響未來 的災禍福報。正如《太上感應篇》所言：「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16
義〉，收入氏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論》，頁 89-106；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 實踐》〈第八章 聖學教化的弔詭〉，頁 327-368。
因此當行善或為惡之時，冥冥 中均有神明臨鑑，給予民眾寧可信其有而不為的心態，加上佛教因果輪迴的觀念 已深入人心，因此對於普遍民眾有著極有效的規範、教化效果。從明末到清初，
功過格的奉行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不只目不識丁的民眾用以規範持家；士人們
14 此名詞為王汎森所提出，「下層經世」在其定義為相對於輔君治國的鄉村教化建設；筆者認為 只要是社會秩序維繫、教化者，都能夠納入「下層經世」之範圍內。見〈清初的下層經世思想〉，
收入氏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論》，頁 331-368。
收入氏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論》，頁 33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