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清儒學脈絡看功過格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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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之特色，並連結儒家經典與禮學內涵，並指出功過格在儒生的改造與運用 下，展現了「類經典」的規範性與教化性，成為明末清初功過格儒化趨勢的內在 理路討論，為以往宗教性的功過格研究添入儒學視角的觀察。最後小結指出「儒 門功過格」之缺失與不足，以作為第六章討論清初以後功過格轉回宗教性善書之 觸發點。

第一節 從明清儒學脈絡看功過格儒化

對於明清之際的觀察視角相當多元，或可從理學之儒、經史之儒間的承繼與 交流探其思想移易、或可從理學思想中王學朱學之貶抑昂揚見其比重轉化；甚或 從儒學與西學的接觸、吸收而觀儒學之變，上述種種其實都規摹出明清之際儒學 多元發展之圖像。而在諸多不同層面的儒學表現背後，或許能找到某些共通的原 理與趨勢，成為諸現象的基礎；對本文而言，功過格的儒化亦不外於此脈絡之中，

故對「儒門功過格」所以產生之觀察，亦能從中反映出部分儒學發展的樣態與趨 勢。而功過格儒化之於儒學發展，首先便突顯了儒學對外道資源的吸收與內化，

也進一步反映了儒學理想、理論層面對具體時代環境所需做出的調整與拉鋸，有 時不得不因應外在環境而轉化之。其次，在第三章討論《人譜》時，已略為論及 儒學客觀層面之道德輔助需求，而功過格的禮儀指導運用亦藉助其客觀面之道德 標目，在在都突顯了客觀價值層面的著重與昂揚，此正是明清儒學「趨於徵實」

的具體表現。因此本節便以上述兩面向作為討論焦點，而得觀「儒門功過格」與 其他儒學現象所共同反映的明清儒學轉變趨勢。

(一) 儒學價值觀與現實環境的拉距

儒學的發展與思想體系建構，有賴經典、儒者與環境三者間的交互作用而 成。經典提供儒者規範、指導，而經典也有賴歷代儒者們推崇、宣揚，促成一正 向發展的循環體系。然而，不論是經典的流傳或儒者的生命歷程，都無法脫離時 代背景對其的束縛或影響：經典在各時代的壓抑與昂揚，構成一系列經學史的探 討與著作；歷代儒者因應各時代環境所產生的思想創發，也形成了儒學史的發展 與轉折。時代環境的參入，雖然構成某種程度上的束縛與限制；但從另一角度而 觀，時代背景也賦予了該時代儒學經典發展與眾不同的獨特性，突顯了儒學價值 因應現實環境的調整與轉化，構成燦然而多元的發展面向。

在先秦儒學的創建與發展過程中，便已面臨了價值與實踐間的拉距與挑戰。

先秦儒者如孔孟等人，在往來各國遊說君主的過程中，體會到當時嗜利縱欲、禮 法僭越風氣對儒學價值的衝擊，卻也只能抱持「知其不可而為之」⁶

6 語出《論語‧憲問》第十四：「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

的精神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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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07。另可參林啟屏：〈正典的確立：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石渠議奏」〉，收入氏著：《從古 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識之形成》(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頁 373-420。

9 有關宋代儒學發展所突顯出的「道統」、「政統」意識，余英時在其著《朱熹的歷史世界》之

〈緒說〉中點出宋儒(特別是朱熹)有意識的區分「道統」與「道學」兩歷史階段。自孔子以後，

內聖外王分裂為二(合而為一則為「道統」之傳)，儒者所傳為有德無位的「道學」或「道統」，

以有別於中央權力的「治統」、「政統」。詳參氏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 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2003)〈緒說〉，頁 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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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盛世是否合於道之認定差異。朱熹陳亮的王霸之辨，相關討論甚多，本文則欲 點出二者之辨其實反映了面對現實環境、歷史事實，儒者如何作出歷史描述與價 值認定。¹⁰正如許多研究指出，朱熹與陳亮的辯論焦點並不在於制度層對漢唐功 業的檢視，而在於其功業是否合於儒家價值體系之認定上有所爭議。陳亮反對朱 熹等人「三代專以天 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¹¹的看法，以為漢唐盛世的出現，

乃在於兼用王霸道而行之，故能成就功業。如其言：「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 發于仁政哉？」¹²

陳亮此一「義利雙行」的主張，則被朱熹視為對儒家王道的悖反：朱熹認為 漢唐帝王之作為雖有暗合「天理」之處，但其動機乃為利而發，故終不能視之為 同於三代的「王道」表現。故朱熹在注《孟子》「以 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 王」時便言：「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

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肯定了勢位的重要性，並引《論語》中孔子稱讚管仲之辭「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來強調漢唐功利之行終可 促成往後王道仁政，「霸道」乃是成就「王道」的手段，就其「施用」層面而言，

便是「王道」的體現。

13強調的並非所成何種功 業，而是功業背後所居之心；在朱熹認為，只要秉持愛民愛物之仁心，就算未成 功業，功業亦必然而至。故朱熹認為 劉邦、李世民雖開創漢、唐，但其心只在「利 欲」上， 不可與三代之「王道」並論，其雖或於事功上有暗合仁義之處，但就其 起心而言，只能謂之「霸道」。朱熹與陳亮「王霸之辨」的產生其實正透露儒家 價值體系面對現實、歷史之衝擊以及如何認定儒學實踐的困惑。漢唐霸業成就必 然有儒學、儒者之功在其中，但問題便在於其中儒學價值成分有多少？是否是儒 者可接受的歷史發展？在儒學價值與現實之間，陳亮選擇了容忍非儒學價值的存 在，認可了既有的歷史事實；朱熹則站在正統儒學立場，極力排除外道資源對儒 學的入侵，在過往的歷史事實上試圖建立具有純然儒學價值的歷史敘述，不論是 對三代的認定上、對漢唐的認定上均是如此。

前述所論孔孟之言乃至朱熹陳亮之辨，意在突顯儒者們因應時代衝擊所展現

10 有關歷史描述及其背後的時代價值乘載，便涉及有關經典詮釋、史事描述等「歷史性」的討 論。所謂「歷史性」，指的是詮釋者抑或是思想家所處時代的歷史情境與歷史記憶，以及解讀者 其自身的思想系統。由於「歷史性」之不可避免，使得儒者在經典詮釋、史事描述上，都不免帶 有該時代脈絡下的價值投入；從另一角度而言，我們也可藉由探討詮釋者的「歷史性」，以見其 獨特詮釋角度與時代意義所在。可參黃俊傑：〈從儒家經典詮釋史觀點論解經者的「歷史性」及 其相關問題〉，收入氏著：《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

11 陳亮在〈又甲辰秋書〉中提到：「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 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 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 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 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所言近世諸儒者，即謂朱熹之說。收入《陳亮集》(臺北：漢京 文化，1983)，頁 281。

12 ［宋］陳亮：〈又乙巳春書一〉，收入《陳亮集》，頁 286。

13 《孟子集注》卷三，此處用［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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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儒學價值的信從與堅持。如此的現象也說明，儒學發展不可免的要因應時代背 景而有所調整、轉化；其中具代表性者，莫如余英時所提出宋明儒學從「致君行 道」至「覺民行道」的發展轉變。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中，便著眼 於宋代儒者的士大夫身分以及所處的政治文化環境，以開展出不同以往的宋明儒 學視野。在此角度上，將宋儒談「道統道學」、「內聖外王」等議題納入政治層面 做考量，突顯了許多理學議題的出現，實與宋代政治環境賦予士大夫「君臣同治 天下」之理想有關。如此也能說明為何當朱熹、陸九淵等人獲得直接奏對皇帝的 機會時，慎重選擇奏對內容背後所透露出欲將儒學理念傳達於君的期望。¹⁴在此 我們可以發現，余先生所觀察到的諸多現象，均可視為宋代儒學在政治、社會環 境衝擊下所產生的應對表現：宋代君王與政治環境對文士儒生的禮遇，構成當時 儒學的正向發展，甚至因為王安石與宋神宗的「君臣之合」，促使儒者們抱持著

「致君行道」的政治理想與可能；而社會普遍的右文風氣、科舉取世，加上經濟 條件的許可，也使宋代興起許多書院教育，承擔起講學、供祀與藏書三大傳承功 能，也使儒家「致君行道」之理念下貫至每個儒者心中。¹⁵

余英時同樣的論證角度、對儒學因應時代環境衝擊的檢視，卻在明代儒學發 展出不一樣的表現模式。從宋儒延續下來的「內聖外王」之志與「致君行道」理 想，卻不適用於明代的政治文化環境，使得儒學發展在明代初期便面臨了挫折。

如余英時在〈明代政治與理學文化〉所指出，明代政治風氣對待士人不如宋時禮 遇，甚至到了嚴酷的地步。此時如王陽明等懷抱「致君行道」之儒，自然遭遇到 極大的困境與焦慮；而因應環境的轉變，使王陽明找到另一條治平之途，即是將 目光從君王投向民眾的「覺民行道」實踐。

故宋儒在心性議題、

內聖外王之道上如此堅持之因，便在於對輔君以達聖世、王道之治可重現於今的 自信與理想；宋代儒學之盛，實與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16而從「致君行道」至「覺民行道」

的轉變造就王學大盛天下的儒學盛世，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明代儒學發展找到適

的轉變造就王學大盛天下的儒學盛世，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明代儒學發展找到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