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徑路與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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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徑路與取向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想透過文本內涵之分析，以突顯「修身」、「化民」等儒 學實踐傾向在功過格上的發揮，此為本文第一層次。就第二層而言，便是要探討 明末清初「儒門功過格」產生之背景脈絡，乃至功過格文本的獨特性。想要對此 作進一步的探悉與討論，自然需要在研究路徑、切入角度上做一適當的掌握。畢 竟如何有系統的、全面的挖掘儒者編纂功過格此一既定事實背後的複雜理路，是 筆者思考的所在。正如余英時先生對明清之際儒學轉折所提出的「內在理路」
（inner logic）觀察，讓以往習於從政治、經濟等外部因素著眼的清代思想史解釋 有了新的切入點。40筆者認為有關儒者對功過格的吸收不能僅就佛道思想影響等 外部因素理解；更為核心者，應在於檢視儒學自身發展過程中產生了何種變化，
以至於在明末清初的時空背景下有了對功過格的需求。而本文此內在理路的開 展，便建立在兩位功過格作者劉宗周及陳錫嘏之思想內涵討論，以及從陳錫嘏上 溯黃宗羲以至劉宗周，通觀蕺山學派對功過格態度的差異與分化。以當時之蕺山 學派為立基點來看待儒學對功過格的態度，除了著眼其特殊面外，亦著眼其代表 當時儒學現象的普遍層面：就特殊層面而言，固然反映了以往備受學界所關注的 劉宗周乃至蕺山學派思想有著如功過格運用等不同的討論空間；就普遍面而言，
則反映出當時儒者們對對於明末王學、朱學乃至東林等諸多思想脈絡的承繼。簡 而言之，本文在大方向上建基於明以來受佛道影響而盛行的功過格發展背景，而 關注於當時儒者對於功過格的運用與轉化。在具體文本討論部分，則以劉宗周及 其後學陳錫嘏之功過格運用，討論其中的儒學內涵賦予及其反映出的價值意義。
如此兼顧內、外理路兩面向，才能夠較為合理的說明劉宗周《人譜》與陳錫嘏《彙 纂功過格》產生之原因。以下便先從內、外理路處理功過格發展問題，其後以雙 文本方式揭出「修身」、「化民」兩種功過格實踐趨向。此便是本篇論文之研究徑 路與取向。
(一)外在理路：明以來三教調和背景與功過格流佈
前面已略談過明末三教調和背景對儒學之影響，特別如功過格正是佛道影響 下的產物。此一部分所要討論者，是專從外部影響入手，略論宗教性功過格所具 備的特質。其後介紹劉宗周以前歷來儒者對功過格之態度、看法，其中不乏已偏 向宗教化的接受者。如此從外部因素著手，規模出儒門功過格發展過程的其中之 一個面向。
正如酒井忠夫將考核功過溯源至漢代之官僚體制，從而影響「泰山死籍」、「三
40 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的智識傳統〉、〈清代思想史的一個 新解釋〉，收入氏著：《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1984)，頁 8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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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在民眾、士人間散佈開來，正如酒井先生所說：「袁黃通過善書信仰的體會 與實踐，而獲得了得子、科舉及第並當官、長壽等結果，可以說是實現了福祿壽 皆全這一中國民眾的最高願望。」49其中袁黃積善而及第的事蹟，也為寒窗苦讀 的士子們增長了其奉行功過格的意願。50
然而，若僅以「因果報應」、「現世得福」來看待儒者對功過格的接受似乎略 顯單薄或表面。畢竟為現實利益而奉行功過格只是消極、被動層面的展現；我們 更應該注意儒門功過格之積極面開發，並且注意到層次上的區分：第一種為儒者 運用功過格進行自我修身實踐，此時功過格的對象指向儒者自身，所要思考的問 題便在於儒者為何需要功過格進行修身，以及儒者如何淡化功過格中的宗教層 分；第二種則是儒者注意到功過格對於民眾教化的助益，而著手改造功過格。此 時的對象指向民眾，如此所著重的便是功過格內部的禮儀指導，而不必然要絕對 排除「因果報應」對民眾的監督性，達到「神道設教」的效果。有關前一部分，
將在下面「內在理路」進行討論；後一部分則待釐清內、外理路後加以討論。
袁黃之後，不論是李贄所編《因果錄》、
顏茂猷所作《迪吉錄》基本上都是以「因果報應」作為積善累德的發動與助力，
成為早期知識分子、儒者對功過格的普遍接受狀況。
(二)內在理路：明末王學之困境與蕺山後學之分化
有關「內在理路」此一部分所要討論的重點，乃在於明末儒學發展過程中產 生了何種變化，而突顯了儒者使用功過格的需求？而在眾多儒者之中，又以劉宗 周及其門人最有討論空間：一方面其代表對明末王學流弊修正最力者，一方面也 是明末改造功過格的代表。有趣的是蕺山門人中對功過格的評價並不一致，有的 循其師說致力於《人譜》與改過會的經營，此以陳確為代表；有的著重面在於經 史之學的開創上，而對功過格抱持較為冷漠的態度，此則以黃宗羲為代表。以下 便分從明末王學困境與蕺山學派分化兩部分進一步討論之。
前面已經有論及王學發展至明末所產生的種種弊端，其關鍵乃在於以內在
「良知」作為價值標準時，所可能產生的道德標準隨人滑動之危險。加上王學始 終致力於「良知見在」的簡捷之教，如此兩相配合形成明末一股狂誕恣肆的學風。
當東林士人乃至王門後學劉宗周等人開始對之進行批評與檢討時，開始突顯出明 末王學乃至儒學所面臨到的課題：即客觀道德標準的安頓以及具體修養實踐的依 據何在。宋以來的儒學發展雖然重於「心、性、理、氣」的討論，但在具體修養 方面，也重「致知」、「力行」並進，故朱子言：「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
49 ［日］酒井忠夫：《中國善書研究》，〈第四章 袁了凡的思想與善書〉，頁 328。
50 酒井先生提出：「袁黃的這種善書思想、信仰，通過其削籍後之落魄貧寒時代所作的《立命篇》
等善書而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並最終修成正果。而且，在與明末貧寒士人階層的具有歷史性的 社會意義相結合之後，使善書在以下層讀書士人為中心的民間大為流通。」〈第四章 袁了凡的思 想與善書〉，頁 331。呂妙芬曾提出明代科舉名額並未因應人口的增長而增加，造成大量具知識 背景卻無祿位的生員現象，其無不希望能及第以脫離貧困生活。可見功過格開始進入知識分子領 域是有其歷史性脈絡可循的。詳參《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頁 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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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下言「心、意、念」等理學概念；亦多涉獵於經學、史學的開拓。58加上前面 所言劉宗周對於「改過」、「修身」等之著重，讓蕺山思想呈現多元發展之可能。
如此傳及弟子之間，便會因應各人著重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發展趨向：王汎森在前 文中已經說明了陳確改過會與蕺山思想的聯繫性，可視為「改過」之學的承繼者；
而清初大儒黃宗羲則是蕺山思想在經史學上著力最深，透過甬上講經會帶出萬斯 同、萬斯大以及陳錫嘏等儒學後勁，奠定浙東史學的傳統。59這裡想要指出的是，
雖然蕺山後學各有所偏重，不代表其不傳師說的其他層面。以黃宗羲而言，其雖 然對《人譜》等近於功過格之改過修身較為忽視、也曾大力批評曾與劉宗周共組 證人會的陶石梁流於佛教因果之說。60但當劉宗周之子劉伯繩與惲仲昇試圖淡化
《人譜》在蕺山思想中的地位時，黃宗羲是給予大力批評的。61而李鄴嗣等甬上 弟子在記述求學於黃宗羲時也言：「時萬、董弟子，及里中後起諸賢，始從黃先 生所，得讀《子劉子遺書》，即共喟然發憤，謂蕺山墬學當藉姚江以季興。」62鄭 梁亦言：「去年五月十三日，獲見先生於鄞郊，先生手授以子劉子《學言》、《聖 學宗要》諸書。梁伏而讀之，始翻焉知聖賢之必可為，而學之不可不汲汲也。」63 可見當黃宗羲傳蕺山之學於甬上之時，除了講經談史之重，也連帶地將劉宗周其 他學說帶入甬上。當弟子們同樣因應自身興趣而有所偏重時，如同萬斯同開始留 意史學研究；陳錫嘏晚年轉向近於《人譜》的功過格編纂，也不是令人意外之事。
陳錫嘏對於功過格的編纂與改造，不僅延續了劉宗周改造功過格之傳統，也反映 了清初經世思潮對其「化民」傾向之影響。即便其某些思想傾向不受黃宗羲之認 同，但從劉宗周思想來看是能夠抓得到其思想之內在理路的。64
58 從《劉宗周全集》中對於其遺著的歸納，首類便標舉「經術」類。其中包括論及《周易》《論 語》、《大學》之討論；另外在「奏疏」類中，也往往見其考古制以論今制。如此充分展現其在理 學之外的經史學傾向。
59相關討論參王汎森：〈清初的講經會〉，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3(1997/09)，
頁 503-588。
60 有關劉宗周撰《人譜》的重要原因，目的便是在駁斥當時儒者崇奉的因果之說。而其最大的 針對者便是與其同組證人會社的陶石簣及其後學。詳細討論可參吳震：〈「證人社」與明季江南 士紳的思想動向〉，收入氏著：《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頁 249-340。
61 參王汎森：〈清初思想趨向與《劉子節要》－兼論清初蕺山學派的分裂〉，頁 254-256
62 ［清］李鄴嗣：《杲堂文續鈔》卷二〈黃母葉淑人六十壽序〉，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
新文豐，1988）第 154 冊，頁 59。
63 ［清］鄭梁：《寒村詩文選．雜錄》卷二〈上黃先生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
莊嚴文化，1995-1997)第 256 冊，頁 448。
莊嚴文化，1995-1997)第 256 冊，頁 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