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背景

晚婚與不婚現象近年來不但受到社會的關注，許多人也開始擔憂其可能造成 的社會問題。本節將引用國內外的統計資料，來說明晚婚與不婚的社會現況與台 灣女性的關連。

壹、晚婚、不婚已成為全球性的趨勢

晚婚與不婚是許多已開發國家正在面臨的問題，並非台灣獨有。聯合國統計 司發表 2002 年到 2006 年間人口普查的結婚比率統計，歐洲地區的已開發國家粗 結婚率大多呈現持平或下降的趨勢，在 2002 年到 2006 年間，法國的粗結婚率 4.7%

下降到 4.4%，德國由 4.8%下降到 4.5%，挪威由 5.3%下降到 4.7%，同時間美國 的粗結婚率亦由 7.8%下降到 7.2%（The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2012）。在德國、

法國、希臘、愛爾蘭等國家，新娘介於 25-29 歲間的人數最高，次之則是 30-34 歲，35-40 歲再次之，甚至比 20-24 歲間結婚的人數更多（T.U.N.S.,2012），顯見 全球化的晚婚趨勢已是不爭的事實，而晚婚與不婚現象，造成的少子化與高齡化 問題，以及後續產生的經濟危機，也是全球密切關注的議題。

如果參照聯合國統計司調查 1985 年到 2004 年的人口報告，觀察近 20 年內 亞洲地區與台灣經濟水平接近之鄰近國家單身人口比例，可以發現自 1985 年到 2000 年，除了受到一胎化影響而男女比例嚴重失衡的中國大陸外，大部份國家三 十歲至四十四歲的單身人數比例都有明顯提高的趨勢（T.U.N.S.,n.d.），如表 1-1 所示。

表 1-1：1985 年到 2000 年間亞洲鄰近國家單身男女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整理自 The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n.d.)

單身人口增加最快速的國家為南韓，15 年間，30 到 34 歲男性單身人口由 9.42%變為 11.45%，30 到 34 歲女性由 4.25%劇增為 29.34%；35-40 歲男性單身 人口由 2.69%變為 4.45%，35-39 歲女性單身人口由 1.60%變成 13.18%；40-44 歲 男性單身人口由 1.06%變為 2.66%，40-44 歲女性單身人口由 0.71%暴增為 6.89%。

日本則是在 15 年內，單身人口的比例成倍數增長，新加坡 35 歲以上的單身者亦 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如果比較兩性單身人口比例，日本單身男性比例大於女性，

與韓國正好相反，而新加坡大約呈現男女相當的趨勢，差異不大。

當我們觀察男性比例與女性比例變化的幅度，會發現一件事情：女性單身人 口比例增加的幅度，明顯大於男性單身人口比例。這是否代表，關於不婚及晚婚 現象，女性發生的機率遠大於男性呢？印證研究者身邊的發現，似乎也符合此趨 勢，探究這樣的趨勢是否為常態，也是研究者感興趣的議題。

貳、臺灣女性晚婚與不婚比率成長中

由內政統計年報中，臺灣男女的有偶比率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離婚比率則 從 2.06%攀升到 7.32%，未婚單身人口比例則呈現逐年緩升的情況，直至 2011 年，

單身人口比率已達 34.77%。對社會來說，這代表的不僅僅是婚姻價值的危機，也 可能緩慢的改變台灣的人口結構。政府已開始正視晚婚與不婚現象的嚴重性與急 迫性，當女性的晚婚與不婚日益增加，可能在未來的十數年內造成少子化、產婦 高齡化、人口老化等。在職場生態的改變、家庭觀念的轉變與社會配對形式的衝 擊下，女性晚婚的現象將對社會結構組成造成巨大的衝擊。

一、職場生態的改變

八○年代後，隨著工商業的快速發展，勞動市場大量缺工的情況下，女性勞 動參與率快速上升。2012 年臺灣地區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49.97%（中華民國統計 資訊網，2013），教育程度的提升、就業能力的提高、生育率降低、加上科技文 明使家務工作簡化，使得女性參與就業市場的比例漸高（呂玉瑕、伊慶春，1998）。

經濟能力的提升，伴隨而來的是女性意識的自覺，而在工作上所獲得的薪資、自 信心與成就感，也讓女性深感自豪（引自俞智敏、陳光達、陳素梅、張君玫譯，

1995；蔡文輝，2003）。在以前，女性必須依靠男性獲得穩定的經濟利益，在今 日，許多女性轉向職場尋求自己的經濟能力和安全感（引自林宜萱譯，2003）。

隨著社會的進步與兩性平權的觀念盛行，高學歷女性日益增多，她們雖然付 出更多時間在求學上，但獲得學位後，擁有的「資本」也逐漸增加。不論是在原 生家庭、婚姻生活或社會中，這些「資本」為女性帶來更多的收入、更高的地位，

以及更多的權力（伊慶春，2001；鍾年，1998）。雖然對女性來說，同工同酬並 非社會的常態，但越來越多家庭也依靠女性的收入來養家活口，女性的經濟能 力，不再是一個「附屬」，而真正成為能夠提供家用的經濟來源，而這也增加了 女性的工作時間，降低了女性進入婚姻的動機。

二、家庭觀念的轉變

除此之外，家庭的功能在近代也受到質疑，在傳統社會中，婚姻家庭所能提 供的功能，如性愛、生殖、情感、社會化、保護、地位、經濟、娛樂等，除了感 情與地位功能之外，許多已被社會的機構單位部分或幾乎全部取代（徐光國，

2003）。孝道觀念的轉變改變了男女相處的模式，傳統觀念受到了挑戰，在兩性 平權的觀念影響下，有許多家庭不再執著於父系思維，法律也明定女兒在遺產的 分配上佔有與男性子嗣相同的地位，照顧老年父母的義務不再落在兒子與未出嫁 女兒的身上。研究指出在家庭中女性照顧者角色最為吃重，且常常伴隨著強大的 精神壓力，這些女性照顧者同時也最缺少社會的奧援(Murphy et.al., 1997;

Stephen,Townsend, Martire, & Druley, 2000)。由於女性就業的普及化，近代的女性 都能分擔照顧年老父母的責任，不過另一個研究則發現女兒的婚姻狀況會影響對 老年父母的照顧，從未結婚的女兒，最常成為老年父母主要的照顧者（Litvin, Albert,Brody & Hoffman, 1994），甚至為此犧牲了自己的婚姻機會，全心全意的 照顧父母直到其終老。

三、社會配對形式的衝擊

社會中的婚姻配對形式的影響力亦不惶多讓。傳統社會中的兩種通婚型態：

同質性地位通婚與男高女低的配對模式，也讓女性的配對機會受到影響（楊靜 利，2006；楊靜利、陳寬政，2004；蔡淑鈴，1994），尤其近代女性高學歷者眾，

如果執著於要找尋條件更高更好的男性，面臨到的挑戰便更嚴峻，而男性受限於 此觀念，傾向尋求低地位的配偶，更使高學歷女性的婚姻處境雪上加霜。

進一步研究發現，受到男高女低的外婚模式影響下，女性的婚配情形產生三

種變化，一是同質性的內婚比率增加，二是「女高男低」外婚模式成長，三是未 婚率提高（楊靜利，2006）。但是值得注意的，「女高男低」主要集中在大學學 歷以下，研究所以上的高學歷女性態度則有移向不婚的趨勢（楊靜利、陳寬政，

2004），由此可知高學歷女性仍有不願意「屈就」的傾向，進入婚姻對於她們並 非絕對的選項。如果臺灣男性依然重視所謂的「成家立業」，也介意女高男低的 配對模式，那麼，引進外籍新娘造成適齡未婚男性的減少，對高學歷女子的婚配 機會產生更大的衝擊。

綜合以上可知，臺灣女性在職場生態上的改變、家庭觀念的改變、社會配對 形式的衝擊下，都有可能造成其晚婚或不婚的婚姻抉擇。這些現象使得研究者產 生好奇，進而想探討在這些影響下熟齡國小未婚女教師的婚姻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