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節 問題解決與憂鬱傾向的相關研究
這章節羅列研究者在文獻蒐集上所找到的資料,並詳細的說明在該研究中問 題解決與憂鬱傾向的相關研究為何。
國內的研究上,許淑瑛(2005)在探討大學生自殺意念歷程模式中發現問題 解決與憂鬱症狀存在共變關係,問題解決缺失愈嚴重,憂鬱程度愈高。其研究低 問題解決心理量表採用「社會低問題解決心理量表-修正版」,憂鬱量表是採用「貝 克憂鬱量表」。研究過程也顯示憂鬱症狀與「社會問題解決心理量表-修正版」中 的正向問題解取向、理性問題解決有顯著負相關(r=-.067 ~-.241, p < .05),與負 向問題解決取向、衝動/不在乎風格、逃避風格、無望感、自殺意念為顯著正相關
(r = .314 ~ .508, p < .01);研究說明:較憂鬱者,其在問題解決上也較負向,較 易採取逃避方式,易衝動行事,正向合理的解決方式較少
簡吟如(2009)在探討臺灣大學生的憂鬱、與人際問題解決中發現,若以皮 爾遜積差相關來分別檢視社會問題解決與憂鬱的關係,結果顯示社會問題解決與 憂鬱呈顯著的負相關(r= - .43 , p < .01)表示,當社會問題解決越高,則憂鬱情緒 越低。其中所採用的低問題解決心理量表為社會問題解決心理量表-修正版(Social Problem-Solving Inventory-Revised,SPSI-R)(王韋婷,2007),憂鬱量表則是「流 行病學研究中心憂鬱量表」,為Radloff(1977)發展編制。
陳姿宇(2006)使用的低問題解決心理量表為許瑞蘭(2001)所編制的社交 生活經驗量表,憂鬱量表則是用Hollon 和Kendall(1980)為了測量憂鬱者的負向 思考頻率,而發展出30 題的自動化思考量表(Automatic Thoughts Questionnaire, ATQ),則是發現憂鬱與問題解決呈現負相關,人際問題解決特性與青少年憂鬱 為負相關(r= - .408 , p < .001),達到顯著水準。而其中青少年憂鬱現象對問題解 決的的各層面關係如下:青少年憂鬱量表中的憂鬱煩躁情緒、無望、自尊及認知 功能低、身體抱怨、品行人際問題五個分量表與問題解決的自信、自我情緒控制、
以及人際問題解決特性總分皆達到顯著的負相關,而問題解決中的「面對問題」
分量表僅與青少年憂鬱中的「品行人際問題」達到顯著負相關,其他四項分量表 卻達到正相關,但無顯著。整體似乎也可訴說,當憂鬱程度愈高,則問題解決越 低。
王韋婷(2008)以SPSI-R探討社會問題解決與憂鬱關係(測量憂鬱的則是以 貝克憂鬱量表),發現其五個因素皆與憂鬱程度有顯著相關,其中憂鬱症狀與正 向問題定向(PPO)、理性問題解決風格(RPS)成顯著負相關,與負向問題定向
(NPO)、衝動/粗心風格(ICS)、逃避風格(AS)成顯著正相關。顯示憂鬱程 度越高,對問題、問題解決的看法也較負向,較易採取衝動、逃避的解決方式,
較少採取正向、理性的解決方式。
黃美雀(2009)憂鬱的部份則是採用兒童憂鬱量表(Childhood Depression Inventory),用來測量七到十七歲兒童的憂鬱症,由Kovacs在1983年根據「貝克憂 鬱量表」改編而成,其中憂鬱的各面向及整體憂鬱情緒跟問題解決相關陳列於下:
負向情緒與問題解決為負相關,達到統計水準(r= - .439 , p < .001)、人際問題與 問題解決為負相關,達到統計水準(r= - .305 , p < .001)、效率低落與問題解決為 負相關,達到統計水準(r= - .437 , p < .001)、失去興趣與問題解決為負相關,達 到統計水準(r= - .384 , p < .001)、負向自尊與問題解決為負相關,達到統計水準
(r= - .430 , p < .001)、整體憂鬱情緒為負相關,達到統計水準(r= - .504 , p< .001)。 因此亦可以下以下結論,問題解決越高,相對的整體的憂鬱傾向則越低;問題解 決越低,相對的整體的憂鬱傾向則越高。
馮美珠(2007)也發現問題解決、尋求支持與憂鬱情緒、身體憂鬱症狀有負 向相關,顯示會以問題解決、尋求支持來因應的教師,較不會有憂鬱情緒、身體 憂鬱等症狀產生。
檢視國外相關研究,Reid、Dixon(2000)檢視問題解決、憂鬱和悲傷症狀之 間的關係(樣本為五年內喪失親愛的人),結果發現問題解決以及憂鬱傾向之間 所有變項之間都有相關,此份研究憂鬱部分所用為 BDI、問題解決則是用 PSI,研 究結果顯示 BDI 和 PSI 整體特性為正相關,達到統計水準(r= .67 , p < .001)、BDI 和 PSC 為正相關,達到統計水準(r= .69 , p < .001)、BDI 和 AAS 為正相關,達到 統計水準(r= .50 , p < .001)、BDI 和 PC 為正相關,達到統計水準(r= .58 , p < .001)。 PSI 各分量表皆和憂鬱成正相關,而 PSI 分數越高,代表問題解決越低,因此可以 論述此份研究結果說明問題解決越佳,憂鬱程度越低,反之亦然。
Dixon(2000)的研究則是發現在問題解決心理層面較佳的人,比較可能從憂 鬱中恢復過來,經過實際的前後測實驗後發現,問題解決心理層面較佳的人,憂 鬱指數顯示為輕微(BDI=12);而問題解決心理層面較差的人,憂鬱指數顯示為 嚴重(BDI=20)。其中 BDI 和 PSI 統計上皆呈現正相關。Blankstein、Flett & Johnston
(1992)的研究則是發現透露憂鬱者會有比較多的負面期望和較差的問題解決。
Pretorius(1993)研究表示:(1)PSI 是個可靠的工具(研究把 PSI 用於南非 的大學生上)。(2)問題解決較弱的人同時也夾帶著自尊較低並且較高的憂鬱和焦 慮的傾向。Nezu(1986)研究中也發現,所有的憂鬱症狀(以 BDI 測量)和 PSI
的所有分量表呈現了正相關,並且達到了統計水準。
根據研究者找到的資料,中外研究皆指出憂鬱與問題解決皆有所關聯性,若 問題解決心理量表以社會問題解決心理量表-修正版(SPSI-R)者,其中的正向問 題定向(PPO)、理性問題解決風格(RPS)幾乎和憂鬱呈現顯著負相關,顯示正 向問題解決、理性問題解決越佳者,其憂鬱程度越低;而負向問題定向(NPO)、
衝動/粗心風格(ICS)、逃避風格(AS)成顯著正相關,顯示處理問題越負向思 考、越衝動跟粗心、以及越逃避的話,憂鬱指數越高。
若以PSI當作問題解決的量表,其三個分量表幾乎都和憂鬱呈現正相關的關 係,三個分量表(PSC、AAS及PC)皆代表分數越高,其所代表心理表現也較為 負向。因此當憂鬱分數越高,PSC的分數也越高,也代表低問題解決信心越低;當 憂鬱分數越高,AAS的分數也越高,代表逃避傾向越趨近於逃避或消極;當憂鬱 分數越高,PC的分數也越高,但是代表個人對於自己的情緒及行為較不能控制。
不管研究是採用PSI或是SPSI-R,都顯示一個狀況「憂鬱程度越高,問題解決 心理層面較則較為負向(如較沒有自信、衝動粗心、逃避、消極等);憂鬱程度 越低,則問題解決心理層面較為正向(如較有自信、理性、積極等)。」顯示出 憂鬱與問題解決之間,實有探究的空間,因此本論文研究目的之一,即是要探究 問題解決與憂鬱之間的關聯性究竟為何?以供日後研究人員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