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 四言變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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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極度混亂的生存狀態下，詩人為了尋求一份內心的平靜，因而向創作探尋。正 因為處於極端的心理憂懼中，情感的壓抑與生命的徬徨讓魏晉時期的作品釀成獨 特的風格。而與現實對照之下，詩歌創作成為缺憾現實的淨土，詩歌作品的質地 也產生了變化。
在此展現生命力的過程中，詩歌的藝術性更為活躍，從而為詩歌創作開闢 了嶄新道路，讓此時代的詩歌具備特殊價值，同時，也使詩學研究能更深一層進 入作者的精神領域。
二、 四言變異性
四言詩自中國先秦時期開始便在詩歌中佔有重要地位。在五言詩、七言詩 尚未完全崛起，成為詩歌慣用形式時，逐漸在雜言創作中形成「以四言為主」的 詩歌體裁。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代表著先秦時期詩歌的最高成就，
在中國文學史中，為後世開啟了燦爛的一頁。其中蘊含豐富的文學元素，成為後 代詩歌屢屢融會、化用的文學基因。8
自《詩》成為「經」開始，先民的初唱為後世詩歌奠定了基礎，無論在政令 教化功能上是斷章取義地應對問答，或是聽風察俗地興觀群怨，又或在抒情言志 表現上，敘一己之情、述天下之志，都能見出《詩經》對後世的影響。《詩經》
採用的詩歌體裁為四言體，偶有雜言涉入9，卻已有詩歌成熟的樣貌，象徵著四 言詩歌最高成就，但在經典形成的同時，也產生了詩歌的質變。
中國詩歌自先秦後，至魏晉步入轉變期。詩歌體裁由四言轉變為五言，開啟 後代五言詩歌璀璨光芒的盛況，迨到唐代，四言詩幾乎成為絕響，不再有作家創 作四言詩。魏晉六朝的兩大詩歌主流體裁，便是四言詩與五言詩。但在兩者的角 力中，四言漸趨消沉，五言隨之崛起。五言詩的發軔與成熟奠定了往後的詩歌基 礎，開啟唐代詩歌的燦爛輝煌，可謂詩歌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於是，每當學者追
8 蕭華榮說：「中國古代的詩與詩學有一個特殊的歷史機遇，他們的鼻祖與源頭是後來被奉為
『經』，擁有崇高意義和神聖地位的《詩三百》……」蕭華榮：《中國古典詩學理論史》（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2 月），頁 2
9 摯虞言：「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卒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 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晉］摯虞：〈文章流別論‧詩〉，收錄於［明］
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二）‧摯太常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 03 月第 1），
頁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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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詩歌流變的現象時，便著重探討五言詩歌的由來、形成與聲律等相關研究或是 將研究重點至於後代盛行的另一體裁──七言詩歌的形成。不過，同時期呈現衰 弱之勢但又有再度興盛之貌的四言詩在相形之下，無論是研究或討論都顯得較受 冷落。
魏晉六朝承漢啟唐，乃是詩歌變化的關鍵，釐析此時期的作品，更可見出詩 學動向的轉變。大致說來，魏晉時期的詩歌呈現五言為主，四言為輔的現象，劉 勰《文心雕龍‧明詩》即認為此時為「五言騰踴」10的時代。雖然五言勃發，但
《文心雕龍》卻仍然將四言詩視為正宗，五言詩為新體詩，故云：
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惟才所 安。11
劉勰以「正體」及「流調」對舉用來區別四言詩與五言詩，而此種四言詩為「正 體」，五言詩是「流調」的稱呼，顯然對兩種詩歌體裁有不同的評價。由於體裁 不同，故作家乃是依照其才性選用，表現自身的創作風格。可雖如此，四言詩在 劉勰以前，仍保有其「正宗」地位，被認為是「正統的體裁」。12
但稍晚於劉勰時期的鍾嶸，則顯然於《詩品》中呈現了與劉勰相異的看法。
眾所周知《詩品》全書收錄者皆為五言詩，若先將五言詩歌已在梁朝時期成為詩 歌主要創作體裁這點擱置不論，鍾嶸對於四言與五言的看法相當耐人尋味。《詩 品‧序》中曾說到：
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 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 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耶？13
歷來學者對於鍾嶸此說看法分歧，據王叔岷認為，「文約易廣」的意思應當解釋 為四言一句的文句字數較少，因此較容易使篇幅增加，所以應當採用「文約『易』
10 《文心雕龍‧明詩》：「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南朝梁］劉 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 年），頁 66
11［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 年），卷 2，頁 67。
12 崔宇錫云：「事實上，當時一般文人基於《詩經》傳統影響，仍舊十分看重四言詩，將之視為 詩歌的『正統體式』。」崔宇錫：《魏晉四言詩研究》（四川：巴蜀書社，2006 年 06 月），頁 16
13 ［南朝梁］鍾嶸撰，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10 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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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詩的優越性、表現力及在社會上的普及程度，是鍾嶸確定祇評五言不 評四言的原因。此外，前輩文論家如陸機、李充、王微、顏延之、摯虞、
謝靈運以及張隱，都有自己的著作問世；特別是夢執丹漆禮器、隨仲尼南 行的劉勰，十多年前已寫出體大思精、面面俱到並大獲好評的《文心雕龍》， 這對鍾嶸來說無疑是一種挑戰。既然前輩理論家已建立起自己的評論方法 和評論體例，具有獨特個性，不喜歡雷同別人的鍾嶸，當然也會為《詩品》
確定一種與眾不同的體例，這就是為「辨彰清濁」、「顯優劣」而設定的「三 品升降」和「止乎五言」。18
時至梁朝階段，四言詩文字簡練，不適於詩歌表現與負擔詞彙變化的缺點已暴露 無遺，五言詩則靈動活潑，能賦予詩歌更多表現，為多數詩人習於創作的體裁。
正因為五言能夠讓詩歌擁有更多層次的表現，故鍾嶸以「滋味」形容之。同時，
為了有別於劉勰的創作，鍾嶸將自己對詩歌的見解及看法，落實到對當朝詩人作 品的批評上。所以，對於鍾嶸而言，四言詩已經屬於一種較為過去式的體裁，討 論或批評四言詩的效用並不足以彰顯其詩歌論述的價值，反而還會顯得有些不合 時宜，值得討論的範圍應該是為當時作家流行使用，已在蓬勃發展且不斷變化、
體系化的五言詩。
不過，透過劉勰與鍾嶸兩人之論，可以見出他們皆以一「流」字點出「五 言詩」自民間興起流行的狀態。換言之，四、五言體裁相對，尚有種官方體裁與 民間體裁相對的意味。但此時五言體裁正處於發展的狀態，頗有流調超前之勢，
那麼，何以在魏晉時期，這個四五言並陳的階段，四言詩沉寂後又再度興盛，甚 至在創作數量上與五言詩平分秋色呢？19當時四言詩的風靡，究竟只是詩歌體裁 在沉寂前的「迴光返照」，又或者另有其他因素？
大致說來，四言詩在先秦時期達到高峰，十五國風歌詠民情，名篇倍出且 感動人心，諸如〈關雎〉、〈穀風〉、〈雞鳴〉、〈碩鼠〉、〈蒹葭〉等作，皆膾炙人口、
傳誦不絕，當時四言詩歌另有〈雅〉、〈頌〉等體，其性質卻尚未形成後世所認定 的「正體」之姿。到了漢代，《詩》被確立為五經之一，進入經學研究的範圍，
18 曹旭：《詩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07 月），頁 120
19 據統計得知，魏代時期四言詩創作比例為五言詩的一半，但晉代時期卻超越五言詩創作而接 近整個晉代的半數，故謂與五言詩平分秋色。詳參附錄一：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魏晉詩歌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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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使文人創作詩歌依循〈雅〉、〈頌〉朝廟正樂之質發展，於是詩歌創作的緣由、
目的及形成之風格都逐漸與正式體裁密不可分，此或為劉勰稱「四言詩」為「正 體」的由來。但經過朝代更迭與文學演變後，此一「正體」內涵又逐漸不甚明朗，
而在玄學思想的激盪與名士集團的唱和之下，詩歌又演變為名士們溝通、交際的 工具了。但在眾多詩歌史的敘述中，往往將詩歌體裁的轉變，視為一種必然的趨 勢，認為四言體的轉變，是社會發展與風氣變化的自然產物，或者集中於五言詩 進行論述，認為四言詩已成末流不值一提，鮮少觸及四言詩此一體裁內在性質的 變化。
除此之外，處於眾人所稱「文學自覺的時代」中，五言詩歌的轉變與形成 恰好符應了「自覺」之說。但是，當時的四言詩歌如何對「自覺」的五言詩與文 學變化進行反應？是與符合文學自覺說法的五言詩齊頭並進，又或是在五言詩的 成長中日漸衰落？四言詩又如何在餘力未盡時，以其「正體」之姿持續展現創作 體裁的生命力？上述問題的牽涉，皆以四言詩為主要核心，故本論文便以「四言 詩」為對象，將魏晉時期四言詩對時代的影響以及與五言詩歌的關係作一深入探 討，使魏晉時期的詩學研究能更為詳細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