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時代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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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言體裁是種原始的體裁，在先秦時期就已經達到高峰，從《詩》內的作 品即可看出四言體裁在詩歌上已具有相當高度的藝術成就。但是，自從五言體裁 在漢代開始逐漸發展以後，魏晉時期四言詩逐漸為人忽略，每當論及魏晉詩歌，
或是透過文學史介紹魏晉時期時，往往論及五言體裁的萌發與蓬勃，卻遺漏了四 言體裁在魏晉時期仍然有為數不少的創作值得被挖掘探討。
此外，魏晉時期亦是文學史與詩史發展上一個特殊的時期。當時的文學正 處於與經學逐漸分化的階段，對文學的評價也從經學脫離，轉向純文學與藝術的 探討。因此，對於一個自上古先秦開始即有的詩歌體裁，歷經漢代經學化的文學 觀後被稱之為「正體」的四言詩，又正面臨著新體裁發展的影響與威脅，新舊體 裁間的交涉與互動相當值得探討，且有助於釐清魏晉時期四言詩歌的原貌，以下 筆者將從「時代特殊性」以及「四言變異性」這兩方面陳述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 目的。
一、 時代特殊性
漢代詩歌的重要成就即在於針對先秦以來的詩歌精華──《詩》進行了詳 細而縝密的研究，同時也建立起一套詩歌評價的體系。自從五經地位奠定以後，
《詩》的研究便歸屬於經學脈絡中，因而相當程度地削弱了詩歌本質與藝術審美 創發的探討，此即《詩經》之名蘊含的意義。對於文人階層而言，《詩經》研究 成為獲得博士官職的一種方式，《詩經》的性質轉而成為具備著「經夫婦，成孝 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1觀念的教科書，其應用性與實用性之關注明顯 大於文學的藝術性。同時期，賦體文學在文人階層流行，成為漢代的代表性文學 體裁，也促使文人側重文學為特殊目的與作用而創作的文學觀念。詩歌創作受到 上述經學與賦體文學發展兩項因素的影響，逐漸著重發揮〈雅〉、〈頌〉的朝廟正 樂之職，卻失落了詩歌的審美藝術性質。李建即云：
先秦兩漢時期，儘管文學藝術諸體較為完備，出現了詩（包括先進的五言 詩、七言詩）、音樂、賦、書法、繪畫等文學藝術種類，但是，人的自然 意識和文學藝術的審美意識並沒有完全覺醒。這些藝術形式仍然停留在
1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詩經》［重刊宋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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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志」、美刺和教化階段，演繹儒家的倫理道德內容，題材單一，且功 利性極強，沒有進入純粹的審美領域。2
無論是先秦兩漢的藝術或文學，基本上還停留在功能性的使用上，對於藝術審美 的純文學觀念仍不明顯。即使當時已經出現不少藝術或文學的類型，諸如：詩、
音樂、賦、樂府、書法、繪畫、畫像石等等，大多都具有美刺、教化的功能，且 與儒家的倫理教化關係密切。
漢末開始，時局進入動盪不安的狀態。在兵戈交接、戎馬倥傯的爭戰與殺 戮中，心靈的不安與時俱增，於是，便出現了沈德潛所云：「逐臣棄妻，朋友闊 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3的古詩十九首。面對生命的消逝，無論是士人或百 姓，都在自身岌岌可危的存在感中，產生對時局、生命的憂傷感懷。李澤厚就認 為：
〈古詩十九首〉以及風格與之極為接近的蘇李詩，無論從形式到內容，
都開一代先聲。他們在對日常時事、人事、節候、名利、享樂等等詠嘆 中，直抒胸臆，身發感喟。在這種感嘆抒發中，突出的是一種性命短促、
人生無常的悲傷。他們構成〈十九首〉一個基本音調。4
因為戰亂的殘酷無情，詩歌風貌不再如同囿限於美刺、教化作用的朝廟正樂作品 一般，或是與歌功頌德的唱和文學同調，反而逐漸顯露創作者的生命情懷，而與 經學及賦體文學形成的文學觀截然不同。
迨到魏晉時期，整體時代環境都處於顛沛動盪、流離失所的混亂之中。羅 宗強即云：
在中國歷史上，這是一個戰亂不斷、國家分裂的非常不幸的時期。它從 那個產生了慷慨悲涼不朽詩歌的建安開始。這開始就瀰漫在戰火、饑荒 和疫癘之中。西元 280 年晉武帝滅吳，統一了全國，但不久八王亂起，
繼之永嘉南渡，統一的局面只維持了不到三十年，又開始了不斷的爭戰
2 李健：《魏晉南北朝的感物美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 12 月），頁 26
3 ［清］沈德潛：《說詩晬語》（中華書局四部備要系列）（臺北：中華書局，1970 年 06 月），頁 7
4 李澤厚：《美的歷程》（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年 03 月），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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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割據。5
在此朝代更迭、政權遞嬗且動盪不安的局勢內，生命可能轉瞬消亡、倏忽即逝。
從東漢末年開始，三國鼎立互相攻伐，至曹操後逐漸有統一天下之勢，於是到了 建安年間略顯平靜。但到晉武帝統一以後，惠帝在位時八王亂起，宮廷內鬥爭頻 繁且間有外族入侵與關中之亂，繼之而起又分裂為南北兩大區域，北方經過五胡 十六國的混亂割據，南方政權則經過南朝四個時期的更迭，較之中國歷史上的其 他時代，魏晉時期的大環境可謂相當不穩定。
但縱使時局混亂，文人名士卻不曾因此放棄對自我的肯定，益加活出自我。
張蓓蓓嘗言：
最強烈的感受，應說是對「名士」的諒解與同情。他們以近似誑誕的態 度，在亂世中揮灑生命的光彩，一方面有著不為人知的曲折心路歷程，
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一方面卻仍然奮力於風格的塑造，執著於自我的 完成，充分呈現了生命情調的獨特。6
正是在此種凌亂複雜而不穩定的環境與時空之中，魏晉名士以一種非常人能夠理 解的態度奮力塑造自我風格。由是，釀成魏晉士人特異的風範，也造就了魏晉時 期獨樹一格的創作樣態。可以說，在魏晉士人們的筆端所呈現的文字，無異於一 段隱性歷史，揭示著作者自身與時代背景。
國家不幸，卻往往是詩人藝術創作的豐饒土壤，在艱困的環境中，反而激 發詩人將文字幻化為詩歌的動力，因而造就了文學創作上深刻的一面。李澤厚即 云：
無論是順應環境、保全性命，或是尋求山水、安息精神，其中由於總藏 存這種人生的憂恐、驚懼，情感實際是處在一種異常矛盾複雜的狀態中。
外表盡管裝飾得如何輕視世事，灑脫不凡，內心卻更強烈地執著人生，
非常痛苦。這構成了魏晉風度內在的深刻的一面。7
5 羅宗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北京：新華書局，2006 年 06 月），頁 1
6 張蓓蓓：《中古學述論略‧序》（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 年 05 月），頁 2
7 李澤厚：《美的歷程》（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年 03 月），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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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極度混亂的生存狀態下，詩人為了尋求一份內心的平靜，因而向創作探尋。正 因為處於極端的心理憂懼中，情感的壓抑與生命的徬徨讓魏晉時期的作品釀成獨 特的風格。而與現實對照之下，詩歌創作成為缺憾現實的淨土，詩歌作品的質地 也產生了變化。
在此展現生命力的過程中，詩歌的藝術性更為活躍，從而為詩歌創作開闢 了嶄新道路，讓此時代的詩歌具備特殊價值，同時，也使詩學研究能更深一層進 入作者的精神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