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一○○學年度
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高莉芬教授
正體之變──
魏晉四言詩承衍探析
研究生：楊君儀
中華民國一○一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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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先秦《詩經》成了四言體裁集大成作品之後，討論者眾，繁華過盡，後世
以四言體裁為研究對象者遂寡，使得四言體裁成為詩歌學術討論相對較缺乏關愛
之一環，甚為可惜。晉代摯虞與梁代劉勰不約而同界定四言體裁詩歌為「正體」，
正體與四言詩的關係，在先秦《詩‧大序》僅約略可見「正」與「變」的對舉，
在漢代以前則呈現正變不明的情況，四言體詩歌可以說是到了摯虞才正式被稱為
「正體」。究竟四言體詩歌有何特殊風格與地位？詩論家何以將之標舉為「正體」？
而此一「正體」說法，對於魏晉時期的四言詩又有什麼影響？本文透過南朝以前
的詩歌論述與詩歌流變，進行詳細且深入的探討。
四言詩歌在魏晉時期與五言詩歌同時並存，其間的消長遂成為當時詩歌流變
的脈絡。本文參酌以五言詩為對象進行之討論與其建立的魏晉時期五言詩歌譜系，
透過對魏晉時期四言詩脈絡進行詳細歸納整理，並且藉由對四言詩歌作品完整且
細密的分類，以嚴謹架構出當時四言詩歌的內在質素。此外，從類型由來與區分
的探究中，進一步剖析四言詩之所以被形塑為「正體」依據的緣由，以深入探勘
魏晉時期所闕漏的四言詩歌討論，希冀確立四言詩在詩歌史之定位。本研究並在
四言詩歌類型的篩選與討論上，透過量化分析方式，藉由創作類型比例的高低作
為另一客觀的討論基礎，同時依憑數據化的討論，揭示、呈現四言詩歌在魏晉時
期完整且確然的狀態。
關鍵字：四言詩、正體、變體、魏晉詩歌、體裁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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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in and Liang Dynasties, Zhi Yu (摯虞) and Liu Xie (劉勰) both defined four-word
poetry as " Zheng Ti" (Classical Form). Actually, the form of four-word poetry was
called "Zheng Ti" until Zhi Yu. Why those critics called the four-word poetry with
classical form? What could we figure out the special type and cultural level of "Zheng
Ti"? And the thought of classical form compared what kind of imagination in the
four-word poetry during Wei and Jin Dynasties? In this paper, the reasons why
four-word poetry associated with "Zheng Ti" were discovered through the Southern
Dynasties poetry discussion with variation in prosody.
The four-word and five-word poetry both coexist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growth and decline between the two forms composed of the poetry changed at that
time. In this paper, the four-word poetry classifications system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qualities were found through the researches about five-word poetry classifications and the
system of five-word poetry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Besides, the research through screening and discussion of four-word poetry, bas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proportion of every type in the classifications system from
high to low could be an objective basis for discussion. Relied upon a discussion of the
data, this paper will render the complete and mature condition of four-word poetry,
and fill up the lake of discussion in four-word poetry history of positioning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Key Words: Four-word poetry, classical form, variant, Wei and Jin poetry, variation in
pros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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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一、 時代特殊性 ... 2
二、 四言變異性 ... 5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範圍 ... 9
一、 時代斷限 ... 10
二、 版本對象 ... 14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 ... 18
第四節 研究方法 ... 22
一、 文獻分析法 ... 23
二、 文本分析法 ... 23
三、 統計法 ... 23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內容概述 ... 24
一、 研究架構 ... 24
二、 研究大綱 ... 26
第二章 正體四言──詩學「正」、「變」說與魏晉四言「正體」之建構 ... 31
第一節 正變說在先秦至南朝以前的發展 ... 32
一、 先秦《詩大序》：政教興衰與變風變雅 ... 33
二、 鄭玄〈詩譜序〉：詩之正經與變風變雅 ... 34
三、 摯虞〈文章流別論〉：雅音之韻，四言為正 ... 35
四、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四言正體，五言流調 ... 36
第二節 正變說形構之正體要素 ... 37
一、 詩與「風」、「雅」：「正體」的教化作用 ... 38
二、 詩與「情」、「志」：「正體」的典雅風格 ... 40
三、 詩與「時」：「正體」的主流體裁 ... 42
第三節 魏晉四言詩歌「正體」之被建構 ... 45
一、 魏晉四言詩歌概況 ... 45
二、 魏晉四言詩歌「正體」的意義 ... 52
三、 奠定詩歌新變之基礎點 ... 56
第三章 正經四言──漢代四言詩對魏晉四言詩之影響 ... 61
第一節 道德化載體──漢代四言詩「正體」之形塑 ... 62
一、 《詩》：稱詩活動之「用」 ... 63
二、 《詩》之教化作用 ... 67
三、 道德化載體性質對漢代四言詩歌的影響 ...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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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正體與流調──五言興起與四言質變 ... 76
一、 四言新聲 ... 77
二、 建安與正始四言樂府 ... 80
三、 晉代四言樂府 ... 87
第三節 魏晉四言詩對漢代四言詩之繼承 ... 91
一、 四言正體的定型與解套 ... 93
二、 對漢代四言詩風格與類型的繼承 ... 96
第四章 正美四言──魏晉四言詩類型與正體之變 ... 103
第一節 應用類詩歌：四言在「正體」上的承繼 ... 106
一、 贈答詩：四言的政治作用 ... 107
二、 祭祀詩：四言的制度作用 ... 112
三、 公宴詩：四言的集會作用 ... 114
四、 勸勵詩：四言的針砭作用 ... 121
五、 獻詩：四言的奏議作用 ... 125
六、 擬經詩：四言的教化作用 ... 129
七、 祖餞詩：四言的送別作用 ... 133
八、 頌讚詩：四言的褒揚作用 ... 137
第二節 述懷類詩歌：四言在「變體」上的開展 ... 140
一、 詠懷詩：四言與個人色彩 ... 140
二、 玄言詩：四言與思想哲理 ... 143
三、 山水詩：四言與自然景色 ... 146
四、 記詠詩：四言與生活紀錄 ... 149
五、 遊仙詩：四言與非常世界 ... 151
第三節 魏晉四言詩歌流脈與正體之變 ... 155
一、 贈答詩中的述懷 ... 156
二、 樂府詩之分流 ... 162
三、 蘭亭詩與四五言消長 ... 165
第五章 結論... 171
第一節 被建構之「正體」地位 ... 171
第二節 詩歌史地位之闕漏 ... 174
參考書目及文獻 ... 179
附錄一：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晉詩歌統計表 ... 193
附錄二：魏、晉四言詩創作概況統計表（共計 41 人） ... 211
附錄三：《文選》詩錄魏晉詩歌與四言對照表 ... 215
附錄四：魏晉四言樂府詩目錄及比例 ...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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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漢代四言詩目錄及分類 ... 225
附錄六：魏晉四言詩分類表（四言詩創作達四首以上者） ... 227
附錄七：魏晉四言詩類型數量統計表 ... 245
附錄八：東晉蘭亭詩概況一覽表 ...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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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在中國文學史上，與上古先民一同出現的便是原始歌謠與神話。神話的綺
麗與繽紛，呈現著先民們對生活周遭的感應。而歌謠產生以後，經過人們逐漸潤
色、修飾，便逐漸演化為歌詩。於是，先民的初唱，也就在歌詩的留傳下，逐漸
集結成為文化上不可或缺的一環。
先秦時期，群雄並起、諸子百家爭鳴，但歌詩不斷在人民之間流傳，成為
一種反映民間困苦與思考的具體表徵，最終，經由文人之手匯集成一部著作，即
是後人們不斷傳誦、模仿，所有詩歌的起源──《詩》。說到《詩》，雖然形式上
有雜言與各種體裁，但大多時候談到四言體裁，第一個聯想到的必定是《詩》。
這個身為中國詩歌史最原初、原始而質樸的體裁，在先秦開始便悄悄地滋長，在
漢代到來前便粲然大備、獨樹一格，經過漢代的洗禮，到了魏晉時期，演出它燦
爛的一章後，便逐漸隱身於歷史舞臺後。
其後，說到「詩」，我們往往想到的是唐詩，而非《詩》。說到「詩」的體
裁，想到的是五、七言的絕句或律詩，卻不是四言體裁的詩歌。魏晉時期被稱為
是文學覺醒的年代，五言體裁自漢代開始流行，也正在這個時期逐漸顯露其藝術
上的突破性而受到重視，文學史、詩歌史總是歌頌著五言體裁的興盛與茁壯，卻
遺忘了華麗舞臺上還有四言體裁的蹤影。這個逐漸被人遺忘的曲調，一段漸趨沉
寂的音響，在燦爛的尾奏前，究竟是如何在這覺醒的年代展現它絕世的容顏？以
下，筆者將明析魏晉時期四言詩歌的研究動機、目的以及相關研究的方法與整體
架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魏晉詩歌在中國古典詩歌史上，正處於轉變與過渡時期，上承先秦、漢代，
下啓南朝與盛唐。自漢代詩教取向的審美風格奠定以來，詩歌似乎便成為一種必
須肩負著諷諭、教化功能與使命的工具，卻與魏晉時期詩歌轉變的發展走向表現
迥異的狀態。同時，詩歌體裁到了魏晉時期，則呈現四、五言並陳，雙體裁並行
衍化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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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言體裁是種原始的體裁，在先秦時期就已經達到高峰，從《詩》內的作
品即可看出四言體裁在詩歌上已具有相當高度的藝術成就。但是，自從五言體裁
在漢代開始逐漸發展以後，魏晉時期四言詩逐漸為人忽略，每當論及魏晉詩歌，
或是透過文學史介紹魏晉時期時，往往論及五言體裁的萌發與蓬勃，卻遺漏了四
言體裁在魏晉時期仍然有為數不少的創作值得被挖掘探討。
此外，魏晉時期亦是文學史與詩史發展上一個特殊的時期。當時的文學正
處於與經學逐漸分化的階段，對文學的評價也從經學脫離，轉向純文學與藝術的
探討。因此，對於一個自上古先秦開始即有的詩歌體裁，歷經漢代經學化的文學
觀後被稱之為「正體」的四言詩，又正面臨著新體裁發展的影響與威脅，新舊體
裁間的交涉與互動相當值得探討，且有助於釐清魏晉時期四言詩歌的原貌，以下
筆者將從「時代特殊性」以及「四言變異性」這兩方面陳述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
目的。
一、
時代特殊性
漢代詩歌的重要成就即在於針對先秦以來的詩歌精華──《詩》進行了詳
細而縝密的研究，同時也建立起一套詩歌評價的體系。自從五經地位奠定以後，
《詩》的研究便歸屬於經學脈絡中，因而相當程度地削弱了詩歌本質與藝術審美
創發的探討，此即《詩經》之名蘊含的意義。對於文人階層而言，《詩經》研究
成為獲得博士官職的一種方式，《詩經》的性質轉而成為具備著「經夫婦，成孝
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1
觀念的教科書，其應用性與實用性之關注明顯
大於文學的藝術性。同時期，賦體文學在文人階層流行，成為漢代的代表性文學
體裁，也促使文人側重文學為特殊目的與作用而創作的文學觀念。詩歌創作受到
上述經學與賦體文學發展兩項因素的影響，逐漸著重發揮〈雅〉、〈頌〉的朝廟正
樂之職，卻失落了詩歌的審美藝術性質。李建即云：
先秦兩漢時期，儘管文學藝術諸體較為完備，出現了詩（包括先進的五言
詩、七言詩）、音樂、賦、書法、繪畫等文學藝術種類，但是，人的自然
意識和文學藝術的審美意識並沒有完全覺醒。這些藝術形式仍然停留在
1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詩經》［重刊宋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
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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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志」、美刺和教化階段，演繹儒家的倫理道德內容，題材單一，且功
利性極強，沒有進入純粹的審美領域。2
無論是先秦兩漢的藝術或文學，基本上還停留在功能性的使用上，對於藝術審美
的純文學觀念仍不明顯。即使當時已經出現不少藝術或文學的類型，諸如：詩、
音樂、賦、樂府、書法、繪畫、畫像石等等，大多都具有美刺、教化的功能，且
與儒家的倫理教化關係密切。
漢末開始，時局進入動盪不安的狀態。在兵戈交接、戎馬倥傯的爭戰與殺
戮中，心靈的不安與時俱增，於是，便出現了沈德潛所云：「逐臣棄妻，朋友闊
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3的古詩十九首。面對生命的消逝，無論是士人或百
姓，都在自身岌岌可危的存在感中，產生對時局、生命的憂傷感懷。李澤厚就認
為：
〈古詩十九首〉以及風格與之極為接近的蘇李詩，無論從形式到內容，
都開一代先聲。他們在對日常時事、人事、節候、名利、享樂等等詠嘆
中，直抒胸臆，身發感喟。在這種感嘆抒發中，突出的是一種性命短促、
人生無常的悲傷。他們構成〈十九首〉一個基本音調。4
因為戰亂的殘酷無情，詩歌風貌不再如同囿限於美刺、教化作用的朝廟正樂作品
一般，或是與歌功頌德的唱和文學同調，反而逐漸顯露創作者的生命情懷，而與
經學及賦體文學形成的文學觀截然不同。
迨到魏晉時期，整體時代環境都處於顛沛動盪、流離失所的混亂之中。羅
宗強即云：
在中國歷史上，這是一個戰亂不斷、國家分裂的非常不幸的時期。它從
那個產生了慷慨悲涼不朽詩歌的建安開始。這開始就瀰漫在戰火、饑荒
和疫癘之中。西元 280 年晉武帝滅吳，統一了全國，但不久八王亂起，
繼之永嘉南渡，統一的局面只維持了不到三十年，又開始了不斷的爭戰
2
李健：《魏晉南北朝的感物美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 12 月），頁 26
3
［清］沈德潛：《說詩晬語》（中華書局四部備要系列）（臺北：中華書局，1970 年 06 月），頁
7
4
李澤厚：
《美的歷程》（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年 03 月），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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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割據。5
在此朝代更迭、政權遞嬗且動盪不安的局勢內，生命可能轉瞬消亡、倏忽即逝。
從東漢末年開始，三國鼎立互相攻伐，至曹操後逐漸有統一天下之勢，於是到了
建安年間略顯平靜。但到晉武帝統一以後，惠帝在位時八王亂起，宮廷內鬥爭頻
繁且間有外族入侵與關中之亂，繼之而起又分裂為南北兩大區域，北方經過五胡
十六國的混亂割據，南方政權則經過南朝四個時期的更迭，較之中國歷史上的其
他時代，魏晉時期的大環境可謂相當不穩定。
但縱使時局混亂，文人名士卻不曾因此放棄對自我的肯定，益加活出自我。
張蓓蓓嘗言：
最強烈的感受，應說是對「名士」的諒解與同情。他們以近似誑誕的態
度，在亂世中揮灑生命的光彩，一方面有著不為人知的曲折心路歷程，
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一方面卻仍然奮力於風格的塑造，執著於自我的
完成，充分呈現了生命情調的獨特。6
正是在此種凌亂複雜而不穩定的環境與時空之中，魏晉名士以一種非常人能夠理
解的態度奮力塑造自我風格。由是，釀成魏晉士人特異的風範，也造就了魏晉時
期獨樹一格的創作樣態。可以說，在魏晉士人們的筆端所呈現的文字，無異於一
段隱性歷史，揭示著作者自身與時代背景。
國家不幸，卻往往是詩人藝術創作的豐饒土壤，在艱困的環境中，反而激
發詩人將文字幻化為詩歌的動力，因而造就了文學創作上深刻的一面。李澤厚即
云：
無論是順應環境、保全性命，或是尋求山水、安息精神，其中由於總藏
存這種人生的憂恐、驚懼，情感實際是處在一種異常矛盾複雜的狀態中。
外表盡管裝飾得如何輕視世事，灑脫不凡，內心卻更強烈地執著人生，
非常痛苦。這構成了魏晉風度內在的深刻的一面。7
5
羅宗強：
《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北京：新華書局，2006 年 06 月），頁 1
6
張蓓蓓：《中古學述論略‧序》（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 年 05 月），頁 2
7
李澤厚：
《美的歷程》（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年 03 月），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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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極度混亂的生存狀態下，詩人為了尋求一份內心的平靜，因而向創作探尋。正
因為處於極端的心理憂懼中，情感的壓抑與生命的徬徨讓魏晉時期的作品釀成獨
特的風格。而與現實對照之下，詩歌創作成為缺憾現實的淨土，詩歌作品的質地
也產生了變化。
在此展現生命力的過程中，詩歌的藝術性更為活躍，從而為詩歌創作開闢
了嶄新道路，讓此時代的詩歌具備特殊價值，同時，也使詩學研究能更深一層進
入作者的精神領域。
二、
四言變異性
四言詩自中國先秦時期開始便在詩歌中佔有重要地位。在五言詩、七言詩
尚未完全崛起，成為詩歌慣用形式時，逐漸在雜言創作中形成「以四言為主」的
詩歌體裁。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代表著先秦時期詩歌的最高成就，
在中國文學史中，為後世開啟了燦爛的一頁。其中蘊含豐富的文學元素，成為後
代詩歌屢屢融會、化用的文學基因。8
自《詩》成為「經」開始，先民的初唱為後世詩歌奠定了基礎，無論在政令
教化功能上是斷章取義地應對問答，或是聽風察俗地興觀群怨，又或在抒情言志
表現上，敘一己之情、述天下之志，都能見出《詩經》對後世的影響。《詩經》
採用的詩歌體裁為四言體，偶有雜言涉入9，卻已有詩歌成熟的樣貌，象徵著四
言詩歌最高成就，但在經典形成的同時，也產生了詩歌的質變。
中國詩歌自先秦後，至魏晉步入轉變期。詩歌體裁由四言轉變為五言，開啟
後代五言詩歌璀璨光芒的盛況，迨到唐代，四言詩幾乎成為絕響，不再有作家創
作四言詩。魏晉六朝的兩大詩歌主流體裁，便是四言詩與五言詩。但在兩者的角
力中，四言漸趨消沉，五言隨之崛起。五言詩的發軔與成熟奠定了往後的詩歌基
礎，開啟唐代詩歌的燦爛輝煌，可謂詩歌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於是，每當學者追
8
蕭華榮說：「中國古代的詩與詩學有一個特殊的歷史機遇，他們的鼻祖與源頭是後來被奉為
『經』，擁有崇高意義和神聖地位的《詩三百》……」蕭華榮：《中國古典詩學理論史》（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2 月），頁 2
9
摯虞言：「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卒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
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晉］摯虞：〈文章流別論‧詩〉，收錄於［明］
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二）‧摯太常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 03 月第 1），
頁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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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詩歌流變的現象時，便著重探討五言詩歌的由來、形成與聲律等相關研究或是
將研究重點至於後代盛行的另一體裁──七言詩歌的形成。不過，同時期呈現衰
弱之勢但又有再度興盛之貌的四言詩在相形之下，無論是研究或討論都顯得較受
冷落。
魏晉六朝承漢啟唐，乃是詩歌變化的關鍵，釐析此時期的作品，更可見出詩
學動向的轉變。大致說來，魏晉時期的詩歌呈現五言為主，四言為輔的現象，劉
勰《文心雕龍‧明詩》即認為此時為「五言騰踴」10
的時代。雖然五言勃發，但
《文心雕龍》卻仍然將四言詩視為正宗，五言詩為新體詩，故云：
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惟才所
安。11
劉勰以「正體」及「流調」對舉用來區別四言詩與五言詩，而此種四言詩為「正
體」，五言詩是「流調」的稱呼，顯然對兩種詩歌體裁有不同的評價。由於體裁
不同，故作家乃是依照其才性選用，表現自身的創作風格。可雖如此，四言詩在
劉勰以前，仍保有其「正宗」地位，被認為是「正統的體裁」。12
但稍晚於劉勰時期的鍾嶸，則顯然於《詩品》中呈現了與劉勰相異的看法。
眾所周知《詩品》全書收錄者皆為五言詩，若先將五言詩歌已在梁朝時期成為詩
歌主要創作體裁這點擱置不論，鍾嶸對於四言與五言的看法相當耐人尋味。《詩
品‧序》中曾說到：
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
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
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耶？13
歷來學者對於鍾嶸此說看法分歧，據王叔岷認為，「文約易廣」的意思應當解釋
為四言一句的文句字數較少，因此較容易使篇幅增加，所以應當採用「文約『易』
10
《文心雕龍‧明詩》：「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南朝梁］劉
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 年），頁 66
11
［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 年），卷 2，頁 67。
12
崔宇錫云：「事實上，當時一般文人基於《詩經》傳統影響，仍舊十分看重四言詩，將之視為
詩歌的『正統體式』。」崔宇錫：《魏晉四言詩研究》（四川：巴蜀書社，2006 年 06 月），頁 16
13
［南朝梁］鍾嶸撰，曹旭集注：《詩品集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10 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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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的說法。14曹旭則從版本上進行考證，雖然有諸多版本將「文約易廣」標為
「文約『意』廣」，仍然應該承襲王叔岷先生的看法，採用「文約易廣」版本為
佳15
，故而並未採納最早版本的《梁書》記載。據以上兩家所言，鍾嶸的說法應
該屬於貫通先秦至當代（即南朝時期）的四言體裁論述，「文約易廣」與「文繁
而意少」之「文」或可解釋為與口語相對之「文詞」16，但也許更該精確地解釋，
將之視為「文句承載量」。「文約易廣」乃是指早期文句的承載量較為簡練，但當
時依舊可以表現出豐沛的詩意，這點從非制式四言體的〈國風〉17
或雜言的「騷
體」都能得見。而時至當代，往往因為苦於文句承載量的需求增加，四言體裁能
夠表現的詩意就相形見絀失色不少，所以四言體裁便不受重於當時，也較少人學
習了。
鍾嶸此言雖然並未直指兩者在創作表現上之優劣，卻點出四言詩與五言詩
在詩歌藝術的呈現手法上具備截然不同的性質。尤其是先舉〈國風〉與「騷體」
兩者以對四言，不啻是替四言變異、五言崛起的詩歌變化做一合理性的陳述，同
時更加強申明五言詩歌變化的優勢。雖然《詩經》被視為是四言體的代表，但較
為規整制式的四言體僅存在於〈雅〉、〈頌〉之中，〈國風〉通篇整齊四言的詩歌
相當少，大多屬於雜言狀態，或多或少地有五言或三言甚至其他句式混入詩歌之
中。騷體則大多是七言的句狀，並存有「兮」字以茲辨別其獨特性。如此說來，
鍾嶸似乎已在無形之中對於四、五言兩種體裁在創作表現上有所評斷了。曹旭即
言：
14
王叔岷云：「四言每句僅四字，易廣其詞，故曰『文約易廣』也。」王叔岷：《鍾嶸《詩品》
箋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哲學研究所，1992 年 03 月），頁 70
15
曹旭校異：「『易』，《梁書》、《廣韻》、《津逮》、天都閣、《梁文紀》、二家、《學津》、《詩觸》、
《詩話》、《紫藤》、《談藝》、《全梁文》、《玉雞苗館》、《集成》諸本並作『意』，非。王叔岷《疏
證》：『四言每句僅四字，易廣其詞，故曰「文約易廣」也。』車柱環《校證》：『作「意」則與下
文「意少」乖舛。蓋由「易」與「意」聲近，又涉下文「意少」而誤。』陳慶浩《集校》：『實則
此處「文約意廣」與下文「文繁而意少」相對。』非是。楊生庵《詩話》引，鄭文焯手校本作『義』。」
［南朝梁］鍾嶸撰，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08 月），頁 36
16
王今暉云：「筆者以為，此處的『文』既非詩句亦非詩篇，而是與『口語』相對的『文詞』。
文詞的繁約與否，可以是時代風尚所致，也可以是個人風格使然，但是鍾嶸結合四言詩的發展所
談到的文詞的這種繁、約之別，卻突出體現了漢語詞彙隨著時代演進而不斷發展變化的一種顯徵。」
見王今暉：〈鍾嶸四言詩論解析〉，《萊陽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5 卷第 3 期，2003 年
09 月，頁 57
17
《詩經》雖常被人視為四言體之大成作品，事實上僅有〈雅〉、〈頌〉較可稱為標準的四言體。
〈國風〉內體式整齊以四言為主者少，往往雜以他種體式，無論三言、五言、七言都有，故稱之
為「非制式四言體」，意為並非規整之四言體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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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詩的優越性、表現力及在社會上的普及程度，是鍾嶸確定祇評五言不
評四言的原因。此外，前輩文論家如陸機、李充、王微、顏延之、摯虞、
謝靈運以及張隱，都有自己的著作問世；特別是夢執丹漆禮器、隨仲尼南
行的劉勰，十多年前已寫出體大思精、面面俱到並大獲好評的《文心雕龍》，
這對鍾嶸來說無疑是一種挑戰。既然前輩理論家已建立起自己的評論方法
和評論體例，具有獨特個性，不喜歡雷同別人的鍾嶸，當然也會為《詩品》
確定一種與眾不同的體例，這就是為「辨彰清濁」、「顯優劣」而設定的「三
品升降」和「止乎五言」。18
時至梁朝階段，四言詩文字簡練，不適於詩歌表現與負擔詞彙變化的缺點已暴露
無遺，五言詩則靈動活潑，能賦予詩歌更多表現，為多數詩人習於創作的體裁。
正因為五言能夠讓詩歌擁有更多層次的表現，故鍾嶸以「滋味」形容之。同時，
為了有別於劉勰的創作，鍾嶸將自己對詩歌的見解及看法，落實到對當朝詩人作
品的批評上。所以，對於鍾嶸而言，四言詩已經屬於一種較為過去式的體裁，討
論或批評四言詩的效用並不足以彰顯其詩歌論述的價值，反而還會顯得有些不合
時宜，值得討論的範圍應該是為當時作家流行使用，已在蓬勃發展且不斷變化、
體系化的五言詩。
不過，透過劉勰與鍾嶸兩人之論，可以見出他們皆以一「流」字點出「五
言詩」自民間興起流行的狀態。換言之，四、五言體裁相對，尚有種官方體裁與
民間體裁相對的意味。但此時五言體裁正處於發展的狀態，頗有流調超前之勢，
那麼，何以在魏晉時期，這個四五言並陳的階段，四言詩沉寂後又再度興盛，甚
至在創作數量上與五言詩平分秋色呢？19當時四言詩的風靡，究竟只是詩歌體裁
在沉寂前的「迴光返照」，又或者另有其他因素？
大致說來，四言詩在先秦時期達到高峰，十五國風歌詠民情，名篇倍出且
感動人心，諸如〈關雎〉、〈穀風〉、〈雞鳴〉、〈碩鼠〉、〈蒹葭〉等作，皆膾炙人口、
傳誦不絕，當時四言詩歌另有〈雅〉、〈頌〉等體，其性質卻尚未形成後世所認定
的「正體」之姿。到了漢代，《詩》被確立為五經之一，進入經學研究的範圍，
18
曹旭：《詩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07 月），頁 120
19
據統計得知，魏代時期四言詩創作比例為五言詩的一半，但晉代時期卻超越五言詩創作而接
近整個晉代的半數，故謂與五言詩平分秋色。詳參附錄一：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魏晉詩歌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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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使文人創作詩歌依循〈雅〉、〈頌〉朝廟正樂之質發展，於是詩歌創作的緣由、
目的及形成之風格都逐漸與正式體裁密不可分，此或為劉勰稱「四言詩」為「正
體」的由來。但經過朝代更迭與文學演變後，此一「正體」內涵又逐漸不甚明朗，
而在玄學思想的激盪與名士集團的唱和之下，詩歌又演變為名士們溝通、交際的
工具了。但在眾多詩歌史的敘述中，往往將詩歌體裁的轉變，視為一種必然的趨
勢，認為四言體的轉變，是社會發展與風氣變化的自然產物，或者集中於五言詩
進行論述，認為四言詩已成末流不值一提，鮮少觸及四言詩此一體裁內在性質的
變化。
除此之外，處於眾人所稱「文學自覺的時代」中，五言詩歌的轉變與形成
恰好符應了「自覺」之說。但是，當時的四言詩歌如何對「自覺」的五言詩與文
學變化進行反應？是與符合文學自覺說法的五言詩齊頭並進，又或是在五言詩的
成長中日漸衰落？四言詩又如何在餘力未盡時，以其「正體」之姿持續展現創作
體裁的生命力？上述問題的牽涉，皆以四言詩為主要核心，故本論文便以「四言
詩」為對象，將魏晉時期四言詩對時代的影響以及與五言詩歌的關係作一深入探
討，使魏晉時期的詩學研究能更為詳細完整。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論文之研究對象乃是魏晉時期的四言詩，統括而論，處理的文本即是目前
留存有主的四言詩歌，同時也是隸屬於上層文人所創作的四言詩歌範圍。雖然魏
晉時期作品亡逸甚多，但筆者將會以目前可以得見，最為完整的收錄選本進行作
品探討。
對於中古時期的斷代，至今學者們仍莫衷一是20，細考其源，肇因於此一時
期呈現紛雜混亂的局面。此為一朝代更迭異常快速的時代。自東漢末年始，天下
大亂，有黃巾出沒而民不聊生。在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後，皇權旁落，群雄割據，
逐漸形成三國鼎立狀態，北有曹氏集團之魏國，西有劉氏集團之蜀國，東有孫氏
20
綜觀各文學史或詩歌史，對「中古」一詞定義不一，有從漢代至南北朝結束者，如錢基博之
《中國文學史‧上》（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有從東漢至五代者，如吉川幸次郎之《中國
詩史》，見［日］吉川幸次郎著、劉向仁譯：《中國詩史》（臺北：明文書局，1983 年 04 月）。又
有從三國始自中晚唐者，如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9 年
05 月），時代劃分並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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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之吳國，三國各據一方。後來曹操逐漸統一天下，至曹丕則自立為魏文帝，
易漢代之主，始有魏代。
後世接續有西晉、東晉、南朝宋、齊、梁、陳，史家統稱此時期為「魏晉南
北朝」。或又以定都建康之宋、齊、梁、陳、吳、東晉六個朝代稱之為「六朝」。
而「建安時期」又處於漢代與魏代過渡之間，學者們的劃分亦各不相同21，故學
者又常加入漢代統稱「漢魏六朝」代表此一時代。以下，將根據各文學史與斷代
書集針對魏晉時期的時代斷限進行釐清，並且詳細考究本文採用之選本從來，以
明版本對象的界定。
一、
時代斷限
考察現行文學史的斷代，葉慶炳所著《中國文學史》之魏代接續漢代，定於
漢獻帝建安元年（西元一九六年）始22
，終自晉武帝代魏而起，泰始元年（西元
二六五年）之前。兩晉時期共分三階段：
晉世文學，詩歌最盛，約可分三階段敘述。以太康為前階段，包括武帝惠
帝二朝；永嘉為次階段，包括西晉末葉至東晉中葉；義熙為後階段，代表
東晉末葉。23
由此可知葉氏在晉代共分三階段，不依歷史斷為西晉、東晉，其中永嘉時期橫跨
西晉至東晉。並且標舉每時期之重要作家，如太康則舉八詩人，永嘉則為劉琨、
郭璞，而義熙則舉陶淵明以明兩晉詩歌之梗概。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之魏晉時期一樣起自漢獻帝建安元年24
，而馬積
21
「建安時期」為東漢獻帝年號，故有將之歸入「漢代文學」者，如姜渭水《中國文學史》（臺
北：和平出版社，1954 年 09 月）、胡雲翼主編《增訂本中國文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79
年初版）等。但大多數文學史將其獨立一章節論之，如柳存仁《中國文學史》（臺北：東方出版
社，1958 年）、宋海屏《中國文學史》（臺北：學生書局，1974 年 10 月）、［日］前野直彬主編，
何寄澎、連秀華合譯：《中國文學史》（臺北：長安出版社，1979 年 09 月）、孟瑤編《中國文學
史》（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80 年 03 月）、葉慶炳《中國文學史‧上冊》（臺北：學生書局，
1997 年 06 月）皆是
22
葉氏云：「建安雖為漢獻帝年號（西元一九六─二二○），然其時政權已入曹氏手中，文學界
之領袖亦為曹氏父子。再如建安七子，除孔融外，均為曹氏幕客。故建安文學應歸之曹魏。至於
東吳、西蜀，均無足述者。」葉慶炳：《中國文學史‧上冊》（臺北：學生書局，1997 年 06 月），
頁 117
23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上冊》（臺北：學生書局，1997 年 06 月），頁 151
24
劉氏云：「建安雖是漢獻帝的年號，而這時候的政治大權，完全握在曹操的手裡，並且當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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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黃鈞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史》將魏晉南北朝文學斷限於西元一八九至五八
九年25，但又於行文中指出建安為漢獻帝年號，自西元一九六年始。26在斷限上
各家不約而同拈出「建安時代」雖屬於漢獻帝年號，在文學的演變脈絡上卻應屬
於曹魏時期詩人的時代。
此外，在專體文學史上，吉川幸次郎的《中國詩史》將中國詩歌史大致分為
古代（先秦─西漢）、中世（東漢─五代）、近世（宋─清），所謂「中世」即涵
括中古時期與隋、唐、五代。27
陸侃如、馮沅君之《中國詩史》則大分為古代（詩
經、楚辭、樂府）、中代（三國─中晚唐）、近代（唐五代─散曲及其他），中古
時代起自三國時期，涵蓋建安、正始。28葛曉音《八代詩史》則集漢、魏、晉、
宋、齊、梁、陳、隋八代詩歌綜論，雖並未明言確切年代起迄，僅云：「文學史
上所說的建安時期通常從黃巾起義算起，到魏明帝景初末年為止，包括五十多年
的時間。」29，但亦點出建安為東漢獻帝年號，起自一九六年。
據上述各家說法，「建安」一代雖為東漢獻帝年號，在歷史上屬於漢代，在
文學上卻是開啟嶄新文學的起始，故林文月云：
文學史上的斷代，並不與一般歷史的斷代步伐一致；而其所指稱，也往往
與一般習慣有所出入。30
此處明申文學史時代的斷代與歷史不一致屬於自然，故建安此一時期在文學史上
的位置可以與漢代有所區別。
不過，羅宗強在《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中，則明言建安時期起自建安元
文學領袖，都是曹家人物。建安七子，雖大都死於建安年間，除孔融以外，也都是曹家的幕客，
因此建安文學，應屬於曹魏，是較為合理的。」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華正書局
1982 年 05 月），頁 249
25
馬積高、黃鈞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 1》（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8 年 07 月），目
錄頁 3
26
馬積高、黃鈞主編之文學史云：「建安（西元 196~220 年）是漢獻帝的年號。建安時期，政
治、思想和文學諸方面都產生了急遽變化，呈現出新的面貌。」馬積高、黃鈞主編：《中國古代
文學史 1》（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8 年 07 月），頁 319
27
［日］吉川幸次郎著、劉向仁譯：《中國詩史》（臺北：明文書局，1983 年 04 月），目錄頁
28
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9 年 05 月），目錄頁 1-3
29
葛曉音：
《八代詩史》（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03 月），頁 31
30
林文月：〈關於文學史上的指稱與斷代──以六朝為例〉，《語文、情性、義理──中國文學的
多層面探討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1996 年 07 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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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元一九六年），終於魏明帝太和六年（西元二三二年）31：
建安文學的斷限向有不同意見。我想把上限斷在建安元年（196），理由有
二：一是建安元年，曹操將兵營獻帝於洛陽，遷都於許，從此挾天子以令
諸侯，實際上政歸曹氏。二是東和後期的一批重要作家相繼離開人世……
而新的一代作家，有的這時剛剛步入文壇……可以說，這時大多數作家，
都與曹魏政權有關係。32
綜觀魏晉時期之斷代，並不相等於歷史上的斷代，而是習慣以「建安」為始，作
為文學史上「魏代」的起始點，林氏之說已明其所以，但羅氏對建安時期之下限
則又與其他斷代大不相同，可謂甚有新意。細究其由，魏明帝太和六年（西元二
三二年）乃是曹植過世之年，或許是出於對作者的重視，故將時限定於該年，以
作為時代轉變的分水嶺。
曹操雖屬漢代末期人物，但其子曹丕立為魏文帝，追封曹操為魏武帝，而「建
安文學」與漢代文學相較，又另有獨特風格，故本文參酌眾書以後，將曹操歸屬
於「建安」文學的討論範圍，以其為建安詩人之始。其子曹丕、曹植在建安詩歌
中，無論創作表現或影響力皆有重要地位，一併列入討論。而與曹操時間互涉，
又與其政權關係密切之建安七子，亦皆列入「建安文學」的範圍，並以東漢獻帝
建安元年（西元一九六年）為起始年限，下至魏明帝景初三年（西元二三九年），
一共歷朝四十四年。接續的正始時期，則以魏齊王芳正始元年（西元二四○年）
為始33
，至到晉武帝司馬炎代魏，改立國號為晉，年號更為泰始元年（西元二六
五年）之前，故以魏陳留王咸熙元年（西元二六四年）為「正始時期」之終，至
此年魏代正式結束。同時，以阮籍與嵇康為主要討論作家。
接續魏代之晉代，歷史上又分西晉與東晉。部分學者依據歷史分期，僅斷為
31
羅宗強認為：「至於建安文學的下限，我想定在魏明帝太和六年（232）。這一年，繼活動於
建安年間的重要作家去世之後，曹植也離開了人世；而下一代作家，如阮籍，才二十三歲，何晏
也方進入文壇。」羅宗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06 月），頁 1
32
羅宗強：
《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06 月），頁 1
33
羅宗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將建安時代之結束定於曹植去逝該年（魏明帝太和六年，
西元二三二年），乃是出於對該時代作者的重視。但建安時期之後，下一文學之代表階段「正始
時期」已為眾所公認的接續時代，故本論文仍將正始時期之起始斷於魏齊王芳正始元年（西元二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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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文學與東晉文學34，但據鍾嶸《詩品‧序》所言，晉代文學概況卻不能以南
渡為斷然劃分的方式：
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
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
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
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
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眾我寡，未能動俗。逮義
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35
鍾嶸以五言詩作家為中心，共舉出太康時期八詩人，即三張、二陸、兩潘、一左，
又拈出永嘉時期談玄說理的詩風特色，而後舉出南渡時期孫綽、許詢、桓溫、庾
亮等人玄言之作名於當時，又有郭璞、劉琨，至義熙則是謝混，對於晉代文學的
概略陳述大致斷為太康、永嘉、義熙三個時代。
後世斷代多半宗鍾嶸所言，無論是劉大杰、臺靜農、葉慶炳或是馬積高、黃
均編行的文學史，皆可見出約略分期為太康、永嘉、義熙三大部分。36只是，鍾
嶸於義熙時期舉謝混做為代表，但東晉時期陶淵明為後世推崇，且與當時詩風相
異，加上謝混作品早已亡佚，故各家皆以陶淵明為義熙時期代表作家。37參酌文
34
如羅宗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於晉代文學僅分「西晉士風與西晉文學思想」與「東晉
的文學思想」兩章，見《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北京：新華書局，2006 年 06 月）。而錢志熙
在《魏晉詩歌藝術原論》中，亦將晉代分為西晉、東晉兩代，見《魏晉詩歌藝術原論》（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09 月）。此外，葛曉音之《八代詩史》，有西晉一章，接續章節則為陶
淵明，見《八代詩史》（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03 月）。基本上都將晉代分為西晉與東晉兩朝，
而非分為三個時期。
35
［南朝梁］鍾嶸撰，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10 月），頁 20-28
36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以作家為綱，概述兩晉詩歌後，列舉左思、劉琨、郭璞、陶淵明，
隱約可見太康、永嘉與義熙之分期。見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華正書局 1982 年 05
月），頁 263-278。臺靜農則於《中國文學史》仲介紹太康八詩人、劉琨、郭璞與陶淵明，亦能
見太康、永嘉與義熙三期分列。見臺靜農：《中國文學史》（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04 年），
頁 184-206。葉慶炳亦以作家為綱，列張華、潘岳、陸機、張協、左思、劉琨、郭璞、陶淵明分
述之。見葉慶炳：《中國文學史‧上冊》（臺北：學生書局，1997 年 06 月 6 刷），頁 153-183。此
外，其餘學者之分期，亦大多宗鍾嶸所言，可見「太康、永嘉、義熙」三期。如柳存仁著《中國
文學史》之魏晉時期分建安、正始、太康、永嘉四時期。見柳存仁著：《中國文學史》（臺北：東
方出版社，1958 年）。胡雲翼主編之《增訂本中國文學史》晉代則分胡正始、太康、永嘉三期。
見胡雲翼主編：《增訂本中國文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79 年）。前野直彬之《中國文學史》
則分建安、正始、太康、東晉四期。見［日］前野直彬主編，何寄彭、連秀華合譯：《中國文學
史》（臺北：長安出版社，1979 年 09 月）。孟瑤所編《中國文學史》則分建安、正始、太康、東
晉與南北朝四期。見孟瑤編著：《中國文學史》，（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80 年 03 月）
37
以專節論述陶淵明詩歌者不勝枚舉，如：柳存仁《中國文學史》（臺北：東方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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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史之分期，同時合併考量四言詩作家的創作數量38，本論文將晉代略分三期，
分別是：初期、中期、末期。初期：起自西晉武帝泰始元年（西元二六五年），
終至西晉惠帝光熙元年（西元三○六年），以太康時期為最主要討論範圍；中期：
起自西晉懷帝永嘉元年（西元三○七年），終至東晉成帝咸康八年（西元三四二
年）39，以永嘉時期為最主要討論範圍；末期：起自東晉康帝建元元年（西元三
四三年），終至東晉恭帝元熙元年（西元四一九年）東晉時期結束為止，以義熙
時期為主要討論範圍。
二、
版本對象
歷來纂集中古時期的詩歌總集不少，明代時期馮惟納有《古詩紀》（又稱《詩
紀》）一百五十六卷，錄太古以來至六代之詩，蒐羅詳盡為後世所本。40張溥有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共輯詩文一百八十卷，錄兩漢至魏晉南北朝詩人、作家
詩文。41梅鼎祚有《八代詩乘》，集漢至魏詩歌共四十六卷，漢魏部分詩歌盡錄
其中，晉至隋代則選取詩作輯錄。42
清代時期王士禎有《古詩選》，錄漢魏六朝至唐代以來五、七言詩歌，以明
詩歌轉變之流。43
沈德潛有《古詩源》，則以《古詩紀》為底本，選取上古至隋
代詩歌，共輯為十四卷。其中針對每個朝代有選取標準，以明時代詩歌之精華，
年）、容肇祖《中國文學史大綱》（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年 07 月）、宋海屏《中國文學史》
（臺北：學生書局，1974 年 10 月）、錢基博《中國文學史‧上》（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上冊》（臺北：學生書局，1997 年 06 月）與臺靜農《中國文學史》（臺北：
臺灣大學出版社，2004 年）等皆是
38
詳參附錄一：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詩歌統計表
39
定在此年乃因郭璞卒於東晉明帝時期，而其著有〈贈溫嶠詩〉，顯與溫嶠有所來往，溫嶠則卒
於東晉成帝時期，以後王羲之等人則活躍於康帝、穆帝時期，故以成帝咸康八年（西元三四二年）
為終
40
四庫全書載：「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韻之作，無不兼收。溯詩家之淵源者，不能外是書而
別求，固亦採珠之滄海，伐木之鄧林也。厥後臧懋循《古詩所》、張之象《古詩類苑》、梅鼎祚《八
代詩乘》，相繼而出，總以是書為藍本。」［清］永瑢、紀昀等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1379-1、2
41
「張氏在明張燮《七十二家集》、馮惟納《古詩紀》基礎上拾遺補缺，網羅放佚，集成此集，
上起漢代賈誼，終於隋代薛道衡。」王學泰編著：《中國古典詩歌要籍叢談》（天津：天津古籍出
版社，2004 年 07 月），頁 29
42
「此書漢、魏部分全收《漢魏詩乘》，是有詩必錄，後部分《六代詩乘》則是由晉到隋詩的選
本。」王學泰編著：《中國古典詩歌要籍叢談》（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年 07 月），頁 39
43
「新城王夫子所錄，悉古詩也。五言託始漢十九首，訖唐五家而終。凡為卷一十有七。七言
託始古逸，訖元吳立夫而終，凡為卷一十有五。錄成各撰例言十餘條，明所以或錄或否之意。」
［清］王士禎：《古詩選‧後序》（臺北：中華書局，1966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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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此書的優點。44丁福葆則著有《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集西漢至隋代詩歌共
七百餘人，並參酌馮惟納《古詩紀》與馮舒《詩紀匡謬》二書進行刪修，共分十
一集。45
以上明、清諸家編錄之詩歌總集各擅勝場，卻又因為選錄作品時代跨度較長
而有缺漏、重出、錯雜之處，於是到了民國時期，逯欽立感於諸書多有訛誤，在
各書基礎上編纂了《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民國二九年，他感到明人馮惟納所輯《詩紀》、近人丁福葆所輯《全漢三
國晉南北朝詩》，雖然「搜括靡遺」，有功於世，但仍存在嚴重缺失，遂在
前書基礎上，重新攟摭上古迄隋末的歌詩謠諺，另謀新編。46
逯氏歷時廿四載校輯此書，融合了諸多優點47，並且詳錄上古至中古時期作家詩
歌，以馮惟納《古詩紀》與丁福葆《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兩書為基礎，進行修
訂。
同時，更參酌當時的出土文獻與道經、類書等其他類型資料，相當詳盡地補
充了前人所輯的不足：
此書充分運用了新發現的資料，包括國內已佚的古籍（如從日本傳回的唐
許朝宗《文館辭林》殘卷）、地下發掘物漢敦煌石室中的遺卷（如漢簡中
的《風雨詩》、敦煌石室中《老子化胡經》的玄歌等），並從碑帖、方志、
釋、道經藏、類書輯出許多馮氏和丁福葆所遺漏的詩歌謠諺，大大豐富了
馮書，並訂正了馮書一些錯誤。48
44
「於古逸存其概，於漢京得其詳，於魏晉獵其華，而亦不廢夫宋齊後之作者。」［清］沈德潛：
《古詩源箋註‧序》（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77 年 08 月），頁 2
45
「此書上起西漢，下至隋代……依時代先後和地理位置（先南後北）編次為十一集。」王學
泰編著：《中國古典詩歌要籍叢談》（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年 07 月），頁 40
46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 09 月），出版說明頁 1
47
據《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出版說明，共有五大優點：「一、取材廣博；二、資料翔實；三、
異文齊備；四、考定精審；五、編排得宜。」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
出版社，1983 年 09 月），出版說明頁 2-3
48
王學泰編著：《中國古典詩歌要籍叢談》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年 07 月），頁 41。此
外，逯氏於《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後記云：「其中輯補的詩篇，有的是馮氏當時無法搜集的，
如近世才發現的漢簡中的《風雨詩》，敦煌石室《老子化胡經》的玄歌，日本保存的《文館詞林》
殘卷的各詩篇等等。」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 09 月），
頁 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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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逯氏纂輯此書既有前人輯本為基，又有當時出土文獻為輔，對於上古
至隋代詩歌之彙整與考訂詳實細密，是一部相當紮實的選本。
四言詩歌的起源，最早可以上溯至第一部中國文學詩歌總集──《詩經》。
自《詩經》開始，開啟了比興為主的抒情及敘事兩大文學傳統，其對後世文學作
品的影響可見一斑。但四言體裁在先秦時期形成《詩經》這部總集以後，到了漢
朝卻因五言樂府詩興起與賦體文學的發展而略顯沉寂。據逯欽立輯校之《先秦漢
魏晉南北朝詩》呈現，漢代四言詩歌數量較五言樂府少，亦無專擅四言體裁之作
家。由是觀之，四言詩歌之體裁在漢代，不如正當勃興的五言樂府廣為作家所使
用。
到了魏晉時期，縱然在中國詩歌史上譽為「五言騰踴」49之時代，五言詩更
加燦然勃發，但四言詩卻也在五言詩歌體裁以外有不小成長。自曹操開始，文學
風氣逐漸轉變，曹操本人創作四言詩時亦多開新舉，以樂府古詩之法入四言詩，
促成了四言詩的變化。至晉代結束後，四言詩則漸趨消沉，詩歌體制為五、七言
的盛世，遂成絕響。
本論文以逯氏書所載魏晉詩歌做為探討範圍。其中魏詩十二卷、晉詩二十一
卷，略去無名歌謠樂府及民間流傳作品，兩朝合計共有作家二百三十五位，詩作
二二一三首。50詩歌數量計算上，逯氏往往將四言詩引為「一首數章」，遵循《詩
經》重章體例而行，但隨著時代變遷，魏晉時期的創作從作品來看，作家已有明
確體裁分別之概念，如四言、五言的差異，而詩歌的體制或許受到《詩經》影響
形成「一首數章」的「同題詩歌」狀態，但四言詩歌的創作概念卻不應與當時五
言詩歌創作概念迥異，反而是相去無幾的，故本文將此類型四言詩以「連章詩」
視之。此種一首數章的詩歌，即近於今日「連章詩」之概念，以一個中心為題分
作數首、數章，但每首、每章則各別獨立。51
當我們討論五言詩時，並不因為五
49
劉勰於《文心雕龍‧明詩》中曾云：「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
《文心雕龍》（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 年），頁 66
50
詳參附錄一：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詩歌統計表
51
所謂連章詩，黃勗吾曾有如下定義：「一題數首，有各首分詠各事，有各首合詠一事。如果合
詠一事，各首盡管各有重心，但各首結合起來，總要成了一個整體，並且要條理分明，層次不亂。」
黃勗吾：《詩詞曲研究》（臺北：莊嚴出版社，1980 年 04 月二版），頁 70。劉中和則云：「合起
來是一篇總文章，分開來又每一首都是能獨立的一首詩。既然合起來是一篇總文章，則必須有一
篇總文章的全盤佈局；既然分開來是各個獨立的，則每一首又有它自己的小佈局；小佈局到了全
盤大佈局之中，不但不互相矛盾，而是產生出脈絡互相貫通的作用。」劉中和：《杜詩研究》（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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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組詩或五言連章詩處於同一系列便將數章計算為一首，因此，本論文亦將同題
四言詩視為連章詩，逯氏引為一首數章者，皆計算一章為一首。
據逯氏所載，魏詩共十二卷，併錄蜀、吳兩國詩人之詩。十二卷內扣除樂府
與雜歌謠詞等，共列作家三十九人，存有四言詩的作家有十九人。魏國中：曹操
五首、王粲七首、應瑒一首、繁欽二首、曹丕九首、邯鄲淳一首、曹叡五首、曹
植二十五首、曹髦一首、郭遐叔四首、嵇康三十八首、阮籍十三首。蜀國僅有費
禕一首，吳國中：薛綜一首、張純一首、張儼一首、朱異一首、諸葛恪一首、周
昭一首。共計一百一十八首四言詩，佔了魏代全部詩歌的百分之二十四點四八。
晉詩則有二十一卷，扣除雜歌謠辭、郊廟歌詞等，共計作家一百九十六人。
雖然五言詩在魏代的創作數量已接近半數，佔了魏代詩歌百分之四十九點五九，
但仍可見出四言詩的勢力尚未消退。而晉代四、五言詩的總量就佔了百分之八十
六點一九，五言詩的創作量則稍退至百分之四十一點五九，但四言詩仍佔了總體
創作量百分之四十四點六○，顯見晉代中四言詩與五言詩的留存比例仍不相上
下。
透過統計圖表排序，依據四言詩歌創作數量總數52
、四言詩歌佔個人創作數
量比例53以及個人創作總量54三要項進行排列後，可以篩選出在四言詩歌創作上
佔有重要份量的作家。55依據統計圖表，四言作品數量總計超過三首的作家，魏
代有八人，兩晉有三十三人。顯見建安時期正處於四言、五言、雜言交錯創作的
時期，至正始時期後便幾乎不再見到雜言作品。至兩晉時期，仍可見出四言與五
北：益智書局，1968 年 9 月），頁 52-53。而廖美玉則認為連章詩即是：「於同一時間與同一心境
之下，以同體之詩數首或數十首，從各種不同之角度，描寫同一之主題，而各首之間，有其密切
之關係，次序一定，不可倒置，且彼此相互補充，相互闡說，分之雖可各自獨立，而合之則凝成
一整體，蓋各首之間，有其必然之關聯也。」廖美玉：《杜甫連章詩研究》（臺中：東海大學碩士
論文，柳作梅先生指導，1979 年），頁 1。無論定義為何，每首、每章都能被視為一首獨立的作
品，此點當無疑問
52
透過統計發現，四言詩創作僅餘一首（魏代共 10 人，晉代共 47 人）或無四言詩紀錄（魏代
共 20 人，晉代共 110 人）的作家相當多，在統計學上屬於樣本數不足的現象，因而不列入本文
討論範圍
53
若僅參照四言詩歌創作數量總數，並不足以代表作家以四言詩歌體裁進行創作的使用程度，
亦無法評定詩歌創作之質量，故以四言詩歌在個人創作數量中之比例做為第二篩選要項。又，若
以四言詩歌創作比例做為第一要項，將出現許多僅存一首四言詩作，比例高達 100%的情形，故
仍以四言詩歌創作數量總數為第一篩選要項
54
參酌以上兩要項後，加入創作數量總數排列，更能清楚作家各體裁創作的分佈情形，以做為
研究參考
55
詳參附錄二：魏、晉四言詩創作概況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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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詩歌創作並行的現象，且四言詩歌創作比例仍然相當高，由此可知，魏晉時期
的「正體」尚未完全被「流調」取代。但四、五言詩歌正處於消長時期則無庸置
疑，四言「正體」如何受到五言「流調」的影響，在詩歌創作的發生上是否仍然
依循「正體」所規範的風格出現，都是本論文重要的探討核心。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
詩歌為文學史中的重要文類之一，因此在專體文學史中常見針對詩歌進行
編纂的彙整。而斷代文學史中，亦不乏魏晉、六朝的詩歌論述。但在卷帙浩繁的
詩歌史論述中，針對「四言詩」進行單一論述的書籍卻鮮為人所論輯，而大多論
述「四言詩」的單篇論文，有探討與《詩經》關係者，有斷代概論漢代或魏晉情
形者，亦有針對單一作家，例如：曹操、阮籍、陸機、陸雲或陶淵明等人論述其
作品者，不一而足。
整理近十年來的論文之後，可以發現針對「四言詩」撰寫的專著與篇章相
當稀少。專篇論文討論四言詩歌者，兩岸三地的學位論文總計不到十篇。臺灣地
區僅有二○○○年崔宇錫《魏晉四言詩研究》56 一篇碩士論文，並無相關博士
論著。大陸方面，碩士論文共計六篇、博士論文一篇。博士論文即是二○○一年
張侃的《漢代四言詩流變研究》57
一篇論著。碩士部分則有二○○四年昝風華的
《兩漢魏晉四言詩探論》58、二○○五年程彥霞的《兩漢四言詩研究》59、二○○
六年吳章燕的《沾溉眾體，風雅猶存──兩漢四言詩探略》60、二○○七年王婷
的《兩漢魏晉四言詩研究》61與徐丹的《魏晉四言詩分類研究》62以及二○○八
年張莉的《淺論魏晉南北朝四言詩盛衰流變》63
等。
56
崔宇錫：《魏晉四言詩研究》（臺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王國瓔先生指
導），2000 年
57
張侃：《漢代四言詩流變研究》（西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趙逵夫先生指導），2001 年
58
昝風華：《兩漢魏晉四言詩探論》（山東：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王琳先生指導），2004 年
59
程彥霞：《兩漢四言詩研究》（鄭州：鄭州大學碩士論文，賈濱先生指導），2005 年
60
吳章燕：《沾溉眾體，風雅猶存──兩漢四言詩探略》（福建：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張善
文先生指導），2006 年
61
王婷：《兩漢魏晉四言詩研究》（濟南：暨南大學碩士論文，徐國榮先生指導），2007 年
62
徐丹：《魏晉四言詩分類研究》（貴州：貴州大學碩士論文，王曉衛先生指導），2007 年
63
張莉：《淺論魏晉南北朝四言詩盛衰流變》（黑龍江：黑龍江大學碩士論文，張安祖先生指導），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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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峽兩岸八篇碩博士論文中，討論漢代四言詩者有三篇，討論魏晉四
言詩者有三篇，綜論漢代至魏晉四言詩者有二篇。而論漢代四言詩的《漢代四言
詩流變研究》與《沾溉眾體，風雅猶存──兩漢四言詩探略》兩篇，皆探討四言
詩在漢代的功用。漢代四言詩多半規摹〈雅〉〈頌〉，做為朝廟正樂一流，具有典
雅、莊重的性質，因此多半陳述祖德或頌揚先烈。兩文藉由考察四言詩在漢代，
乃至於詩歌史中的流變，並旁及四言詩對其他文類的影響，例如：箴、銘、碑、
誄等文體以及占卜卦辭的運用，除了具有凸顯詩歌體裁轉變的用意外，更能見出
詩歌與其他文體的交互作用，從而明晰四言詩在漢代的全面性價值。
討論魏晉四言詩歌的論文中，《魏晉四言詩研究》一文從歷史脈絡的角度進
行考察，以時代先後順序為綱，以每個時期的代表作家及作品為目，並且藉由文
本內容的梳理，進行了四言詩歌在每個階段狀態的論述。此論文概述了四言詩歌
在先秦與漢代的成因及現象，進入魏晉時期後則大略分為「四個時期」，從魏代
建安時期的三曹與王粲、正始時期的嵇康、阮籍，再到西晉時期的傅咸、潘岳、
二陸以及東晉時期的四言詩概論，然後特別舉出陶淵明作為探討對象。不僅時間
脈絡梳理清晰，且標舉出該時期的代表作家與重要作品以茲探討，針對四言詩歌
在魏晉時期的發展情形能給予簡明的架構與概括，對於研究魏晉四言詩歌甚有幫
助。
《魏晉四言詩分類研究》一文，則依據魏晉時期文學總集的詩歌分類方法，
為魏晉時期的四言詩進行分類。64
依照建安、正始、西晉、東晉四大時期進行探
討，全文將魏晉時期四言詩分為五大類，分別是：樂府詩、詠懷詩、贈答詩、應
詔獻酬詩、山水玄言詩。藉由四言詩歌的類型判斷，我們可以得知各種類型的四
言詩，在不同時期的盛衰原因與消長情形，並且掌握該時期詩歌發展的概況，突
出與之相應的四言詩歌類型。此外，經由表格化的統計，針對四大時期的題材進
行整理，使人對詩歌創作概況有所掌握。
《淺論魏晉南北朝四言詩盛衰流變》一文亦對魏晉時期詩歌背景給予分析
及整理，並針對重要作家進行其四言體裁詩作分析。內容囊括建安三曹、正始嵇
64
徐丹云：「分類的原則，主要依據東晉南朝諸文學總集的詩歌分體方法，如《文選》分詩歌
為補亡、述德、勸勵、獻詩、公讌、祖餞、詠史、詠懷、贈答、樂府等等，並不按現代分類法嚴
格區分其所屬題材分類亦或詩體分類。」徐丹：《魏晉四言詩分類研究》（貴州：貴州大學碩士論
文，王曉衛先生指導），2007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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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西晉四言詩的贈答交遊情形、東晉玄言山水詩與陶淵明、南北朝文人及樂府
民歌概覽等，最後則點出四言詩衰微的原因有二：音樂品性與題材技巧。從作家
與文本內容進行論述，往往能與時代環境扣合，見出詩歌流變的轉化，卻疏漏了
詩歌的音樂性探討，此文則能扼要點明音樂性存在於詩歌中不應為後人研究忽視，
具有相當的啟發性。
通論漢代至魏晉的兩篇論文：《兩漢魏晉四言詩探論》與《兩漢魏晉四言詩
研究》，都針對四言詩在漢代與魏代做了統整性的研究，著重於「四言詩」性質
變化的探討，歸納出漢代「四言詩」異化的三個趨勢即是：受賦體大量運用的影
響，產生了頌、贊、銘、箴、碑、誄的應用文體以及四言諺語的轉變。此外，針
對魏晉時期數量大增的四言詩，也歸納出下列幾個重點：一、贈答、應酬等交際
詩歌形成陸雲、陸機、二十四文章友三個顯著集團。二、四言詩在漢代被賦體大
量運用，到了魏晉時期反過來受賦的影響，因此客觀描寫增多、駢儷成分加重。
三、四言詩出現明顯程式化傾向，敘述時往往順時而言，從久遠時代開始往後鋪
寫。最後則點出曹操、嵇康、陶潛三人之四言詩為魏晉時期翹楚，並論及「正體」
與「流調」在詩歌史上地位的轉變，乃是受限於詞彙變化的影響，從而歸結五言
詩因詩句字彙量增加，而令描寫情感更具有發展空間。
以上論文系皆針對四言詩歌進行歷史性的探討與整理，無論研究時期斷於
漢或魏一代，或者通論漢魏兩代的四言詩歌，都以當時歷史背景做為探討四言詩
歌的重要關鍵，因而形成幾點主要關鍵：
一、四言詩歌至漢代始發展出摯虞與劉勰認為的「正體」風格內涵，即是
作品的內容呈現與〈雅〉、〈頌〉關係密切。
二、四言體裁在漢代與其他文體有密切關係，如箴、銘、碑、誄等，且與
當時流行的文體「賦」有深刻的互滲，此一影響造成四言詩歌的另一
種發展變化。
三、四言詩至魏代因為名士集團與文人酬唱的關係，成為交際應酬時慣用
體裁，且此一性質大大地助長了四言詩歌的創作。
此外，臺灣地區在二○○四年尚有范德芬《曹操樂府詩之研究》65
專門探討
65
范德芬：《曹操樂府詩之研究》（臺北：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李正治先生指導）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