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
第二節 詩歌史地位之闕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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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緊密的連結。但詩歌發展至魏晉時期，文學已經逐漸產生變化，透過對四言 詩進行分類與討論，正可見出詩歌邁出「正體」的現象，同時也闡明四言詩歌之
「正體」其實是經過長時間的建構而完成的概念，還原「正體」與「變體」之說 法，實為一單純的對舉性概念，並非優劣高低的價值判準。
對照於文學史之書寫，往往因為著重於五言詩之流行，以及五言詩為後來 詩歌之「主流」與「正體」，對四言詩研究付之闕如，同時也因此形成文學史與 詩歌史論述上諸多之「想當然耳」，卻遺忘了四言詩歌在詩歌史上也曾經一度為
「主流」與「正體」。同時，因為自漢代開始《詩》成為「經」，此一「正體」概 念亦受到詩歌經典化的影響，與「宗經」甚至「擬古」思想混融，從而使四言詩 在魏晉時期的地位上追〈雅〉、〈頌〉，卻又因為詩歌表現形式的局限與束縛，以 及詞彙演化趨向豐富性，最終逐漸走上衰亡的道路。但是，無論如何，都可見出 四言詩在魏晉時期曾經夾帶著「正體」之勢盛極一時，且為詩論家推崇，為後代 詩歌演變的始祖，而在五言體裁的崛起下，終究不得不受到影響，從「正體」產 生變化，並從「正體」之位退出。
第二節 詩歌史地位之闕漏
魏晉詩歌在整體詩歌史的討論中，確實能輕易地讓眾人見出五言詩歌在「新 興體裁的發展」與「南朝聲律學的建構」兩者，都是奠定唐代詩歌能夠成為文學 巔峰的主要原因。面對五言體裁的發展與成熟，四言詩歌自先秦走到魏晉也經歷 不少變化與調整，承襲漢代四言詩的兩條脈絡，繼之以四言詩歌原有的應用性質 外，尚有魏代與東晉時期的四言詩開展，呈現四言詩也可作為抒發懷抱、言談論 理、描繪山水等詠懷、玄言、山水詩風格，更促成了應用類型詩歌的變化，並且 使四言詩從著重功能性層面的使用方式，轉為貼近詩人情感的使用方式。但其中 的諸多細微之處，往往未得見詩歌史述及、討論。407
407 遍查諸文學史與詩歌史，論及魏晉詩歌多半僅云五言詩之出現，鮮少論及四言詩的狀況，遑 論深入魏晉四言詩的內容進行梳理。但在徐公持之《魏晉文學史》對於四言詩在西晉時期的表現 有較多探討，並且指出了西晉時期四五言的微妙關係：「四言與五言兩種詩體在西晉時期呈現頗 為微妙關係。自數量方面觀，西晉五言詩不佔優勢，四言體完全可與五言頡頏。此情況與建安、
正始詩壇相比，似乎五言體並無進展，甚至有些倒退，四言體則頗有回潮之勢。形成此種現象原 因，當與西晉詩壇模仿風氣盛行有關。」見徐公持：《魏晉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年 09 月），頁 267。而中國詩歌史部分，張建業之《中國詩歌史》論及魏晉詩歌僅舉出重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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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祖餞、頌讚八類，以贈答詩最多，占了超過六成。而述懷類下則有詠懷、玄 言、山水、記詠、遊仙五小類，以詠懷詩最多。應用類不啻是先代詩歌使用遺留 之類型，而述懷詩則形同開啟了後代詩歌變化的起點。但兩大類型中，往往見出 詩歌的交涉，而此種分類的交涉之處，正可見出四言詩由「正體」逐漸鬆動的狀 態，處於一種由應用正體逐漸轉化為述懷的過渡時期。而這點，對於四言詩歌的 探討甚為重要，也是魏晉時期詩歌轉變的一個重要關鍵。
贈答詩內除了有強烈的述懷之作以外，尚還與其他詩歌有所交涉。王澍將 孫綽的〈答許詢詩〉列為玄言詩詠懷式贈答類408，就可以見出討論贈答詩時出現 了「玄言─四言─贈答」的關係鏈。其實，在此詩歌分類上，由於時代的推移，
應用類贈答詩歌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雖然屬於「正體」卻也逐漸與述懷類詩歌 互相混容，脫出「正體」的風格轉化為同兼作者情懷的體裁，進而形成性質上的 改變，而非如一般人所言，四言即是典雅化之應用「正體」了。
在四言詩歌與樂府關係內又可見出詩歌一分為二，既有廟堂朝樂的祭祀曲 調，又有受到樂府影響活力奔放、情志灑脫的作品，一掃四言詩歌在漢代奠定的 正體之姿，呈現魏晉作者豐富的生命力與情感，還有嶄新的詩歌創作方式。只可 惜，僅僅在魏代三祖陳王的作品中可見出丰采，到了西晉，則又因為政治混亂的 原因，回歸〈雅〉、〈頌〉之體。葛曉音便云：
所以在西晉文人看來，詩、賦、頌都是同體，而且以頌為最美。儘管在他 們的創作實踐中，詩、賦二體皎然可辨，但這種觀念確也造成了部分詩歌 反過來成為賦、頌之流的現象。西晉詩中長篇四言氾濫成災，上至廟堂雅 樂歌辭，下至應酬贈答，無不典重奧博，僵死板滯，傅玄、張華所造成的 各種頌辭將魏氏歌詩的雜言大都改成典正的四言。樂府變成王公上壽、正 旦、冬至等大會小會上行禮的樂曲，千篇一律的祝頌中充斥著枯燥乏味的 封建說教。409
西晉詩歌往往又取材自賦、頌，此乃因為在漢代時期，賦、頌的文學作品是四言 體裁在詩歌創作觀念僵化以後的另一種解套方式。因為體裁都屬四言，故而詩歌
408 王澍：《魏晉玄學與玄言詩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 12 月），頁 6
409 葛曉音：《八代詩史》（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03 月），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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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借賦、頌風格作為創作的突破方式，卻也使當時四言詩歌流於長篇大論，且典 重僵化，一味走向遲滯的教化之路。
東晉時期四言詩則步入頹勢，在蘭亭詩作中往往四五言併陳。蘭亭詩作同 具有公宴詩的性質，乃文人集會酬唱歌詠之作，但內容卻又呈現著當時詩人們述 說山水以顯現哲理的現象。不過，卻也透過這番類型錯雜的現象，呈現著四言詩 在風格與類型上的變化，早已非詩論家口中的「正體」，同時，也見出體裁的沒 落與消亡。四言詩到此時期，確實已經步入尾聲，不再是一具有典雅風格的主流 體裁了。
詩歌即同時蘊含應用性質，且亦有純文學之藝術特徵，只是透過時間流變，
於是產生一種被建構的「正體」地位。此外，其在魏晉詩歌史上的地位，也往往 因為五言詩歌的興起、勃發而被掩蓋了光芒，卻鮮少讓人見到它最後燦爛的絕世 容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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