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相關研究檢討

壹、美國男女政治獻金的異同

將性別議題放入政治獻金中思考，由於男女兩性的捐獻金額，在法律規範中是平等 的，亦即未針對性別差異而做出不同的限制。關於行爲中的性別差異，威爾森（Edward O. Wilson）在 1975 年所著之《社會生物學：新綜合理論》（Sociobioloty: The New Synthesis）

提及在女性與男性之間的遺傳基因之差異程度，使得將來即使都接受相同的教育，有均 等的機會進入所有專業領域，男性還是會在政治、商業和科學領域中佔有相對多數

（Wilson, 1975; Rogers, 2001）。然而政治獻金係一政治參與之行爲，如果將其視爲一種 支持關係，是否男女兩性在人數與獻金總額上會有所差異呢？可先由美國相關數據來加 以探討，下表是美國 2002 年通過 《兩黨競選改革法》後的不同性別進行政治獻金之統 計人數與總金額的資料。

單位：百萬美元

由上表內容看到，男性不論是在政治獻金的支持人數或總金額部分都比女性多，似 乎可以解釋男性較女性對政治獻金的關係拉攏更加感到熱衷。在政治獻金 人數上，由 表 2-2 可看出，男性的捐款人數一直都是女性的兩倍左右；2003 至 2004 年：男性人數 佔 68.06%，總金額佔 70.75%；女性人數佔 31.94%，總金額佔 29.25%；2005 至 2006 年：

男性人數佔 68.06%，總金額佔 70.75%；女性人數佔 31.94%，總 金額佔 29.25%； 2007 至 2008 年：男性人數佔 65.37%，總金額佔 68.48%；女性人 數佔 34.63%，總金額佔 31.52%。

雖然獻金人數隨著金額的增加而遞減；但總金額部分，卻是雙峰的呈現，顯示主要獻金 來源多集中於小額與大額部分；額度上，不論男性亦或女性，仍以小額所累積爲大宗，

使其成爲候選人所需注意的對象。這樣的效果在 2008 年美國總統大選上也看得到，民 主黨候選人歐巴馬通過網際網路從一百五十萬人身上籌備了二億六千五百萬美元的捐 款，其中的 47%為不足二百元的小額捐款（樸成遠，2010）。由此可看出在美國政治中，

小額個人捐款對於政治參與的影響力反而是最大的；如以行爲結果來回溯政策面向，更 容易看到其文化鼓勵個人主義式的政治參與，且在個人以經濟地位來對政治進行影響力，

相對上是受到約束的。

整體上，男性捐款總金額爲女性的 2.39 倍；男性個人平均捐款額爲三千零三十五美 元，女性爲二千七百一十四美元，兩者相差三百二十一美元，男性高過女性。但是在細 分其個別捐款額時，會發現到男性平均佔總額度的 52.49%；女性爲 47.51%，兩者差距 僅有 4.98%，顯示個別男女獻金者的影響力差別不大。

表2-2 美國男女性別在政治獻金上的支持人數與總金額 性別

年代（額度） 男性 女性

人數 總金額 人數 總金額

2003-2004 $200+ 703,676 1,259.4 330,201 520.5

$200-$1,999 541,202 321.7 255,426 142.2

$2,000+ 162,474 937.7 74,775 378.4 2005-2006 $200+ 508,264 994.6 208,512 371.7

$200-$1,999 393,684 238.8 163,305 92.9

$2,000+ 114,580 755.8 45,207 278.9 2007-2008 $200+ 804,083 1,673.2 425,969 770.2

$200-$2,299 632,761 434.2 337,640 217.5

$2,300+ 171,322 1,239.0 88,329 552.7 資料來源：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2009d)作者自行整理

分析大環境的影響力，2005 至 2006 年政治獻金的下降，可能是美國受到次級房貸 在這期間的大幅擴張，再加上各種房貸衍生性金融商品不斷推陳出新，美國社會在新自 由主義政策中被鼓勵消費的情況下，其國民儲蓄率的平均水準在 2005 至 2006 年之間爲 負數，這是美國過 70 年，個人儲蓄率只有四次出現負數：1932 年（-0.9%）、1933 年

（-1.5%）、2005 年（-0.4%）和 2006 年（-1.0%）年中的兩次，使得民眾較不容易將 多餘財產轉變爲政治獻金來投資。

値得關注的是，自 2006 年底開始，美國次級房貸危機逐漸浮現，使得景氣走入衰 退，並波及全球經濟；即便如此，美國卻在 2007 至 2008 年的政治獻金總額中，相較於 過去卻依然是上揚的。在不景氣時代中，可預知關係的拉攏更有其必要性，且不論男性 亦或女性之行爲皆如此。發現到此「議題」（issues）所涉及的事情超越了個人的局部 環境與內心世界；所關係到的，乃是整體的歷史社會的制度以及不同情境交錯互滲的方 式（Mills, 1959:8）。但總體而言，扣除原本主觀意願上所造成的金額與人數之差異，

在政治獻金分布及變化上是相當一致，符合阿蒙政治系統分類中的「英美型」之劃分，

政治較屬於穩定型態的呈現；個人未因性別不同而在分布上產生結構性的明顯差別，而 應思考的可能是階層所造成在獻金能力上之差異性。

貳、選舉結果呈現地域差異的原因

不同政黨在不同地區具有選票優勢的現象，並非台灣所獨有，在許多國家都能夠觀 察到這樣的現象，例如加拿大、韓國、日本、美國與英國等國家。而造成此種現象的原 因，大致可分成四種：種族差異、歷史原因、經濟發展與人口組成。以下我們分別針對 這四種成因略做整理。

一、種族差異

不同的種族居住在不同的地區，支持不同的政黨，因而導致區域出現政黨得票的差 異，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加拿大。加拿大在 1867 年建國前，曾經分別 被法國和英國 殖民過，因此在建國時，他們的人民主要就是由法國、英國殖民者的後裔所組成，其中 法國後裔主要居住在魁北克省，英國後裔則聚集在安大略省，二個種族因為語言、宗教、

經濟發展的不同而有所區隔，漸漸地發展為英國後裔較為支持保守黨 （Conservative Party），而法國後裔較為支持自由黨（Liberal Party），因此在政黨得票的地域分佈上，

保守黨以安大略省為基地，自由黨則是以魁北克省為大本營（王國璋 1998，48）。

二、歷史原因

歷史的原因也可能造成選舉結果的地域差異，美國就是一個相當鮮明的例子。在美 國的內戰（Civil War）結束後，相關研究指出從 1880 年到 1944 年間的總統大選，民主 黨都能夠在南方獲得穩定多數的支持，並有「穩固的南方」（Solid South）一說（Archer and Taylor 1981; Tindall 1972）。早期美國民主黨之所以能夠長期在南方獲得支持，最主 要的原因就是南北戰爭。美國內戰於 1865 年結束， 由共和黨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

所帶領的北方戰勝南方，雖然雙方在戰爭當中都蒙受相當程度的經濟損失，但是南方在 實體資本（physical capital）上受到較大程度的傷害，因此戰後恢復的速度非常慢，成為 經濟落後的地區（Archer and taylor 1981, 147）。經濟弱勢加上對於共和黨的不滿，不 難想見後來為何民主黨能夠將南方各州納入其政治版圖。

三、經濟發展

另有一些國家的選舉結果呈現地域差異的原因是來自於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有些會 反映在都市與鄉村的差異上，有些則是整體經濟區塊的差異。日本的 政黨勢力就是在 農村與都市出現差異，早期自民黨在農業選區具有優勢，例如 1990 年的眾議員選舉，

自民黨在農業選區獲得八成的席次，之後在 1995 年的農業選區席次率也達到六成四

（Mulgan 1997, 888-890）；反觀自民黨在都會選區的表現就始終不如農業選區亮眼

（Christensen 2006）。自民黨能夠在農村選區具有優勢的原因在於農民認為支持執政黨 能夠使他們對農業政策更有影響力 （Mulgan 1997, 887），而最為代表農民的利益團體 一農業協同組合，也與自民黨之間有著相當緊密的關係，自民黨提供必要的補助金幫助 農業發展，農業協同組合則為自民黨提供選票與政治資金（楊鈞池 2001，181-182）。

與臺灣同屬亞洲地區的韓國，其主要總統候選人或政黨在幾次大選中的得票，都出 現極為明顯的地域差異（Lee 1998; Park 2003; 黃長玲 2008；石忠山 2011）。學者們認 為在 2002 年盧武炫執政之前，地域主義就是韓國政黨間的主要分歧點，若進一步追溯 地域主義的成因，則是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不均衡的區域發展，東部慶尚道的發展 遠遠超過西部全羅道。全羅道除了經濟發展遠遠落 後之外，同時也遭受到較多的社會 歧視，因此最終導致全羅道的選民則選擇支持出身全羅道的候選人，而慶尚道的選民則 選擇支持慶尚道出身的候選人（Lee 1998；黃長玲 2008）。例如 1997 年的總統大選，

金大中在西南地區的全羅道獲得 92.9%的選票，但在處於東南地區的慶尚道卻僅獲得

13.1%的選票；而另一位總統候選人李會昌在慶尚道取得 58.5%的選票，但在全羅道的 得票率卻僅有 3.3%（黃長玲 2008，48-49）。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 2002 年的總統選舉，

盧武炫在西南地區得到超過九成的選票，而其對手李會昌則是在東南地區獲得七成左右 的支持（Park 2003，812）。

Kim、Ｅlliott 與 Wang（2003）則是以郡（county）作為分析單位，分析 1988 年到 2000 年美國總統選舉，發現民主黨的選票有越來越向東部及都市聚集的情 況，而共和 黨的選票則集中在西部與鄉村地區。該研究所得到的結論是選民居住在失業率愈高的區 域，愈傾向支持民主黨。

位處歐洲的英國，其二大政黨保守黨與工黨的選票分佈從 1955 年開始就出現兩種 地區差異：南北差異與城鄉差異，工黨普遍在北部地區及都市地區獲得較多支持，保守 黨則是在南部地區與農村得到較多選票（Curtice and Steed 1982, 256），此外，許多研 究都提到這二黨得票的地區差異在 1980 年代左右開始變得更為顯著。對於此一現象的 解釋，部分學者認為與二次戰後英國的經濟情況有關，Curtice 與 Steed（1982, 264）提 到當時候英格蘭北部地區和蘇格蘭的失業率，和英格蘭南部、中部地區相比，有逐漸增 高的情形，當居住在這些高失業率地區的選民發現執政的保守黨無法幫助他們解決經濟 問題時，就轉而支持工黨。

耿曙與陳陸輝（2003）對於臺灣「北藍南綠」現象所提出的解釋也與經濟發展有關。

他們提出「區塊經濟」的論點，認為在兩岸經貿交流日趨頻繁的情況下，不同地區間經 濟產業結構的差異，是導致「北藍南綠」的一個原因，對於以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為主 的北臺灣來說，因為預期會自兩岸交流獲利，便會傾向支持主張兩岸擴大交流的泛藍陣 營；對於以大型重化產業為主的南部縣市，較無法從兩岸經貿交流中獲利，因此會傾向

他們提出「區塊經濟」的論點，認為在兩岸經貿交流日趨頻繁的情況下，不同地區間經 濟產業結構的差異，是導致「北藍南綠」的一個原因，對於以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為主 的北臺灣來說，因為預期會自兩岸交流獲利，便會傾向支持主張兩岸擴大交流的泛藍陣 營；對於以大型重化產業為主的南部縣市，較無法從兩岸經貿交流中獲利，因此會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