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理論檢討

壹、政治獻金中的性別議題

性別逐漸是政治領域中被加以探討的議題，但其是否在政治獻金中也有呈現出特別 之處？候選人與獻金者之間彼此關係有何差異與影響？在探討此議題此之前，需先瞭解 是否性別被賦予具有生物或文化上的差異。根據 John Gray（1992）所著之《男人來自 火星，女人來自金星》（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將男女兩性情感、

溝通等面向上，視爲其有相當之差異處。

有關性別差異的成因，有「生物決定論」、「社會建構論」等不同觀點加以解釋，

過去傾向於「男主外，女主內」、「男尊女卑」的性別分工方式。男性傾向於以工具性 與管理的方式看待世界，其行爲表現較具攻撃性與支配性，且壓抑情緒的表現，因此得 以在公共領域上競爭與發展；女性較以情感與大眾角度看待世界，其行爲表現較具養育 性、責任感與順從性，因此被鼓勵在私領域 中發展特色。亦即，理想男性的特質被等 同於理想政治人物特質，而女性則不被鼓勵參與政治，而造成過去女性角色形成一種政 治邊緣化效果 （Randall, 1987）。

在愈來愈開放的政治環境中，如果政治獻金具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則性別議題在 權力、政策中的平等性，應被加以分析與討論。因爲把性別當作純屬自然，或者將之歸 咎於任意的歷史建構結果，都是一種天真的思維（Agacinski, 2001:7）。

影響兩性取得政治參與所需的資源與能力的因素，又可以區分為私領域情境因素以 及社會結構因素。首先，情境因素的解釋認為，兩性的差異與男女分別受到公／私領域 的不同影響有關，由於男性傳統上被劃歸隸屬於公領域的政治經濟範圍，女性則被劃歸 為私領域的家庭範圍，即使社會結構逐漸改變，更多的女性進入了公領域，但是女性的

財產與工作狀態等，這些可能限制女性政治參與所需要的時間與能力。例如，家務勞動 的性別分工以及時間限制，連帶影響政治分工；女性受到私領域處境的限制，家務負擔 下自願或非自願地放棄家庭以外的工作機會，而家庭主婦和他人交換意見的機會較少，

接觸相關政治資訊的溝通管道也較少，可能形成居家隔離（domestic isolation），不利 於政治參與。相對地，女性就業可能增加其政治參與的機會，Andersen（1975） 研究 1952-72 期間男女政治與的差異，發現女性政治參持續增加，但整體仍落後於男性，一 旦將女性是否就業納入比較，可以發現就業女性的政治參與持續增加，遠超過家庭主婦 的政治參與率，甚至高過於所有男性，可惜該研究並未對相關解釋進行因果檢證。

其次，社會結構解釋則認為，男女身處社會結構的不同相對位置，影響兩性政治參 與的差異，此解釋相近於一般政治參與研究中的社會經濟地位解釋模式：亦即，個人在 社會經濟結構所處的位置差異，特別是教育、收入、以及職業名望等，決定個人政治參 與的程度。在傳統社會中，女性由於接受高等教育者較少、在家庭外就業者較少、無獨 立的經濟收入或收入較低等，因而對政治世界接觸較少，對政治參與較不感興趣，也缺 乏政治參與的能力與條件，因此較少參與政治。此種解釋認為一旦兩性社會經濟社會地 位越趨相近，政治參與的差異將會隨之減少或出現轉向，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在政治參 與上，甚至可能比所有男性來得高。此種假設將男女的政治態度與行為差異，視為變動 的現象，將隨外在條件的改變而改變。

臺灣既有關於性別政治差異的討論多數為政治態度相關研究，但與國外相關政治參 與行為研究所強調的解釋因素接近。例如：劉義周（1994）研究兩性政治態度（涵蓋政 治信任，政治知識與政黨形象）上存在差異，主要源於男女教育機會的不平等，男性平 均教育程度高於女性，一旦控制教育因素以後，許多兩性政治態度的差異就會消失，仍 存在差異部分則源於兩性不同的政治社會化過程（劉義周 1994）。同樣的，黃秀端與趙 湘瓊（1996）的研究也指出，隨著臺灣環境的變遷，民主化以及婦運的發展結果，女性 在民主態度與政黨認同上有長足變化，男女的政治態度差距日益縮小，但普遍仍缺乏政 治興趣，同樣地，教育程度對於政治態度的影響相當重要。而在黃秀端（1996）關於政 治知識的研究也發現，女性政治知識普遍低於男性，該文認為教育是決定政治知識差異 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才是性別，私領域處境（如身為家庭主婦）對於政治知識的影響反 而不顯著；該研究不同於前述的研究，在控制教育程度之後，兩性的政治知識仍存在差 距，顯示政治知識的兩性差異並無法完會由教育程度來解釋，作者推論可能是社會化的

內容造成兩性的政治知識的差異。這些相關研究，有的針對一般政治態度、有的針對政 治興趣、或政治知識，來比較兩性差異，而所採取的解釋因素，則與政治參與行為的解 釋相當接近，但過去國內文獻尚未針對兩性政治獻金行為差異的部分進行分析探討。

貳、藍綠區域政治版圖

徐永明（2000）首度對於臺灣政黨政治勢力是否出現區域上的差異提出討論，但他 的研究僅僅指出「偏向綠色的南方政治」，並未提到「北藍南綠」這個名詞。根據筆者 所蒐集的資料顯示，北藍南綠」的說法大致上是從 2000 總統大選前後開始出現。因此 最近十年內，幾乎在每次選舉過後，我們都能在報紙或電視上看到在縣市層級被塗上藍 綠色彩的臺灣政治地圖，當地圖上呈現北台灣多半是藍色，而南臺灣多半是綠色時，更 加深了我們對於「北藍南綠」 的印象。

徐永明（2000）分析 1994 年到 2000 年的歷次選舉後指出，民進黨在雲嘉南、高高 屏地區的得票率比其他地區來得高，加上南部選民的政治支持特質傾向穩定，因此提出

「偏向綠色的南方政治」說法。陳文俊與黃志呈（2003）在分析 1994 年至 2002 年立委 與首長選舉後，發現泛藍在北部八縣市合計的得票率比其在全台灣地區的平均值高，而 泛綠則是在南部八縣市合計的得票率比其在全臺灣平均值高，換句話說，泛藍在北部八 縣市比全國二十三縣市偏藍，泛綠在南部八縣市比全國二十三縣市偏綠，因此該研究認 為「北藍南綠」的選票結構在臺灣確實存在。

洪永泰（2003）以得票率過半為標準，對民進黨從 1994 年到 2002 年在南部八縣市 的得票率進行檢驗，他指出在立委選舉方面，民進黨從來沒有在八個縣市之中的任何一 個縣市過半，只有 2001 年加上台聯之後在臺南市有過 51.6％得票率的紀錄；再者，以 南部八縣市總計來看，民進黨一直維持在三成到四成之間，2001 年加上台聯後，首度超 過四成。在首長選舉方面，民進黨一直到 2001、2002 的縣市長選舉時，才開始有赢的 氣氛。因此他提出的結論是：「就整個藍綠的競爭態勢而言，在立委選舉方面綠色仍居 劣勢，在首長選舉方面，選縣市長綠色有優勢，選總統不見得，頂多是『有拼』而已，

哪有什麼『南綠』或是『南方政治』？」

以縣市長選舉的歸類方式。由於縣市長選舉採用相對多數決，在候選人數超過兩位 的情況下，很有可能會，因此採用勝選者所屬陣營來歸類。王業立（2001）在自由時報 上撰文分析 2001 年縣市長選舉結果時，就是採行了這項標準，他指出以大肚溪為界，

大肚溪以北除了臺北縣與宜蘭縣外，都是藍軍版圖；大肚溪以南除了雲林縣之外，則是 綠營的天下。此外，中國時報也同樣以這樣的標準指出 2001 年的縣市長選舉結果，「北 藍南綠」的分野仍清楚可見。

除了使用單次選舉結果去描繪政黨在地理區域上的勢力，也有部分研究以使用多次 選舉結果去建立地區政治版圖的方式來表現政黨勢力（洪永泰 1994、 2000 ；張世仁 2001）。雖然學界對於在使用政治版圖這個名詞時，並沒有給予一個明確的定義（張世 仁 2001，12-13）不過在提到政治版圖時，總是會先想到洪永泰（1994）的研究。洪永 泰的政治版圖建立方式是整理選區內歷次選舉投票所（村里）的投票紀錄，再挑選指標

（如各黨或候選人在過去幾次選舉的得票率）進行集群分（cluster analysis）析，接著對 每一種集群結果進行變異數分析與區辨函數判斷法，求得最佳集群組合，用這樣的方式 來定義政治版圖，能夠對政黨在不同地理區域的跨年度得票分布予以分類，與單次的選 舉結果相比，更能夠呈現政黨在地理區域上的得票強弱及穩定或變遷。

周應龍（2012）提出可以用社會系絡因素來解釋臺灣「北藍南綠」的現象，我們認 為臺灣南部之所以會出現綠色的政治版圖，是因為南部選民處於對泛綠陣營較為有利的 社會糸絡環境下，而北部選民則處於對泛藍陣營相對有利的社會糸絡環境下，加上社會 糸絡因素對於選民投票抉擇有顯著的影響，最終造成選舉結果的地區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