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阿都拉時期之馬中關係
第二節 國家層次
一般認為，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外交政策導向和國家優先性受到國內政治的影 響。
馬來西亞政治體制為議會內閣制，執政黨與政府內閣密不可分，兩者在外交政 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馬來西亞的對外政策會以領導人及國內因素作為制定政策 的關鍵因素。因此，在國家層次分析裡，以執政黨的外交政策過程作為主要分析因 素。從馬哈迪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以來到現任首相納吉，雖然各任首相有其施政重 心，大抵而言，各時期政府在對中政策上的態度離不開經濟合作與務實主義的考量，
從馬來西亞對外政策來看，則反覆出現務實主義的特色，即以務實主義作為其制定 外交政策依據。馬國領導人對國家發展抱持遠大的理想，例如制定國家發展目標，
而對外政策亦作為國家發展的重要考量之一。從馬國獨立以來對外關係的觀點來 看，馬國向來保持中立，不會靠攏某一強國，包括英國、美國、中國等。26雖然馬 國不積極投靠強國，但是馬國積極投入跨政府組織、國際組織，包括東協、《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跨太 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等。27
一、國內政治
馬國國內政治方面，執政黨自獨立後執政至今，而黨內內部存在著許多問題尚 待改革，也就是為什麼從馬中關係來看，馬國國內菁英的執政合法性會與對中政策 很大的程度上有相關聯。另外，阿都拉也試圖將其推行之理念構成治理外交關係的
26 馬來西亞獨立後加入不結盟運動，在區域中試圖保持中立，不涉入強國之間的紛爭。
27 2009 年美國開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等國家也加入其中，中國尚未加 入。美國宣稱透過該協定能夠整合亞太國家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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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體現在於其中庸思想，並達成具開放及包容的思維。第二部分是談論到馬國 國內經濟。自馬哈迪時期即可看出馬來西亞與中國的經貿往來已逐漸增長的趨勢，
歸咎於馬國國內經濟的發展目標需要仰賴龐大的資源。再者，馬國急需經濟轉型，
因而加速馬中經貿往來，遂中國成為馬來西亞第四大貿易夥伴。
（一）阿都拉政府執政初期
馬來西亞建國後一直在國際社會上尋找國家本身的自由和機會，尋求外交關 係的挑戰和妥協，並自獨立 50 多年來擠身為中等收入國家。馬來西亞的政體為君 主立憲制，最高元首為蘇丹。28蘇丹在名義上擁有最高行政、司法、立法權，其本 身不具有實質權力，實權掌握在議會內閣手中。馬來西亞目前的政治情形為多黨聯 合執政體制。目前執政黨為自馬來西亞獨立以來執政至今的國陣，由 14 個黨聯合 組成，主要政黨有巫統、馬來西亞華人公會（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
簡稱馬華公會）、29馬來西亞印度國民大會黨（Malaysia India Congress, MIC，簡稱 國大黨），30國會中占多數席位之黨主席並同時當選為國會議員則成為馬來西亞首 相。
2003 年阿都拉接手馬哈迪成為繼任首相，並於 2004 年馬來西亞全國大選中，
國陣獲得國會 90%席次，他得以連任首相，任期為六年。阿都拉獲得執政黨巫統自 獨立以來最好的競選成績。馬哈迪執政 22 年後更換領導人，當時馬國人民對新領 導人改革帶來新的憧憬並寄予厚望。阿都拉執政初期國內的政治經濟穩定，一上任 即打著反貪腐與紀律改革名號。他推行的改革政策中，極力想要改革黨內之陋習，
28 馬來西亞元首（Yang di-Pertuan Agong），現任元首為吉打州蘇丹，東姑．阿布都．哈林（Tunku Abdul Halim，
1927—）。
29 馬來西亞華人公會成立於 1949 年，屬於國陣政治聯盟成員之一，主要成員為馬來西亞華人，目前會長為廖 中萊（2013—）（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2015）。
30 馬來西亞印度國民大會黨成立於 1946 年，屬於國陣政治聯盟成員之一，主要成員為馬來西亞印度族群，目 前主席為巴拉尼威（Dato’ Seri G. Palanivel）（Malaysia India Congre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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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能為馬來西亞帶來新氣象。阿都拉給予外界一般的形象為溫和、謙卑，被譽為
「清廉先生」（Mr. Clean）。阿都拉時期，象徵結束馬來西亞獨立以來的威權時代，
邁向自由民主社會。他在任職期間的外交政績包括擔任伊斯蘭合作組織、不結盟運 動、東協會議等主席，以及建議推廣清真食品（Halal）認證。阿都拉成功將馬來西 亞形塑成中庸伊斯蘭文明之國家。
（二）國內政黨及執政菁英因素
阿都拉接任前首相執政 22 年的政府團隊，上任後對政治進行改革，他受到後 馬哈迪時期的政治效應，使得馬國國內的改革聲浪逐漸擴大。其一為監禁安華
（Dato’ Seri Anwar Ibrahim）31的反馬哈迪運動，阿都拉將安華釋放，卻導致了反對 黨上揚的改革力量。其中，反對黨泛馬來西亞伊斯蘭教黨（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32勢力逐漸擴大（Saravanamuttu, 2010: 261）。伊斯蘭文明（Islam Hadhari, Civilisational Islam）作為阿都拉政府團隊菁英的意識形態，卻無法構成強而有力的 團結作為，這也導致阿都拉不能夠遏制不同宗教團體逐漸分裂。儘管阿都拉以「溫 和的」伊斯蘭文明倡導者自居，尤其在執政前三年期間幫助他鞏固執政合法性和提 升政府團隊的聲譽（Saravanamuttu, 2010: 262），然而執政後期 2006 至 2007 年阿 都拉的伊斯蘭理念成為他本身負面的影響，特別是在國內族群關係領域，興都權益 委員會（Hindu Rights Action Force, HINDRAF）33在 2007 年發動街頭示威後，族群 關係一度成為首相任期內最差的一段時間。這些轉變衝擊阿都拉的合法性與多元 文化的政治領導（Saravanamuttu, 2010: 262）。此時期已經影響阿都拉領導一個多元 文化的政治聯盟。2005 年阿都拉推行反貪腐與紀律改革，後期施行政策成效不彰。
31 安華（Dato’ Seri Anwar Ibrahim,1947－）於馬哈迪時期擔任副首相（1993－1998），由於其與馬哈迪意見相 左，被馬哈迪以涉嫌貪汙、犯伊斯蘭教法等罪名逮捕入獄。
32 泛馬來西亞伊斯蘭教黨成立於 1955 年，為馬來西亞反對黨。
33 興都權益委員會（Hindu Rights Action Force, HINDRAF）為馬來西亞印度裔非政府組織，主要宗旨為維護 馬來西亞印度裔的權益，並於 2007 年起策畫反對政府的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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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政績無法如期達成目標加上經濟低迷，以及巫統派系分岐使他在 2008 年大選 時落敗。對於阿都拉的國內政治表現，有人認為阿都拉性格遲疑不定、謹慎和缺乏 決斷力，不符合黨內外和財經界的期待。阿都拉欲擺脫馬來西亞國內對於馬來人領 袖和伊斯蘭教政治的爭議。然而，阿都拉卻缺乏像馬哈迪宏偉思考的領導才能、高 度的戰略思維的外交政策。
（三）內政與合法性
自從 1957 年獨立之後，馬來西亞的外交政策導向和外交行為受到國家領導人 深遠的影響。當談論到個人特質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力通常會聯想到這些人物，如三 位前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dbdul Rahman, 1957-1970）阿都拉薩和馬哈迪，
及其他決策者包括前副首相伊士曼（Tun Dr. Ismail Abdul, 1970-1973） 和前外交部 長哈讚里（Ghazali Shafie, 1981-1984）（Khadijah Md Khalid, 2013: 531）。傳統上，
馬來西亞國內政治以馬來人族群為中心，馬來群體具有主導地位的政治決策模式，
已形成一種穩固架構與系統。在很大程度上，馬國制定外交政策受到執政菁英的影 響，同時執政者欲透過外交政策來達成其政治合法性及政治權力穩定性（Lemiere, 2014）。馬來西亞領導人的社經背景及思想傾向影響著馬來西亞外交政策（Khadijah Md Khalid, 2009; Khadijah Md Khalid, 2011）。
馬來西亞在後冷戰時期的中國政策必定會討論到國內執政合法性問題。馬來 西亞與中國維持緊密的關係，是國陣賴以維持國內統治地位的基礎之一。關鍵的執 政合法性方式，是允許統治精英鞏固他們的選舉基礎和維持公權力的運用。後馬哈 迪時期國陣政府的執政合法性基礎與中國關係的連結，在於馬來西亞政府要實現 2020 宏願（Vision 2020）34，邁入高收入的先進國階段，因此需要擴大經貿活動，
34 2020 宏願意味實現馬來西亞國家現代化的重要目標，同時也將國民認同與政府的政績表現綁在一起。出於 鞏固政權的考量，馬國政府不得不重視一切可幫助其維持政權的國內外資源，而中國恰能帶來豐厚的經濟、
工業技術、金融、旅遊等投資與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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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外來投資，仰賴中國經濟實力急速擴張所帶來的經貿合作機遇，使得阿都拉政 府延續前任領導要旨，與中國發展更加緊密和互惠互利的雙邊關係（Kuik, 2013:
596）。馬國與中國建立緊密關係的關鍵是透過經濟貿易合作，同時導致阿都拉遵循 前任首相之對中政策，並積極與更深化雙方的經貿合作。馬來西亞與中國展開相互 合作，能幫助阿都拉政府穩固執政合法性。
（四）阿都拉執政推行理念
馬來人信奉伊斯蘭教也同時反映在馬來西亞外交關係方面，其邁向國際舞台 時受到大部分伊斯蘭教國家支持，並與伊斯蘭教國家保持良好關係往來（Khadijah Md Khalid, 2009）。阿都拉即位後推崇「伊斯蘭文明」，將其注入他的領導理念，並 作為政治與意識型態運動，主要強調普世價值、個人虔誠、寬容、科學專業和科技 知識等，同時注重中庸與跨文明對話。35伊斯蘭文明作為經過梳理、準備就緒的一 個伊斯蘭概念，構成阿都拉外交政策中相當重要的一環（Khadijah Md Khalid, 2013:
541）。阿都拉說：「我們將伊斯蘭文明視為達成良好治理的途徑，也就是說政府希 望以此實現國家康泰與造福於其多元宗教、多元種族的社群。伊斯蘭教義無疑是我 們行動的基礎與靈感泉源，而其益處應該是全體馬來西亞人、穆斯林與非穆斯林所 共享的。」（Abdullah Ahmad Badawi, 2005:541-542）。伊斯蘭文明成為阿都拉個人 的領導特質與施政成就，也反映出其個人鮮明的開放、包容的伊斯蘭思維。
541）。阿都拉說：「我們將伊斯蘭文明視為達成良好治理的途徑，也就是說政府希 望以此實現國家康泰與造福於其多元宗教、多元種族的社群。伊斯蘭教義無疑是我 們行動的基礎與靈感泉源，而其益處應該是全體馬來西亞人、穆斯林與非穆斯林所 共享的。」（Abdullah Ahmad Badawi, 2005:541-542）。伊斯蘭文明成為阿都拉個人 的領導特質與施政成就，也反映出其個人鮮明的開放、包容的伊斯蘭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