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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在文檔中 後馬哈迪時期馬中關係 (頁 20-26)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論文研究所採用的文獻資料為中文繁體、中文簡體、英文以及少許馬來文作 為本文的研究文獻。

一、馬來西亞對外關係

有關馬來西亞對外關係專著當中,國內國際關係學術界缺乏深入研究馬來西 亞外交的文獻,偏向追縱性研究。其中許多關於馬來西亞的文獻多數為談論馬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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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華人、中馬關係史等歷史研究。馬國研究現況就學科而言,國內馬來西亞研究的 傳統優勢在歷史學、民族學與經濟學等領域,政治學領域相對薄弱。從空間層次上 看,近年來對東協的整體性研究不斷加強,但國別研究相對較少(王虎,2011)。

雖然國別研究相對比較少,然而部分文獻會從東南亞區域角度檢視馬中關係,或將 馬中關係作為研究中國與東南亞,或中國與東協互動中不可忽略的一環。國外文獻 談論馬來西亞的對外關係研究當中,探討主題以「馬來西亞外交政策」、「影響馬國 外交的國內外因素」、「馬國經濟快速發展」等原因。馬來西亞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 上受到政治、歷史及種族等影響(Hill and Yean and Ragayah, 2012: 63-81)。馬中關 係文獻以意識形態差異性、共同目標作為研究依據,其中部分學者論點認為馬中政 府基於雙方的地緣位置、經貿互補性等,得以建立更良好的關係,開拓更多領域的 合作事項。另一方面,馬來西亞除了與中國建立良好關係外,更積極防範強大的中 國。勒米爾(Sophie Lemiere, 2014: 29)分析馬來西亞外交政策的學者針對馬來西 亞特定時期的外交政策觀察三組自變項:(一)外交政策制定者的特質;(二)促使 政府維持官方偏好的政治社會體制與國民身份類型的內在因素;(三)與國家在國 際體系中位置及其與夥伴的關係相對應的體系變項。這裡的國際體系決定了實施 外交政策的情境並框限可預設的選項。

後馬哈迪時期馬來西亞與中國關係的文獻當中鮮少直接談論馬中關係,多數 從馬來西亞的對外關係、對外政策方能找尋首相的對外政策理念,追溯其制定對外 關係的脈絡,以及對外關係的其中一環的對中政策,並從中看出馬國對中關係的變 化。馬來西亞對外關係幫助本文的研究主題,並了解馬國對外關係特點之形成、影 響外交決策導向的成因,也認識馬來西亞在不同時期所面臨到國際環境,並且透過 馬來西亞對外關係找尋馬來西亞對中國關係的重要因素。再者,馬國欲維護國家利 益,國內執政菁英掌握外交政策的決定權,領導人的背景也會對外交政策產生影響。

馬國對外關係也對執政者本身的執政合法性有很大的關聯(Saravanamuttu, 2010;

Abdullah Razak Baginda, 2009)。因此,本文從馬來西亞以往的對外關係,以便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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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外交輪廓,更加詳細了解馬中關係的影響。

二、馬來西亞與中國之關係

回顧馬來西亞跟中國的歷史過程。早期馬來西亞對中國的認知受到許多外部 及內部的因素影響,例如意識形態、區域和國際關係及外交。馬來西亞受到政黨影 響,族群偏好的政黨聯盟,因此馬國的中國認知基於文化、政治、經濟的觀點,並 取決於馬來西亞與中國的各自政策與意圖。近年來,馬來西亞與中國在政治經濟上 的合作,南海爭議沒有造成雙邊關係困擾,並透過和平談判處理(Ibrahim Abu Bakar, 2005)。

沙拉范姆都(Saravanamuttu Johan)《馬來西亞的外交政策第一個五十年結盟、

中立、伊斯蘭主義》(Malaysia’s Foreign Policy, the First Fifty Years: Alignment, Neutralism, Islamism)、詹德藍(Chandran Jeshurun)《馬來西亞五十年外交 1957-2007》(Malaysia: Fifty Years of Diplomacy 1957-2007)、阿末(Ahmad Mokhtar Selat)

《 馬 來 西 亞的 外 交政策 新 方 向 :從 東 姑到阿 都 拉 巴 達威 》( New direction in Malaysia’s Foreign Policy: from Tunku to Abdullah Badawi)等三篇文獻揭櫫阿都拉 的外交政策與前任首相的差別、其外交理念及對中關係。詹德藍、沙拉范姆都、阿 末皆談論到阿都拉執政時期的領導轉型。第一篇提到馬來西亞外交政策的建構,主 要談論到阿都拉時期的外交政策,了解馬來西亞的外交政策制定起源。馬來西亞憲 法有訂定外交政策原則。詹德藍認為馬哈迪與阿都拉在外交政策上有顯然不同的 因素。馬哈迪與內閣成員及制定外交的關係較不親近,使得內閣成員對外關係的倡 議受到挑戰。阿都拉關注外交事務,同時他也與外交的內閣成員建立起良好的人際 關係。沙拉范姆都透過了阿都拉國內外的政策,看出阿都拉相較於前首相馬哈迪,

其改變的是個人政治風格多過於政策本質。另外,阿都拉將東協逐漸成為一個防範 渠道,對於共同管理國家和政策導向與主要霸權國家,新區域政治秩序的工具。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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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認為阿都拉時期馬來西亞的外交政策姿態變成更慎重的(measured),但是沒有 失去馬來西亞的國家利益視野。馬國終止過去與其他國家好鬥的途徑,作為馬來西 亞對外關係的核心利益。

綜觀上述以及尚未列舉之馬國對外關係文獻,馬來西亞的對外政策沒變但是 對外關係目的轉變。過去馬哈迪時期,其積極在國際社會扮演重要的角色,並排斥 西方國家所主導國際秩序。從國際層次來看,當時處於後冷戰時期,中國勢力尚未 能與西方披靡,整個國際秩序由西方所主導,因此馬來西亞政府積極參與國際活動,

參與國際組織來壯大自己在國際社會上的角色。促進南南合作強化鞏固和促進集 體自我防衛(collective self-reliance),然而,馬哈迪之後國際格局悄悄轉變,由於 中國崛起,其實力影響著國際秩序之轉變,從馬哈迪時期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西 方不再是唯一敵對目標。中國成為鄰近的強權,自馬國前首相拉薩開始已經意識中 國將成為鄰近的強權。

本文透過文獻觀察出馬中關係的發展,從另外一方面來看中國宣稱其不會稱 霸,其意圖沒有妨礙馬來西亞,也符合馬來西亞不樂意任何國家主導世界秩序的觀 念。馬哈迪繼任領導人對外關係上也有所轉變,馬來西亞開始轉向與西方建立友好 關係。其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之目的也跟著轉變。並非具有強烈的意識來促進自我防 衛。從個人層次來看可以看出領導人性格的轉變,促使對外關係有所轉變。因此,

本文探討馬來西亞外交時會從領導人或決策者層面剖析該國的外交政策與變化。

另外,現有文獻通常以歷任首相作為馬中關係發展的分水嶺,代表著首相作為最高 決策者擁有對一國外交關係的極大影響力。決策者因素考量則包含他們的生長背 景、接收的思想、政治歷練、施政理念等等。領導人以國際局勢的發展所需以及其 本身的意識型態發展對外政策具有頗大的影響,同時顯現出馬中兩國的關係因應 各任首相而有不同的發展。

馬哈迪、阿都拉、納吉這三任首相時期的外交政策中當屬研究馬哈迪之著作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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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觀,對其研究的題目也相當多元,包括馬哈迪時期的政治、經濟、國內民族等 問題。馬哈迪是馬來西亞執政最久的首相,對馬來西亞的經濟發展做出相當大的貢 獻。其個人風格相當鮮明,為第三世界與南南國家的代言人。馬哈迪為馬來西亞的 現代化之路,畫下濃厚的一筆,包括經濟轉型、製造業、建築等輝煌成績,同時將 馬來西亞推向國際舞台。馬哈迪時期係馬國外交政策的轉型期,另外一方面馬哈迪 亦為馬來西亞重新界定新的目標觀點,並相當活躍於在國際社會,以及對馬來西亞 的國內外發展有很深遠的影響。14馬哈迪的對中關係、政策論述之現有著作已經相 當豐富,並非本文研究主題,筆者不加以贅述僅作為背景參考。

近期的馬中關係文獻當中以郭清水(Kuik Cheng-Chwee)之篇幅為最。其中一 篇《馬中關係三個主題》(Malaysia-China Relations: Three Enduring Themes)提及 馬中關係自馬哈迪到納吉時期之轉變,主要探討馬來西亞對中國改觀,中國已成為 馬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後冷戰時期的馬中關係已經不是在討論小國與大國之間的 關係,反而是在討論馬來西亞面對崛起中的大國如何與之共存、從中獲取利益、利 用他。馬中關係的三個特質分別為實力不對稱的矛盾、鄰近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以 統治菁英國內權威的中心點。郭清水先解釋前兩項特點的先天性條件,原本非固有 的邏輯,最後才討論執政菁英的政治需求。他從外部環境來看國內政治,並認為馬 國對中政策可以穩固執政黨的政治權威。再者,除了經濟因素外,尚有政治考量,

馬國菁英不想讓中國主導區域秩序。

郭清水在《阿都拉時期馬來西亞對中政策》(Malaysia’s China Policy under Abdullah More Continuity than Change?)、《後馬哈迪時期馬來西亞的中國政策:

新 古 典 現 實 主 義 解 釋 》 (Malaysia’s China Policy in the Post-Mahathir Era: A Neoclassical Realist Explanation)、《防範的本質: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對中國崛起的

14 馬哈迪對中政策詳細文獻參見:馬哈迪確立馬來西亞外交定位(Chandran Jeshurun, 2008)、(Poon Kim Shee , 2004);馬哈迪執政 22 年對國家外交關係造成深刻的影響(Liow, Joseph Chin Yong, 2000);馬哈迪時期外交政 策顯著的轉變方向、本質、風格等(Karminder Singh Dhillon, 2005);馬哈迪時期對中政策(廖玉冰,2002)

(周雅芳,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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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理解馬來西亞對中政策的不對稱性—鄰近性與統治菁英的國內威信》(Making Sense of Malaysia’s China Policy: Asymmetry, Proximity, and Elite’s Domestic Authority)文中皆有提到馬來西亞對中國存在防範(Hedging)之舉措。馬來西亞 與中國雙邊發展緊密關係之餘,馬國欲防止長期環境不確定風險。郭清水透過幾項

《理解馬來西亞對中政策的不對稱性—鄰近性與統治菁英的國內威信》(Making Sense of Malaysia’s China Policy: Asymmetry, Proximity, and Elite’s Domestic Authority)文中皆有提到馬來西亞對中國存在防範(Hedging)之舉措。馬來西亞 與中國雙邊發展緊密關係之餘,馬國欲防止長期環境不確定風險。郭清水透過幾項

在文檔中 後馬哈迪時期馬中關係 (頁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