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中關係之影響因素

馬來西亞外交政策一貫的做法是倡導和平、自由以及中立。由於過去的殖民歷 史，以及英國放棄對馬國的安全保障，加上這幾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前幾名的經濟 發展成就，其軍事勢力擴張逐漸令馬來西亞擔憂中國對東亞區域安全構成威脅。馬 來西亞與中國在地緣政治上是密不可分的兩個國家，雙方關係從早期的敵對狀態 到 1970 年代建立邦交，歷經一段關係轉變的過程。阿都拉薩時期憑其先見之明，

考量馬來西亞國家安全戰略，決定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旨在縮小外部安全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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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Pan, 2008）。⁷⁶而馬哈迪跟中國開啟了經濟貿易往來基礎，馬哈迪上任初期 面臨中國剛改革開放，正處於經濟發展的狂熱期，而馬哈迪則是搭上這班順風車，

並與中國展開貿易也同時帶動國內經濟發展。2003 年起馬來西亞取代新加坡成為 中國在東南亞最大貿易國；2009 年中國成為馬來西亞第一經貿夥伴，從中證明馬 來西亞與中國的經貿關係越來越繁盛。納吉時期開始在政治以及軍事等層面積極 展開密切交流及合作，如 2014 年雙方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反觀近幾年，探討馬來西亞對中國關係熱絡之餘，面對中國崛起馬來西亞領導 人尚有其它考量。從現任首相來看，其對中政策非單方面地向中國靠攏，而是與中 國保持友好之際，乃與美國保持適當的安全關係。此戰略目的在於防範中國在區域 內的軍事擴張之企圖。在中國進行政治軍事增強之際，馬來西亞對此保持低調的態 度。另外一方面，美國在東亞區域的軍事部屬為馬中雙方之間製造緩衝地帶，此即 符合馬來西亞的外交實行的防範策略之一。

一、馬來西亞外交自主權

馬來西亞的對外關係歷史僅短短半個世紀，自其脫離英國殖民統治，並宣布獨

立（1957 年）之後才逐漸地建立起正式的外交關係。馬來西亞的外交關係承襲英 國殖民時期的政治遺產，其獨立後的外交政策受到後殖民影響。回顧英國殖民時期 馬來西亞並沒有自主的外交主權，使得馬來西亞在制定外交關係方面顯得比較不 出色。因此馬國獨立後早期，其面對外在威脅會不具安全感，國家安全部分皆由英

76 早期馬來西亞的民族優越連結外交政策行為，進而理解馬來西亞國內政策及外政策的實施。所以當討論到 馬來西亞外交政策時會提到「馬來人世界」、「華人世界」、「印度人世界」。由馬來人所執政的馬來西亞，

與中國交往時亦考慮到內部華人是否影響其外交政策的制定。尤其早期反共時期高漲，當時馬國與中國關係 惡劣，對中國防範意識高漲。1949 年，中國毛主義革命使得東南亞對北京產生疑慮。馬政府擔憂馬共勢力擴 大（當時馬共大部分以華人為主，並受到中共的支持）。因此，中國時常被馬來人淺意識聯想到內部安全。當 時，華人在馬來西亞占了約 30%的人口，僅次於馬來族群，並掌握了馬來西亞的經濟和部分政治，因此馬來 人仍然對華人有中國情感的刻版印象（Nathan, 2013; Pan, 2008）。自冷戰後，馬來西亞國內的華人問題不再是 馬中關係轉變過程中的主要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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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所負責（王作成，2004）。

獨立後，馬來西亞的對外關係能夠獨當一面，選擇加入國際組織來壯大自己在 國際社會上的角色，例如南南組織、不結盟運動等。在東亞區域當中，馬來西亞也 積極發起區域組織，例如東協。為了避免陷入冷戰陣營，馬政府施行中立化政策。

冷戰後期馬來西亞在外交關係上逐漸成熟，並成功和克服不同的威脅，例如共產主 義（Abdullah Razak Baginda, 2009）。其在國際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逐漸脫離後殖 民時期的影響。尤其冷戰後國際環境變遷，馬國外交政策的急迫性和戰略考量轉換，

導致馬國對外關係的重心也逐漸轉變。隨著變動中的世界局勢，馬國需要不斷地根 據國際環境的變化，來重新定位其對外政策的優先安排，方能有效地應對各種挑戰，

並確保馬國的主權和國家利益，以及保護馬來西亞在國際舞台上充分地闡述的觀 點與立場。

外交成為政治實體之間和平的行為，其最主要目的就在於維護和強化國家安 全和利益，並確保實現國家的外交政策目標，雙方強調不訴諸武力、並傳達國家的 理念以及透過法律來維持秩序，這是不變的法則（Hamilton and Langhorne, 1995;

Berridge, 2002）。馬來西亞十分重視獨立主權，其外交政策確保在國際層面上的國 家利益，致力於國際關係當中發揮積極作用，其中包括第一，與所有國家維持和平 關係，無論他們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第二，採用外交獨立、不結盟的原則立場，

以避免陷入紛爭；第三，和所有國家建立緊密經濟合作夥伴關係；第四，建設和促 進和平與穩定地區；第五，創造有影響力的角色，如東協、不結盟運動主席、伊斯 蘭會議組織；第六，積極參與聯合國；第七，寬容與進步的伊斯蘭教國家的典範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15）。

對內主權（domestic sovereignty）意味著國內政治權威的正式機構，以及公共 統治機構在它們的政體範圍內有效行使控制權力。互賴主權（interdependence sovereignty）則意味著有權力控制跨疆域行為，是以國家之間互動性基礎為獨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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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若無此基礎，國際關係就成為從屬者或領導者與附庸之間的關係（Kransner, 1999; Spruyt, 1994）。馬國儘管與中國關係良好，但對於中國屢次侵犯主權的疑慮 從未降低，面對此潛在的威脅，馬國始終優先考量其主權地位。雖然馬國對中政策 是對國內經濟發展非常有利的一項工具。然而，在很大的程度上馬國政府仍著重在 維護主權的外交政策多於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考量。

國家在對外關係制定政策原則上，通常會以國家利益作為優先考量，然而假設 當國家安全面臨嚴重威脅時，則會將安全列為第一順位。馬來西亞面臨安全威脅時，

仍保持著低調立場。如中國屢次入侵馬來西亞領海，馬來西亞與南海領土聲索國越 南、菲律賓相較之下並非與中國發生正面的衝突，而是傾向在國際場合聲明其外交 立場。許多官員認為南海主權爭議並不會影響兩國關係的決定性因素。如果從越南 與菲律賓兩國分別的歷史脈絡來看的話，越南從以前就和中國紛爭不斷，而菲律賓 則是被西班牙、美國相繼殖民，所以在對外政策上偏向親美，相對而言與中國立場 相悖。馬來西亞面對南海議題則顯得低調，最重要的原因在於，馬國政府覺得正面 衝突對自身利益沒有保障，遂而選擇在國際場合來表態自身的外交立場。馬國對於 中國南海主權的行為抱持著觀望態度之餘，同時採取很明顯的防範舉動。對於馬來 西亞而言，國家利益及不侵犯國家主權是其堅守的外交政策原則，中國已經屢次侵 犯了馬來西亞的主權問題，而馬國採取非正面衝突方式作為處理與中國之間的矛 盾問題。

二、對中國的認知

阿都拉所面對的中國情勢已有所轉變，因此對中國認知與前任首相也不同，因 此映出馬國對中國的價值觀逐漸轉變。馬國在此時期趨向發展區域整合、改善對外 關係。儘管與中國進一步合作，然而，對中國的重心逐漸偏移，以此來分散對中國 過度靠攏的傾向。阿都拉將馬來西亞與其它國家的關係開啟友善的變化，尤其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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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國家、西方國家，使得馬來西亞在於國際社會上的態度、立場有所轉變，這段 時間作為馬國對外關係的緩衝期。當馬國與其它國家改善關係，主要可以避免過度 靠攏中國，並進行馬來西亞對於中國的防範措施。阿都拉積極改善對外關係，為過 後納吉時期的對外關係發展有一定的助益。

阿都拉屢次在公開場合表態認為中國是馬來西亞的好夥伴，並認為中國並不 構成威脅。馬中關係的合作朝向務實主義發展，不管是傳統的友誼還是現實的共同 利益，均能實現雙方互補利益。馬中兩國的經濟結構相對競爭性而言，其實更有許 多互補之處，以此優勢促成雙方合作的動力（Kuik, 2015）。另一方面，中國需要和 睦共處的周邊環境發展經濟，並防止其它霸權在東南亞的影響力擴大；而對於馬來 西亞來說，中國是一個可信賴的經濟合作夥伴，有助於推動國內現代化發展，同時 馬國政府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有利於獲取國內華人支持，鞏固其執政地位。

納吉認為馬國與中國的關係，不應該僅靠單一事件來評斷中國。他認為應該從 大格局來看，不該拘泥於單一問題基礎上，這樣能針對雙邊關係在戰略上的重要性。

納吉此說法貌似呼籲著東亞其他國家避免和中國發生正面衝突，使得中國動怒，或 者在東亞區域整合方面有任何的差錯。由納吉公開對中國之說法，筆者認為納吉時 期仍然扮演著中國與其它國家之間的橋樑，這也是自馬哈迪時期以來馬來西亞所 扮演之角色。雖然東南亞國家已經打開心扉，適時地接納中國，但是在爭議的課題 上，東南亞國家仍堅持自己立場之外，甚至為了主權利益與中國發生正面衝突。該 事件也導致雙方在東協會議的經貿談判上一度出現停滯、談不攏的情形。而納吉這 一席話，能夠適度緩解地區的緊張氣氛，並同時暗示著中國已經確鑿地侵犯其它周

納吉此說法貌似呼籲著東亞其他國家避免和中國發生正面衝突，使得中國動怒，或 者在東亞區域整合方面有任何的差錯。由納吉公開對中國之說法，筆者認為納吉時 期仍然扮演著中國與其它國家之間的橋樑，這也是自馬哈迪時期以來馬來西亞所 扮演之角色。雖然東南亞國家已經打開心扉，適時地接納中國，但是在爭議的課題 上，東南亞國家仍堅持自己立場之外，甚至為了主權利益與中國發生正面衝突。該 事件也導致雙方在東協會議的經貿談判上一度出現停滯、談不攏的情形。而納吉這 一席話，能夠適度緩解地區的緊張氣氛，並同時暗示著中國已經確鑿地侵犯其它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