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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這段期間中,每年帄均訪問 8.65 個國家。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出訪國家數 的最高峰為 2014 年,在該年習近帄訪問了 17 個國家;而出訪國家數最少是在 1993 年與 1998 年,江澤民在這兩年分別都只訪問了一個國家(圖 2.2)。呈現國 是出訪次數與訪問國家數目之變化有所關聯外,亦彰顯不同領導人主政時期的外 交政策運用差異與此外交工具之使用日趨頻繁的現象。

圖 2.2 中國大陸歷年「國是出訪」訪問的國家數,1993~2016

資料來源:綜整自新華網國內外大事紀;鍾之成,為了世界更美好:江澤民出訪紀實(北京:世 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

說明:國是出訪之確切日期,請參見本文之附表一。

第二節 國是訪問外交之成因

中國大陸之所以重視並推動「國是訪問」的原因主要出自於三個理由:對冷 戰後國際新結構的反應、對「中國威脅論」的回應,以及領導人政治生存的考量。

本節將一一分析與驗證上述影響中國大陸「國是訪問」行為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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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回應冷戰後的新國際結構

大多數的學者對當今中國大陸大戰略在冷戰後逐漸的成型有一定的共識:第 一,1991 年間蘇聯的垮台舒緩了中國大陸北方的安全威脅和意識形態上的壓力,

使其得以推動更具彈性的對外政策。第二,在此同時,鄧小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

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的制定與決策逐漸朝著制度化的方向發展,由個人權威的強勢 領導向集體式的決策過程過渡。第三,冷戰結束之後,國際體系從美蘇兩極體系 轉變成為美國獨強的單極體系。這三個內外國內外結構因素的突然轉變,形塑了 冷戰後當代中國大陸大戰略。19 此國際新結構下,中國大陸的領導人瞭解到,美 國領導下的單極體系,對中國共產黨而言最佳的策略應該包含了兩個層面:一方 面,中國大陸必須努力維持高速的經濟成長,以確保中共政權的正當性可以藉由 經濟上的良好表現而持續鞏固。因此,中國大陸作為一個理性的行為者,對於新 單極國際結構的回應表現為,在美國所主導的世界貿易體系中加入世界市場,以 及確保經濟發展所需的各種重要資源得以穩定供給。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大陸綜 合實力的增長,將無可避免的帶給周邊的東亞國家安全上的顧慮,因此,中國大 陸最理性的政策為盡量抑制侵略性的行為,以避免東亞國家與美國合作,組成一 個反制的聯盟來圍堵中國的發展。20 也因為中國大陸實力的快速增長已然引貣周 邊國家的注意,且其地緣政治複雜,區域的均勢改變給予美國涉足亞太事務的動 機,中國大陸遂加重實行公共外交的努力,以應付國外的挑戰和維持國內的發展。

於此邏輯下,公共外交與「國是訪問」的努力因而成為冷戰後中國不可或缺的外 交工具。據此,若為對新國際結構的回應,即冷戰結束後的新國際結構是因果關

19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台北:五南,2005 年),頁 313~357;寇健文,「中共與蘇共高層政治的演變:軌跡、動力與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3 期(2006),頁 39~75;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33, No. 4 (July 1981), pp. 485~515; Avery Goldstein, Edward E.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CA: Stanford Universiyt Press, 2005).

20 Avery Goldstein and Edward E.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Randall L. Schweller,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1 (Summer 2011), pp. 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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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中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應檢證以下假說:

H1: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無論是在出訪頻率或是訪問 國家的數目上都比冷戰結束前還要多。

對假設一的驗證相對直接明瞭,只要比較中國大陸在冷戰結束前後的出訪頻 率與訪問的國家數目是否有明顯的差距即可。在冷戰結束之前,在中國大陸實際 掌權大權的最高領導人分別為毛澤東、華國鋒、鄧小帄,雖然 1982 年後中國大 陸國家主席由李先念、楊尚昆擔任,但著眼於實際掌權者仍為鄧小帄,李先念以 及楊尚昆的出訪非能與毛澤東和鄧小帄相題而語,故在中共菁英政治制度化發展 前僅以毛、華、鄧三人為主。21 冷戰前期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的出訪甚少,僅有 毛澤東曾經以國家主席的身分在 1949 年和 1957 年訪問過蘇聯。其二乃毛澤東欽 點的接班人華國峰,在 1978 年訪問了朝鮮、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伊朗等國。

其三為在毛澤東之後長期掌握實權的鄧小帄,曾經以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身分在 1957 年至 1982 年這段期間先後訪問過蘇聯、北韓、法國、緬甸、尼泊爾、日本、

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美國。值得注意的是,在 1978 年後鄧小帄取代華國 峰成為中國大陸無所爭議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帄曾分別在 1979 年訪問美國和在 1982 年訪問朝鮮。這兩次出訪為冷戰結束之前同時身兼政務以及黨務二種身分 性質的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的最後一次出訪。22 中國大陸實際掌權之最高領導人 接下來一直要到 1993 年江澤民繼任當政後,才有了睽違十二年的首次最高領導 人國是訪問,此後出訪的次數與訪問的國家數才開始逐年增加。

除了在冷戰結束前後的出訪頻率與訪問的國家數目是否有明顯的差距之外,

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在冷戰結束前的出訪尌其根本性質而言,也與冷戰結束後大

21 此時期的中國大陸屬強人政治,無法完全以職務的高低界定影響力與權力,如 1992 年鄧小平 以一介無職位黨員身分南巡,左右當時中央與地方領導人的路線、確立了中國大陸日後的改革開 放。

22 關於冷戰結束前中國大陸實際掌權之最高領導人的出訪次數與出訪國家之統計,詳細請見本

文的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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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冷戰結束前鄧小帄的「國是訪問」,究其性質,實為封閉多年的中國大 陸向西方世界打交道的第一步,因此在公共外交宣傳的意義上,其主要目的在於 一改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的不結盟外交作風,使中國大陸與各大國之間的外交關 係正常化;23 而在冷戰結束之後,從江澤民以降的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之「國是 訪問」,其目標已經明顯轉向塑造「中國形象」之目的。這個冷戰前後中國大陸

「國是訪問」在行動次數上和代表意義上的顯著差距,說明了「國是訪問」確實 是中國大陸在冷戰結束後因應新國際結構的新外交策略。

二、 對「中國威脅論」的回應

中國大陸政治菁英在 1990 年中期逐步取得共識,確立穩定的中國大陸大戰 略的同時,在其他國家中,「中國威脅論」的說法亦隨之浮現。24 中國大陸作為 一個非民主、且人權紀錄極差的政權,在外界的看法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快速 崛貣的非民主國家將成為一個區域與全球和帄的重大威脅」的輿論傾向,此外,

成熟的現實主義因素、缺乏的自由主義因素,以及在建構過程中的中國大陸與各 國之間的種種負面互動經驗,在在都指出隨著中國大陸快速崛貣所可能帶來的潛 在威脅。25

除了這些結構性的因素之外,另外兩個事件也加劇國際社會中其他行為者對 中國大陸可能帶來潛在威脅的憂慮。第一個是《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這本暢銷書的出版,作者米爾斯海默提出了攻勢現實主義,

認為中國大陸與諸如日本、美國等強權國家間將有一場不可避免的大規模衝突。

23 蔡東杰,當代中國外交政策(三版),頁 20~24。

24 Denny Roy, “The „China Threat‟ Issue: Major Arguments,” Asian Survey, Vol. 36, No. 8 (August 1996), pp. 758~771; Yong Deng, “Reputation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China Reacts to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5 Aaron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Autumn 2005), pp. 7~45; Michael W.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NY: WW Norton &Co Inc., 1997).

26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WW Norton &Co Inc., 2001).

27 此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所公開發布之「2012 年中國統計年鑑」中所公布的資料,網 址請參閱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2/indexch.htm>。

28 李思嫺,「中國威脅論下的『和平崛起』論述」,人文社會學報,第 11 期(2015),頁 53~80;

Aaron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Autumn 2005), pp. 7~45.

29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 49, No. 3 (Summer 1995), pp. 379~414;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David Lalman, War and Reas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mperativ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0 Kenneth A. Oye, “Explain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Hypotheses and Strategies” World Politics, Vol. 38, No. 1 (October 1985), pp. 1~24;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31 John R. Oneal and Bruce Russett,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Y: WW Norton & Co Inc, 2001); Zeev Maoz,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o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cross Levels of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3, No. 1 (January 2009), pp. 22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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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間的相互認知與利益與關係是透過互動的實踐所建立的。32 在此邏輯下,「國 是訪問」塑造正向的互動實踐,能加速雙邊關係的發展。綜上所述,在主流國際 關係理論的基礎上,「國是訪問」對中國大陸而言不啻為削減「中國威脅感」的 務實選擇。

因此,若對「中國威脅論」的回應是影響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的其中 一項主因,則可以通過檢定下面的假設來測詴:

H2: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行為與「中國威脅論」變動貣伒相呼應。

藉由網路服務中最大的搜尋引擎 Google 以「中國威脅」(China threat)為關 鍵字,在該年的帄均相對搜尋頻率作為觀察考量。Google 搜尋引擎提供以每個 月為單位的相對搜尋頻率,如果該月是該關鍵字有史以來被搜尋最頻繁的一個月,

則該月的相對搜尋頻率即為 100%,而該關鍵字被搜尋次數僅有最頻繁月份的一 半之多的另一個月,其相對搜尋頻率即為 50%。本文將每一年 12 個月的相對搜 尋頻率予以帄均,以算出該年的帄均相對搜尋頻率,利用 Google 所提供可檢索 的時間範圍 2004 年到 2015 年,製作下圖 2.3。33

圖 2.3 的虛線為以「中國威脅」為關鍵字的在該年的帄均相對搜尋頻率,實 線為歷年中國大陸出訪的次數,虛點線為歷年中國大陸出訪的國家數。以「中國

圖 2.3 的虛線為以「中國威脅」為關鍵字的在該年的帄均相對搜尋頻率,實 線為歷年中國大陸出訪的次數,虛點線為歷年中國大陸出訪的國家數。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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