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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在前述諸多中國大陸的公共外交工具中，又以「國是訪問」最為經常性且規 律性地被使用。然而，文獻中對於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運用，多以描述性的 分析或是政策性的時事評論為主，重點多在敘述為何中國大陸開始注重公共外交 與「國是訪問」，或是描述中國大陸的最高領導人對某些國家的出訪，迄今本文 尚未發現有學術文獻以一個具可否證性的方式來探討驅動中國「國是訪問」行為，
或是去評估中國的「國是訪問」是否確實達成了公共外交所預期的效果。
綜上所述，本文並未預設中國官方所說的「中國形象營造」真的尌是「國是 訪問」外交之真實目的，僅藉由檢視各種相關指標來判斷中國「國是訪問」外交 的原因、過程與影響，並從各種經驗證據的指向推論中國大陸外交行動的深層驅 動原因。本研究的目的，即於在冷戰後中國大陸積極運用其「國是訪問」外交的 趨勢之下，解答一連串有關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外交策略應用的相關問題，分 別羅列如下：
1. 「國是訪問」策略與中國大陸外交政策之關聯為何？
2. 冷戰後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國是訪問」的具體作為與趨勢為何？
3. 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策略的成因以及成效如何？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 軟實力與公共外交
軟實力的概念貣於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Joseph S. Nye，在 1980 年代對「美國 衰退論」的反駁，認為美國仍能在國際體系中維持領導角色，其立論觀點彰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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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呈現軟實力概念的輪廓，論及美國文化吸引力、意識形態、形塑國際制度與跨國公司等所蘊含的無形權力資源與意義，此讓國際 間其他行為者所欲己求的吸納力（co-optive power）；10 2003 年的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軟實力有了理論化的趨勢，強調彼時 911 事件後一年的國際態勢，
相對於硬實力的軍事力量，軟實力的運用有著更關鍵地四兩撥千斤的重要功能；
11 2004 年的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區分了軟實力與硬 實力的差別外，明確的指出軟實力乃源於對他人的文化吸引力、國內外欽慕的政 新建築落成時使用了 “public diplomacy”一詞後定名至今，當時主要指涉三個方
9 Joseph S. Nye, “Arms Control after the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6 No. 5 (Winter 1989), pp.
42~64.
10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p. 188~195.
11 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9.
12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13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p. 92.
14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 107.
15 李翔宙，「中國推動公共外交政策之探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35 期（2011 年），頁 5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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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非正式外交活動：在他國人民心中建立本國良好形象、鼓勵非官方的團體與 利益之間的彼此交流、促進資訊與理念的流通。隨著傳媒技術的發展，人們更有 意願參與政治議題、非政府組織以及公共活動，尤其是在全球化與科技技術進步 後資訊媒體蓬勃，各國紛紛重視對外之國家形象和輿論走勢，期望軟性號召力或 感染力得以影響他國的認知。16
政府致力於國家正面形象的建立以及輿論轉換，以告知、影響，甚而引導國 際聽眾的認知，相對於傳統的外交政策來說，是一個更為動態的建構過程，著眼 於在全球事務中影響和吸引他者的「軟實力」 （soft power）。17 為達國內外環 境的穩定，中國大陸在快速崛貣的同時，也更加關注由文化、軟實力、國家形象 塑造組成的公共外交。18
公共外交在各國與各政府間有不同的認知和解釋，中國大陸的公共外交以文 化為主，中國大陸外交部部長表示「中國公共外交緊密圍繞黨和國家中心工作，
以服務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為根本出發點本……將注重弘揚中華文明與借鑑吸納 其他文明有機結合。」，亦點出公共外交中首腦外交及其政策宣示、與他國元首、
民間團體、媒體等互動交流的重要性。19 學者將公共外交歸因於全球化，強調大 眾傳播媒體技術下，國家形象的影響；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大陸視公共外交為策略 工具，在策略管理邏輯下搭配不同種類的對策以達成特定需求。20 亦有論者認為 中國大陸推展公共外交是面對國內民意在接收國外意識型態後的思想解放、利益 團體的多樣性發展、易受鼓動的民族主義等情況之應對，為妥善控制國內社會的
16 戴紹安，「中國文化軟實力政策研究─以國家漢辦下的孔子學院為例」，台北：淡江大學國際
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2014 年）。
17 卜正珉，公眾外交：軟性國力，理論與策略（台北：允晨文化，2009 年）;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18 Ingrid d‟Hooghe, “Into High Gear: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Vol. 3, No. 1 (March 2008), pp. 37~61.
19 楊潔篪，「公共外交與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頁 43~44；袁鵬，「新時期中國的大戰略─對
「十八大」報告的戰略解讀」，頁 3。
20 Ingrid d‟Hooghe, “Into High Gear: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Vol. 3, No. 1 (March 2008),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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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James F. Paradise,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y: The R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Bolstering Beijing's Soft Power,” Asian Survey, Vol. 49 No. 4 (July/August 2009), pp. 649~669.
23 張昆，國家形象傳播（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
24 唐小松、王義桅，「國外對公共外交的研究」，國際問題研究（北京），第 1 期（2005 年），
頁 60~63；檀有志，「公共外交中的國家形象建構─以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為例」，現代國際關 係 （北京），第 3 期（2012 年），頁 54~56 ; Wang Yiwei,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16, No. 1 (March 2008), pp. 25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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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因素亦影響國家對外政策的考量，但本研究認為，中國大陸積極推動公共外 交背後，其主要動機應是在中國大陸評估國際局勢後，認為公共外交是最能夠避 免遭受其他國家反制的方法。
二、 後鄧時期「國是訪問」外交政策
藉由外交手段將政府政策、理念與價值觀宣傳予國際聽眾並非新鮮事，但中 國大陸直到 1990 年 12 月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對外宣傳工作的通知》第 一次明確指出「對外宣傳的著眼點應主要放在爭取國外最廣大的群眾上，同時要 做好國外上層人士或接近決策層人士的工作。中間群眾佔人口的大多數，比較尊 重客觀事實，爭取和增進他們對我們的了解和友誼，可以對其本國的決策層形成 重要的影響」；同年成立「中共對外宣傳小組」國家形象的塑造由被動轉為主動，
重心由強調策略宣傳向公共外交體系過渡。27 二十一世紀經過十年的醞釀，中國 大陸學界對於公共外交的界定和研究日趨完善，亦擴大了公共外交的內涵賦予其 更靈活的應用與中國特色。趙啟正大力提倡公共外交後在 2011 年提出了新公共 外交，指出「公共外交包括官方與民間的各種雙向交流，其接與間接的促成外國 公眾對本國的了解，提升本國在其心目中的形象，進而促成外國政府對本國政策 的改善。」28《公共外交戰略》一書更明確的表示中國大陸加強公共外交是時代 與大環境的需要，為的是在後冷戰時期，中國大陸迥異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制 度與意識形態，以及中國大陸綜合實力大幅提升國際格局轉變，使得國際輿論不 利中國大陸的背景下，以更易被理解與接受的文化性軟實力，加強中國大陸國際
（社會科學版），第 14 卷第 5 期 14（2014 年），頁 111~114；莊朝榮，「中國提升文化產業軟 實力之策略」，臺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36 卷第 2 期（2013 年），頁 76~81；鄭華，「中國公共 外交發展進程中的困惑及其應對」，國際觀察（上海），第 2 期（2012 年），頁 66~71。
27 郭晶，「國際電台台長王庚年：中國國際廣播 60 年」，人民網，2009 年 09 月 16 日，檢索時 間：2015 年 12 月 18 日，<http://media.people.com.cn/BIG5/137684/10067379.html>。
28 趙啟正，公共外交與跨文化交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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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Richard C. Bush, The Perils of Proximity: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3), pp.145~248.
32 Wang Jian and Tsan-Kuo Chang, “Strategic Public Diplomacy and Local Press: How A High-Profile Head-of-State Visit was Covered in America‟s Heartland,”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Vol. 30 (March 2004), pp. 11~24.
33 Zhang Juyan and Glen T. Cameron, “China‟s Agenda Building and Image Polishing in the U.S.:
Assessing an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Campaig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9, No. 1 (March 2003), pp. 13~28.
34 劉常敏、黃建達，「當代中國首腦出訪與周邊外交」，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南京），第 1
期（2011 年），頁 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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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為主要手段。35 另外蘇淑民亦指出大陸國家首腦和政府官員是為公共外交的 先行者，可藉由中華民族精神與領導人個人魅力的展現，增進外國公眾的了解意 願與興趣。36 Scott. Kastner & Phillip Saunders 以 1998~2008 年中國大陸最高領導 人的出訪作為指標，搭配質性描述與量化統計模型，分析當代中國大陸究竟是國 際體系現狀維持者亦或潛在修正主義，探討中國大陸外交政策意涵。37 現有文獻 在領導人出訪後之外國公眾觀感、媒體輿論轉變的關聯有生動的描述，關於中國 大陸高層領導出訪的分析多從中國大陸宏觀外交戰略如大國外交、周邊外交、開 發中國家交往的角度出發，或是作為中國大陸發展軟實力的例證補充，且多為評 論式之政策分析。此外，針對國是出訪的文章多為對領導人的單一次出訪或地區 的政策性描述與評論，僅針對各時期最高領導人個案式出訪的動機、過程與可能 影響的論述，尚未有以國是訪問外交政策為主的研究。中共外交決策權威的高度 集中，中央層級勢力於此帄衡後所產出的政策態勢是為觀察重點，外交領域涉及 黨、政、軍三大組織系統，可以說各方勢力在此折衝與妥協的結果影響了中共外 交政策，同時反映了領導人的相對權力鞏固的動態過程。38 因此，國是訪問外交 政策有其研究價值，而此領域目前尚待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