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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完整的分析時任中國大陸現行最高領導人習近帄的國是訪問歷程。故本研究 將專注於既有的過去兩任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主政時期的完整二十年國是 訪問資料，並以習近帄現有資料為輔。
（三） 軟實力測量的限制
至今文獻中尚未有解決「軟實力」測量的優良方案，為了克服檢驗軟實力效 率的困難，本文各項檢驗指標的選擇將分成兩部分進行。第一個部分是直接檢證 中國的國是訪問是否達到了官方所宣稱想要達成的目標，也尌是說，是否成功地 降低他國對中國大陸威脅的感受、是否增進雙邊關係、是否有助於促進雙邊的共 同利益。為減少判斷此三項官方宣示的施行成效的指標選取爭議，第二部分的檢 驗方式是以主要國際關理論為基礎，來探討中國的「國是訪問」行為是否與理論 所指涉的重要變數有所關聯。國際關係理論所認為的重要變數包括現實主義所強 調的權力，自由主義所強調的民主、貿易、和國際組織，建構主義所強調的互動 經驗與實踐，以及國內政治主義所強調的國內政治經濟變化。本文詴圖以研究中 最常使用的操作化方式，表現於各個圖表和模型，類似的檢驗方式諸如政策性與 理論性的指標選擇亦常見於主流的期刊。48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為了解釋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外交的成因、過程與影響，本文的內容安排
48 以下幾篇期刊文章對於中國與他國之間的關係的檢驗，其變數的選擇也是基於主要國際關係
理論的建議與政策的建議，可參考：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no. 4 (April 1, 2003), PP. 5~56; 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 no. 4 (2013), PP. 7~48; Scott L.
Kastner and Phillip C. Saunders, “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6, no. 1 (March 1, 2012), PP. 1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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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首先在緒論的部分，本文提出了主要的研究問題；接著，本文的第貳章是 一個描述性的研究，論述國是訪問政策和公共外交之關聯、國是訪問政策的變化 與格式化事實（stylized facts），探討「國是訪問」可能的驅動成因。在第參、肆、
伍章中，分析有關後鄧時期三位最高領導人「國是訪問」的變化與格式化事實，
梳理出訪的次數與國家，其目的在於找出一些可能的模式以供後續成效之研究，
探討「國是訪問」的公共外交策略的可能影響。第陸章將以宏觀視角檢視國是訪 問的整體成效，以作為前三章的補充與支持。根據前述，在驅動因素方面，中國
「國是訪問」的行為與領導人政治生存考量的關聯度較高；而在目標達成方面，
中國的「國是訪問」與各項官方所宣稱的欲達成目標並未顯著關聯，反而是與「使 出訪國的國家利益更趨近中國、更疏遠美國」的這個事實有穩定的關聯性。最後 將在第柒章總結經驗證據的發現，比較分析三位領導人政策之差異，並闡述本文 的發現為何對於理解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的邏輯有著重要的理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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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國是訪問」外交政策
第一節 國是訪問與公共外交
為達國內外環境的穩定，中國大陸在快速崛貣的同時，也更加關注由文化、
軟實力、國家形象塑造組成的公共外交。1 根據陳雪飛（2017）的整理，自建國 以來，中國大陸公共外交的實踐經歷了三大階段：第一，建國後到 1970 年代末 是「初創期」，較為人所熟知的舉動包含了「乒乓外交」與中美、中日關係的正 常化；第二，1980 年代到冷戰結束是「調整期」，伴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
「和帄」與「發展」被確定為外交政策的兩大主軸，過去以意識型態劃分敵我為 主的國際關係戰略為靈活務實的對外政策所取代，許多中央部會開始成立「對外 宣傳小組」；第三，冷戰結束以來至今是「建制期」，此時許多更具行動力的正式 機構開始成立，顯示中國大陸開始正式重視公共外交，並把公共外交從過去間歇 性的輔佐性質提升為常態性的國家外交戰略。在這個冷戰後的「建制期」，中國 大陸在公共外交所進行的努力可以從一系列正式制度的設立看出端倪：1991 年，
國務院新聞辦成立；1997 年，中共中央宣傳部要求把「宣傳」一詞的英文翻譯 從過去的 propaganda 統一調整為 publicity；2001 年 911 事件發生後，公共外交 開始成為中國大陸國際關係學界的研究重點；2004 年，中國大陸外交部於成立
「公眾外交處」，且在 2008 年改名為「公共外交處」，並在 2009 年升格為「公共 外交辦公室」；2010 年，中國大陸外交部成立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將資深外交 官和學者結合貣來，積極向國內外闡釋、推廣、介紹中國的外交理念；2012 年，
中國大陸公共外交協會在北京成立，更積極地將社會資源和民間力量招攬進來。
在 2008 年的北京奧運和 2010 年的上海世界博覽會中，中國大陸亦積極推廣所謂 的「奧運外交」和「世博外交」，積極展現各方面的軟實力。配合中國大陸國際
1 Ingrid d‟Hooghe, “Into High Gear: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Vol.
3, No. 1 (March 2008),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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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台、新華社海外分社以及中國大陸海外文化中心，不遺餘力地以世界各主 要語言製作宣傳中國大陸的新聞與節目，更在 134 個國家地區建立了 500 所孔子 學院和 1000 個孔子學堂，冷戰後中國大陸在公共外交上所投入的資源和努力都 明顯與前兩個時期有所不同。2
本文以 1993 年作為中國正式注重執行「國是訪問」外交政策，有鑑於以下 兩點說明：第一，從資料來看(請參見本文的附表二)，中共從 1949 年建政以來，
一直到 1982 年，這 34 年間只進行過 15 次「出訪活動」，且從 1982 年以後尌未 進行過任何最高領導人的出訪。其因鄧小帄的健康因素未能出訪，故從冷戰在 1991 年蘇聯解體結束後，一直要到 1993 年才有了闊別 12 年之久的最高領導人 再一次出訪，即江澤民的第一次出訪。1993 年之後的每一年，中國大陸最高領 導人都有進行「國是訪問」，迄今從未間斷(請參見本文的附表一)。從經驗資料 可以清楚看出，1993 年是一個很明顯的切點。第二，根據上述提及的前中國大 陸外交學院教師、現任外交學與外事管理系公共外交教研室主任陳雪飛的整理，
中國大陸具有官方色彩的學者基本上都同意中國大陸的公共外交在冷戰結束後 開始進入「建制期」。此時其中國大陸開始積極成立各相關機構，正式將公共外 交與公共外交中的各項工作內容列為例行的工作項目，包含「國是訪問」，這也 支持了中國大陸在冷戰後開始注重「國是訪問」的說法。因此本文認為從 1993 年開始分析方能掌握中國大陸「國是訪問」行為的全貌。
若考量中國大陸成立公共外交相關之官署時間點，對國是訪問外交政策的研 究時間點應調整至廿十一世紀時期。儘管將分析的期程改到胡錦濤尌職(2002 年 11 月)之後亦無不可，且較不具爭議性，但考量樣本代表性與統計的結果未有明 顯的差別，本文仍以 1993 年作為研究貣始，以下詳細說明之。第一，為樣本代 表性不足的問題，若將時間點延到胡錦濤尌職之後，本文會失去 45%的樣本。江 澤民擔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9 年 6 月~2002 年 11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2 陳雪飛，「新中國公共外交的歷程與特點」，閱讀屋，2017 年 2 月 21 日，檢索時間：2017 年 4 月 21 日，<http://www.readhouse.net/articles/231826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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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3 月~2003 年 3 月)、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89 年 11 月~2004 年 9 月)，
期間江澤民處於無所爭議的三位一體，即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的期間有完整的十 年(1999 年 3 月~2003 年 3 月)。到了胡錦濤與習近帄的時代，因中國大陸最高領 導人的任期已較為制度化，故可明確地說，胡錦濤擔任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的期 間為 2002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1 月，亦有完整的十年時間；習近帄從 2012 年 11 月接掌至今，也幾乎有完整的第一個任期。3 第二，數據改變結果未有影響。若 把討論的期間延至胡錦濤尌職(2002 年 11 月)之後，統計模型的結論也並未有重 大的改變。本文檢驗了資料的 sub-sample，只將胡錦濤尌任(2002 年 11 月)以後 的資料放入模型中，結果發現，模型輸出的結果與原本納入江澤民期間的結果並 無顯著不同，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在大多數指標中皆沒有顯著的效果。4
雖中國大陸政府真正注意到需發展公共外交應是胡錦濤任職以後，中國大陸 相關學界建言也是胡錦濤的第一任期末到第二任期才較多，且直到 2004 年中國 大陸的外交部才成立「公眾外交處」，但事實上，中國大陸的最高領導人早在冷 戰結束後的 1993 年便開始，且例行性地進行每年的「國是訪問」。故，雖中國大 陸學理與政策操作的發展有時間上不一致，但為完整分析國是訪問外交政策與其 展現的公共外交成效，本文從 1993 年貣開始分析，期間包含江澤民、胡錦濤兩 位離退之最高領導人完整十年任期，以完整呈現「國是訪問」行為。
3 如果本文將正式的討論期程延後到胡錦濤就職之後、並把江澤民時期的「國是訪問」作為背景
資料，那麼本文的樣本數將會被限縮到僅能涵蓋胡錦濤任內的完整資料（2002 年~2012 年，佔 總資料量的 42%）、且習近平的資料也只有三年（2012 年~2015 年，佔總資料量的 13%）。如 此一來，本文的結論可能將甚為偏頗，即使結論相同恐被質疑僅僅是胡錦濤任內的結果，不能代 表三位領導人的「國是訪問」。
4 此外，出訪次數的起伏也符合「發生國內菁英政治重大事件的該年出訪次數會減少」的模式（請
見本文的圖 2.4），因此若把討論的期間延至胡錦濤就職（2002 年 11 月）之後，本文也將得到 相同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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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是訪問的重要性
自 1993 年開始，作為公共外交工具之一的「國是訪問」成為中國大陸重要 的外交行為，其乃最被規律性使用的主要政策。進行於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與他 國最高領導人之間的「國是訪問」為中國特色公共外交的一環，中國大陸外交部
自 1993 年開始，作為公共外交工具之一的「國是訪問」成為中國大陸重要 的外交行為，其乃最被規律性使用的主要政策。進行於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與他 國最高領導人之間的「國是訪問」為中國特色公共外交的一環，中國大陸外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