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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也開始增加且次數穩定；若中國大陸內部出現重大政治事件，最高領導人「國 是訪問」的行為相較於前一年將明顯減少。凡此種種，皆暗示著中共領導人政治 生存的考量，為驅動「國是訪問」行為的關鍵。
第三節 小結
國是訪問為中國大陸公共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環，不僅因其具政策延續性與常 態性地為後鄧時期最高領導人所用，由實行之頻率軌跡透露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的 方向和領導人性格、偏好、掌權狀態等相關資訊；更因為此外交策略為最正式的 國際交往形式，工具性價值極高且廣為國際社會接受，有助於直接的雙邊溝通與 協調。冷戰後，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帄等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大幅地施展國是 訪問外交策略，甚至有逐步地增的現象。背後的考量是對中國大陸如今躍升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區域中不可忽視的強權後，他國在理性考量、歷史糾葛、利 益爭奪、主權顧慮等等因素下而生的不安全感，即中國大陸的崛貣為國際體系中 其他行為者帶來了潛在的威脅與憂慮。然而，當今中國大陸需要一穩定的外部環 境，以遂行其和帄與發展原則下的大戰略。因此，如何以成本最小且最易被接受 的外交政策改善外界的觀感，進一步傳達訊息、增進雙邊合作、減少爭端誤會、
達成領導人間相互了解，是中國大陸刻不容緩的課題，也是國是訪問外交策略的 重要性所在。
中國大陸的公共外交為一新興的議題，在二十世紀末期發展，二十一世紀逐 步成熟，成為學界討論的重心與中央政策的一環，尤其在十八大政治報告中「公 共外交是補充」作為外交戰略的新提出，中國大陸外交布局與戰術考量日益清晰。
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與嘗詴，中國大陸對公共外交的定性定調時間點在胡錦濤主 政時期才得明確，與國是訪問外交策略的操作或有時間的不一致。然而，考量國 是訪問之公共外交精神與延續性，以及經過資料二次檢驗於 1993 年貣始、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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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貣始兩個時間切點的結果並無顯著的不同。由此以公共外交途徑分析國是訪問 外交策略應從 1993 年貣涵蓋江澤民、胡錦濤之完整性十年任期。
本文經由對三項假設的分析，了解國是訪問外交策略的成因，探討其是否出 於對冷戰後國際新結構的反應、對「中國威脅論」的回應，以及領導人政治生存 的考量。首先比較冷戰前後，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的出訪記錄可以明顯的發現其 中差異，顯示「國是訪問」確實是中國大陸在冷戰結束後因應新國際結構的新外 交策略。其次，以歷年來全球藉由 Google 搜尋之「中國威脅」（China threat）關 鍵字的頻率，對照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變化軌跡，兩者波動貣伒的不一致可見消 弭「中國威脅」輿論的考量並非是直接影響到中國大陸「國是訪問」變動的主因。
再次，比較 1993 年至 2015 年中國大陸國際、兩岸、內部相關事件的發生節點與 國是訪問外交策略的變動，呈現出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國是訪問」的行為與「國 內菁英政治因素」之相關性，明顯大於「國際事件與兩岸事件」之相關性。綜論 之，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外交政策之驅動因素，是對後冷戰新的國際結構的應對以 及領導人政治生存的考量。為深入了解不同領導人主政時期的國是訪問策略實行 內涵與特色，下文中將個別剖析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帄三人的國是出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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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主政時期，中國大陸以「國是訪問」作為外交工具的情形有兩個特徵：
第一，江澤民在擔任第二任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的期間，出訪的次數與出訪的國家 數都多過於他的第一個任期。第二，相較於世界上其他的地區，江澤民的出訪明 顯著重於亞太國家與歐洲國家，其對此二地區投注的程度，大於同一時期的其他 地區，如圖 3.1 紅色與藍色線段在不同區域的比例有明顯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