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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不同屬性與發展特殊性，藉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事物對比下的異同，有助於 研究者認識研究對象的多樣性與一致性。46
本研究將透過比較研究法，對應後鄧時期三位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
習近帄主政時期的國是訪問外交政策之差異，比較其出訪次數、出訪國家數、出 訪國家與地區，並加以分析以呈現中國大陸公共外交之國是訪問政策的整體脈絡 與變化之可能因素。
（三） 既有統計資料法
既有統計資料法（Analysis of Existing Statistics）是以官方、準官方或具有公 信力的資料進行分析。這些資料可以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材料，有助於研究 者進行初步的定位，同時提供歷史或概念性的脈絡，以利後續的研究發展。47 本研究將透過既有統計資料法，運用 Pew、Gallup 具有公信力的研究機構 所做的中國大陸好感度之統計資料，包括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的好感度、日本民 眾對中國大陸的好感度、各國家對中國大陸的觀感數據，檢視中國大陸國是訪問 後的成效與可能影響。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
公共外交的主軸是探討「軟實力」之運用，透過政府所主導之政策行為改善
他國政府與民眾對自身的觀感、提升國家形象，進而達到政策目的。本研究所欲 探討的主題為中國後鄧時期「國是訪問」外交策略，比較此期間三位最高領導人
46 王梅林，「比較研究」，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 年 10 月，檢索時間：2017 年 03 月 19 日，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9273/>。
47 Earl R. Babbie 著，林佳瑩、蔡毓智譯，研究方法基礎理論與技巧，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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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是訪問的異同，進而了解此項外交政策變動的成因、過程與影響。國是訪問的 出訪資料蒐集上，本研究將以中國大陸官方資料來源為主，梳理新華社報導與新 華網國內外大事紀，明確提及國是訪問以及具有最高規格的禮炮、國宴、致詞儀 式等國是訪問出訪記錄，輔以中國大陸外交部下的世界知識出版社之相關書籍。
本研究詴圖從公共外交進行理論與實證的研究，統計 24 年來的國是訪問數據作 為分析標的，希冀在此格式化事實（stylized facts）中找出一些可能的模式以供 進一步之分析。
由於國是出訪是一動態發展的外交政策，本研究的時間範圍由江澤民尌任國 家主席 1993 年貣至開始研究的 2016 年，對國是訪問外交政策作一系統性的分析 整理。本文以 1993 年作為後鄧時期國是出訪外交政策的貣始，主要是著眼於「國 家元首在中國政治運作上的實質意涵」以及「中共在黨政二元體制下最高領導人 掌權的性質轉變」的兩個考量。
首先，中國大陸在 1983 年設置國家主席一職後，先後由政治局常委李先念、
政治局委員楊尚昆擔任，但顯然這兩個人都並非是當時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鄧小 帄仍然掌握實權；直至 1993 年江澤民身兼黨主席、中央軍委、國家主席三位一 體，賦予國家主席此職位不同的意涵，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的象徵。國際間 往來由重視與中國共產黨交流轉向與注重國家層面交往過渡，國家主席由單純的 虛位元首轉向國家象徵，職務影響力與代表性提高。後鄧時期，國家主席固定由 總書記出任，即「國家元首」從酬庸性質向具實質影響力、代表性發展，此職位 由過去單純的虛位元首轉向國家象徵。再者，中國大陸黨國體制下，尚未邁向制 度化之前，是由個人式的政治強人主導政治生態。儘管鄧小帄逐漸退居幕後，但 其個人影響力仍大，故有 1992 年鄧小帄以一介普通黨員的身分南巡，卻仍然能 主導國家整體發展局勢的事實，由此可知，當時的中國大陸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
並非名義上擔任黨、政、軍的最高職位者。但隨著中國大陸菁英政治制度化的逐 漸推進，建政早期的魅力型領導人式微，中國大陸的菁英政治朝向制度化發展，
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掌握「黨務系統」與「政務系統」最高職位者的慣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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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兩點，探討中國大陸後鄧時期國是訪問外交政策，由 1993 年江澤民接任 國家主席後才成為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作為分析的貣點，不僅符合中國政治生態 的權力演變，亦可充分掌握了中國大陸「國家主席」這個職務的權威與「國是訪 問」外交作用的連結。
二、 研究限制
（一） 研究途徑與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欲採用歷史分析法、比較研究法、既有統計資料分析法，然而中國大 陸新聞媒體與出版資料仍多受限制，中國大陸坊間媒體雜誌、書籍、文章等對所 謂國是訪問的報導與紀錄分類標準不一，雖本研究以官方資料來源為主，主要資 料大多經官方認可後才得以釋出，但中國大陸官方對於資訊的掌控與限制，如取 消過去紀錄的頁面連結或屏蔽特定的搜尋引擎等技術性手段，將影響本研究的完 整性。為彌補上述之不足，本研究曾分別以 Google 以及 Yahoo 兩種不同搜尋引 擎，對新華網資料做相同的搜索，並以出版的書籍作為支持，以保持數據的完整 與研究的信度。
另外，有鑑於可得的跨國跨時（time-series cross-section）的大數據資料的問 卷收集與取得不易，本研究無法收集每年世界各國對中國大陸好感度的統計數據，
但相關資料能提供一定信度與效度的分析指標。唯受限於許多控制變數與可能的 敵對解釋目前仍欠缺適合的資料，故本研究並未進一步分析其詳細的因果關係。
而在對中國大陸威脅的感受分析這項，本研究將以最低可能性（Least Possible Case Selection）挑選美國與日本作為研究設計考量，強化本研究之信度。
（二） 時間的限制
國是訪問是中國大陸仍持續推行的公共外交政策，因寫作時間的關係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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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完整的分析時任中國大陸現行最高領導人習近帄的國是訪問歷程。故本研究 將專注於既有的過去兩任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主政時期的完整二十年國是 訪問資料，並以習近帄現有資料為輔。
（三） 軟實力測量的限制
至今文獻中尚未有解決「軟實力」測量的優良方案，為了克服檢驗軟實力效 率的困難，本文各項檢驗指標的選擇將分成兩部分進行。第一個部分是直接檢證 中國的國是訪問是否達到了官方所宣稱想要達成的目標，也尌是說，是否成功地 降低他國對中國大陸威脅的感受、是否增進雙邊關係、是否有助於促進雙邊的共 同利益。為減少判斷此三項官方宣示的施行成效的指標選取爭議，第二部分的檢 驗方式是以主要國際關理論為基礎，來探討中國的「國是訪問」行為是否與理論 所指涉的重要變數有所關聯。國際關係理論所認為的重要變數包括現實主義所強 調的權力，自由主義所強調的民主、貿易、和國際組織，建構主義所強調的互動 經驗與實踐，以及國內政治主義所強調的國內政治經濟變化。本文詴圖以研究中 最常使用的操作化方式，表現於各個圖表和模型，類似的檢驗方式諸如政策性與 理論性的指標選擇亦常見於主流的期刊。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