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共黨政權之動搖期(1970-1980)
第一節 團結工聯之崛起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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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團結工聯之崛起背景
由於位處戰略要地，波蘭一直被其他國家視為併吞的對象，歷史上俄國和蘇 聯曾四次參與瓜分波蘭(1772、1793、1795、1939 年)，雙方積累難以化解之宿怨，
為之後的反對運動埋下伏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無異於其他東歐國家，
波共政權在蘇聯支持之下建立，由波蘭統一工人黨實行極權統治和蘇聯式的中央 計劃經濟。然而，在波共的統治之下，波蘭經歷國家及政黨制度的腐敗、社會主 義之改造及經濟政策之失敗，對於波共政權產生極大不滿。因此除了反對波共之 政策，反對運動也層出不窮。針對波蘭反對運動崛起之背景，主要可歸因於政治、
經濟及社會三項因素：
一、政治因素：共產制度之腐敗
以政治體制而言，波共一黨專政，國家權力掌握在少數共產黨人手中，剝奪 人民行使權力之自由。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高度集權易衍生官僚主義、
貪污腐化、個人崇拜及獨裁，進而破壞波共統治之合法性基礎，成為政權政治危 機之根源。
戰後波蘭的第一部憲法為「1952 年憲法」，波蘭憲法表面上擁有人民代表草 擬之所有部分，用以為人民服務；實際上卻是由共黨領導人所擬定，仿造蘇聯 1936 年之「史達林憲法」，完整體現史達林主義。該部憲法前言特別強調波蘭共 產黨是政治最高領導核心，蘇聯是波蘭的保護者，議會(Sejm)為最高權力機關。
1975 年波共修改憲法，明訂波共是國家之領導，將波蘭國號由「波蘭人民共和 國」改為「波蘭社會主義共和國」，同時加強和蘇聯之合作關係和友誼，並賦予
「救國軍事委員會」必要時宣佈「緊急狀態」之權力，試圖加強對波蘭之控制。
波共以最適合及最能符合其需求之方式，加以操縱並解釋憲法，達成加強控制社 會之目的。
波共一黨專政，黨內官僚不但掌握生產工具，並且透過控制生產資料，支配 人民之生活。由於一黨專政，官僚權力不受民意監督，因而利用其職權謀私貪汙。
再者，龐大行政機構官僚主義更加盛行，效率低落。官僚階級擁有並行使許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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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允許其他受高度控制的政黨存在如統一農民黨(United Peasant Party)、民主黨 (Democracy Party)和三個天主教團體，並由這些政黨組成活躍的議會。自 1957 年起，波蘭選舉法允許候選人競爭國會席次。1976 年及 1980 年選舉，議會 460 個席次中，共產黨獲得 261 席，農民黨獲得 113 席，民主黨獲得 37 席，無黨籍 候選人獲得 36 席，天主教候選人獲得 13 席。26
1970 年代波蘭的政黨和國家制度以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並未動搖，未有變 化和危機之徵兆。1972 至 1978 年吉瑞克政權進行地方行政改革，將國家 22 省 份改為 49 省份，共產黨的組織改變，省委組織(provincial party organization)取代 市委組織(municipal party organizations)，透過改革，削弱省委書記之地位，強化 中央控制，新世代進入國家行政職位及政黨高階職位，統治精英經歷重大的世代
26 Grzegorz Ekiert, The State against Society : Political Crises and Their Aftermath in East Central Europ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26.
27 Paul G. Lewis,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Party Secretaries in Poland, 1975-1986(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61-64.
28 Jadwiga Staniszkis, Poland’s Self-limiting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50.
29 George Kolankiewicz and Paul G. Lewis, Poland: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London: Pinter, 1988),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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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共政權和社會中專業團體之間半制度化社團網絡之形成，不僅弱化統治正式結 構、稀釋共產黨角色且加強非政治化，逐漸企業化之社會制度和欲保持壟斷之共 產黨產生內在矛盾，造成政治之不穩定。
吉瑞克將政治運勢寄託在物質上的成功，背離 1960 年代戈慕卡政權提倡之 平等精神及苦行方式。波蘭黨國意識型態之去除及新社團模式之發展，國內市場 失衡、西方貿易誘惑及國內不斷升級之經濟危機加深黨國制度內之貪汙。1978 年至 1980 年間，小型私營企業逐漸增加，擴大工資和生活水準之差異，新企業 家階層和波共領導精英利用特權累積資產、營私舞弊，漠視民間疾苦。然而大部 分之人民缺乏進入舊分配制度或新市場收入之管道，引發民眾的不滿。
值得一提的是，吉瑞克採行鎮壓寬容(repressive tolerance)的政策，認為政治 和社會的耗費將削弱反對勢力，然而開放的政治空間允許創立獨立的政治和社會 組織，這些活動家後來也成為團結工聯運動的幹部。
承上所述，波蘭出現波共親蘇政策、制度及意識型態之衰敗、劇烈之經濟衰 退、廣泛之社會不平等、明顯的收入差距、社會特權利用職權營利、貪汙腐化、
用人為親、人民無權表達政治思想和言論自由等情況，引起社會各階層的不滿與 抵抗，以上是造成政治危機之重要因素。
表 2-1 歷任波蘭總書記
名稱 執政期間
別魯特(Boleslw Bierut) 1948-1956 年 歐哈伯(Edward Ochab) 1956-1956 年 戈慕卡(Wladyslaw Gomulka) 1956-1970 年 吉瑞克(Edward Gierek) 1970-1980 年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經濟因素：經濟政策之失敗
波蘭、蘇聯及其他東歐國家皆施行蘇聯式之中央計劃經濟，儘管實施之程度 深淺有所不同，但其目標及制度之基本精神近乎一致，共同特徵為否定私人企業、
採行經濟統制專賣、剷除所得利因、廢除市場機能以及否定私有財產制度。1950 年代以前，波蘭實施嚴格之中央計劃經濟制度，並以蘇聯之利益為中心。經濟發 展及計劃目標為爭取成長而忽略效能、鎖國而忽略世界經濟發展、注重貨物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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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實施「新經濟策略」(A New Economic Strategy)，策略要點主要如下：第一 為強調國際貿易：加速投資，大規模引入外國技術，增加生產設備，進口原料與32 Maurice D. Simon and Roger E. Kanet, Background to Crisis: Policy and Politics in Gierek's Poland(Boulder: Westview Press Inc., 1981), pp.30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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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短缺的中央計劃無政府狀態；第五，經濟策略側重能源密集型工業。33 1970 年代後期波蘭外債高漲，波蘭歷經工業、農業、投資各方面的經濟收 縮，吉瑞克試圖藉由提高工資來刺激消費，然而工廠卻無法生產足夠的商品，導 致消費市場短缺和通膨攀升。吉瑞克進而提出「改善規畫和管理系統」的經濟改 革，合併企業使波蘭工業更加集中和壟斷。波蘭因而面臨嚴重貿易失衡及債務危 機，從 1976 年後，進口和投資無法再維持大幅增長，生產和消費之成長率也迅 速下降。
國內面臨農業欠收、供應不足、糧食危機，工業輸出減少、農業輸出垂直下 降、貿易赤字和外債增加，波共不得不謀求解決之道，終止物價凍結政策，被迫 調高城市糧價。1976 年 6 月之物價改革，再次引起全國之抗議，尤其是拉多姆 (Radom)、烏蘇斯(Ursus)、普沃茨克(Plock)的工人暴動，物價調漲只能作罷，繼 續由政府提供津貼彌補實際虧損。1980 年 7 月，政府宣佈調整肉價，目的是逐 步廢除津貼辦法，維持較為適當與正常之市場供應，人民積怨已久，反對勢力立 即罷工抗議，結果導致團結工聯趁勢而出。
綜上所述，計劃經濟的實行易導致生產意願不振、生產力低落、產品品質差、
資源浪費及濫用、生活水準低、缺乏國際競爭力等，對波蘭經濟造成先天不良影 響。再者，共產主義主張對生活必需品、住宅、社會福利措施等大量津貼，更使 波共面臨財政困境。儘管波共歷任執政者努力透過經濟改革試圖振興波蘭經濟，
然而無法改變經濟結構性問題，成效有限。中央計劃經濟之結構性問題、中央計 劃系統調解和控制功能的侵蝕、官僚協調經濟活動的失敗以及錯誤之經濟政策即 為造成波蘭經濟危機之主因。
三、公民社會之形成
戰後波蘭之現代化帶來社會結構顯著之改變，傳統貴族政治式微，加上社會 主義國家之工業化使得新中產階級出現，都市化使得大量人民離開鄉村移居都市，
更降低農民之影響範圍。波蘭之世代流動首先發生在農村，由於農村收入低，農 業問題嚴重，大量農民轉業為工人。1950 年代，雖然大量農民轉業為工人，因 新工人尚無工人意識，故較安份平靜。隨著時間推移，教育水準提高，如表 2-2
33 Bartlomiej Kaminski, The Collapse of State Soci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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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1980 年代接受中學教育人數為 1960 年代之三倍，1980 年代接受較高教育 人數也為 1960 年代之兩倍。勞動階級之工人開始有所改變，勞動階級接受中學 教育，已有社會基礎之意識，對報酬及生活方式標準提高。因此，組織抗議之工 人開始出現，年齡主要介於 20 至 30 歲之間，相當年輕。吉瑞克的經濟政策對官 僚和知識份子較有利，工人和農民受惠較少，成為不滿的新來源。
表 2-2 1950 年後波蘭人口發展趨勢
1950 年代 1970 年代 1980 年代 人口百分比 (1956) (1970) (1990)
鄉村 57.2 47.7 38.3
都市 42.8 52.3 61.7
年齡分佈(%) (1956) (1977) (1988)
15-24 16.6 19.2 13.7
25-49 33.6 33.7 35.7
50-59 9.8 9.8 10.6
60 以上 8.6 13.5 14.6
教育程度＊(%) (1960) (1970) (1988)
小學 80.3 73.9 44.3
中學 16.6 20.7 47.8
中學以上 3.2 5.4 7.9
註：＊25 歲以上之民眾，表明達到完全或部份之該層級教育
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tatistic Abstracts of the United Sates; Paul S. Shoup, The East European and Soviet Data Handbook; UNESCO Statistical Yearbooks; 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Yearbooks;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East-Central Europ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73.
波蘭領導精英及知識份子之關係於起始於 1956 年，隨後兩者差距及矛盾逐 漸擴大。原先，知識份子之不滿運動主要在共產制度範圍內進行，其會員部份為 左派份子，部份更是共產黨員。由於 1968 年 3 月之政治危機，隨之而來的反知 識份子運動以及蘇聯侵襲捷克斯洛伐克，使得波蘭知識份子和波共思想上終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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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再者，同年赫爾辛基協定(Helsinki Agreement )及其往後之會議，同意給予社 會主義集團自由行使公民權和自由表達參與政策之權利，此舉造成波蘭國內一連 串反對運動之興起，知識份子開始走上反對政府，成為不滿運動之策略者。1976 年 6 月政府無預警宣佈物價上漲導致全國的抗議，不少工業城市出現 罷工和示威遊行，武裝警察立即鎮壓工人的抗議，雖然成功阻止物價上漲，但處 置野蠻與拘留工人引起全國之怒火。同年 9 月，知識份子成立「勞工保護委員會」
(Committee for Workers Defense)，保護並提供工人法律及經濟的支持，透過出版 地下刊物籌措資金。35參與的主要人物有知識份子庫隆(Jacek Kuron)、米赫尼克 (Adam Michnik)、經濟學家李賓斯基(Edward Lipinski)和小說家安德耶夫斯基 (Jerzy Andrejewski)。勞工保護委員會全心為自由奮鬥，出版「資訊專欄」(Biuletyn
(Committee for Workers Defense)，保護並提供工人法律及經濟的支持，透過出版 地下刊物籌措資金。35參與的主要人物有知識份子庫隆(Jacek Kuron)、米赫尼克 (Adam Michnik)、經濟學家李賓斯基(Edward Lipinski)和小說家安德耶夫斯基 (Jerzy Andrejewski)。勞工保護委員會全心為自由奮鬥，出版「資訊專欄」(Biulety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