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基本工資之憲法規範基礎與內涵解析
第二節 基本工資內涵之形成範圍解析
植基上節對於基本工資憲法規範基礎之歸納與整理，本節將以這些規範所延 展之法律效果，劃設基本工資內涵建構之可能界限。在此應予說明的是，本文旨 在闡釋憲法、公約相關意旨與其學理討論，所導出之必然限制與形成界限；而非 探討基本工資應如何特定，而申論各種數據資料、換算公式或協商策略之經濟／
社會分析。
第一項 基本工資規定應以法律為之
壹、合於憲法第 23 條之「增進公共利益」限制目的
本文認為，在我國憲法規範體系所導出之價值模式，其實將不免忽略「實施 工資最低標準」政策本身，仍是干預自由經濟市場、限制人民契約自由與經濟利 益之手段。誠如本文對於美國政策模式、與其司法判決論述脈絡之研究心得所述，
國家為保護勞工、實現憲法第 153 條第 1 項之任務誡命，而決定實施基本工資保 障政策，不宜一味強調其對勞工、以至於整個勞動低薪結構體系帶來何種、如何 之利益與正面影響；值得的注意反是，此一目的手段具有限制雇主利益之本質，
如 Adkins v. Childrens Hospital 案所強調、為國家「伸出干預的手」對私人關係 進行資源再分配之行為114。
正因為國家建立工資最低標準一事，將不可避免地限制人民經濟權益，而此 等利益同為憲法所保護之重要價值；因此本文認為，面臨此類權利衝突關係之際，
首應處理的疑問是，立法者可否基於 153 條第 1 項之使命，進而限制人民之財產 權與契約自由？意即，實施基本工資政策、而干預經濟市場運作之相關憲法權益，
114 司法院釋字第 578 號解釋係處理雇主依勞基法提撥勞工退休金是否違憲之問題，強制雇主負 擔勞工之退休金，亦屬一「資源再分配」行為。參見司法院釋字第 578 號解釋理由書：「按勞動 基準法係國家本於保護勞工權益之意旨，規範各項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之法律，事業單位固得依事 業性質及勞動態樣與勞工另行訂定勞動條件，但仍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之最低標準。至於保 護勞工最低勞動條件之內容及其保障方式等如何設計，則立法者有一定之形成空間，⋯⋯。就雇主 言，以強制其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並為專戶存儲之規定，作為促使其履行給付勞工退休金義 務之手段，雖因此使雇主自主決定契約內容之契約自由以及自由使用、處分其財產之財產權受到 限制，惟其目的乃在貫徹保護勞工之憲法意旨，並衡酌政府財政能力、強化受領勞工勞力給付之 雇主對勞工之照顧義務，應屬適當。」（底線為筆者所加）。
是否有其「阻卻違憲事由」存在？此一問題之解決，本文認為得以基本國策對基 本權利所發揮之制約功能角度加以回答115。
我國憲法上之基本權利保障與其行使，並非放任主義式、不受任何干預之自 由觀；而是具有某一程度之社會連帶想像，係強調在社群之中，為避免他人之同 質重要權利行使受阻，個人權利在必要範圍內、應受約束之自由觀。循此脈絡，
憲法第 23 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 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之除 書規定，即為限制基本權利作用之「阻卻違憲事由」明示。因此，當立法者本於 基本國策規定所託付之立法義務，而認為有必要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該基本國 策規定得提供憲法第 23 條除書所容許之限制目的116。至於憲法第 153 條第 1 項 該當於本條何種限制目的？就其事物關聯性之探討，本文參考 West Coast Hotel v. Parrish 案之見解，認為立法者根據憲法第 153 條第 1 項而實施之基本工資政 策，應為保障邊際勞工之工作權，預防其因協商地位嚴重不對等、受到經濟上惡 劣勞動條件之剝削；而保障勞工之最低勞動價值，應被解釋為我國憲法意旨下，
經濟發展之底限預設117。準此，就此一政策因而干預人民受憲法第 15 條保障之 財產權與契約自由之部分，因係為「增進公共利益」之故，依憲法第 23 條之規 定，於必要範圍內，得以法律限制之。
貳、應符合「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之規範密度要求
基本工資政策之實施，應合乎憲法第 23 條所示「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目 的，進而取得限制人民財產權與契約自由之合憲事由。在確認此一前提後，其次，
本文將進一步檢討基本工資之規範形式選擇問題。一個明確、而且形式上完全合 乎憲法意旨之說詞當然是，基本工資之制定，即依照憲法第 23 條之規定，應以 法律為之。但更精確而言，關於規範之形式建置與要求，在釋憲實務上，自司法
115 關於基本國策對基本權利之制約功能介紹，參見林明昕（2016），前揭註 29，頁 1330-1332。
116 林明昕（2016），前揭註 29，頁 1331。
117 參見本文「第四章、第三項、壹、」部分。
院大法官會議作成釋字第 443 號解釋後，向來以本號解釋理由書所建立之「層級
其約款之實質內容，並限制雇主對於經濟收益之分配自由與極大化可能；從而，
此一勞動管制態樣與勞動條件最低標準請求權之提出，對於市民社會關係、乃至 於資本市場之形成、運作與累積效應，實可以認為具有相當之影響力。也正因為 如此，基本工資當以法律形式規定無訛。但在此必須強調的是，此一主張並非是 源自於基本工資將多麽促進勞工階級之勞動權益、或者如何支撐勞工與家庭生活 等優點而來——當然，這些利基的確會是基本工資成為法定請求權基礎之重要原 因。但事實上，更遵循現實資本主義模型、更具有守護資產階級意味之保守說詞 應該是，正因為希望現行的資本累積模式繼續運作，希望財產權、契約自由對應 勞動權益受到同等尊重，也正是基於希望確保人民之自由權利、而實現法治國原 則之理念；因而，如果政府決議實施基本工資政策，當有我國法秩序體系所樂於 繼受之「對抗並限制彼時君王王權」、再到「現代意義上作為界定立法與行政權 限分際」之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餘地121。
職是之故，在本土化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之操作脈絡下，本文認為，立法者 應有以法律形式、自為基本工資規定之必要；於此同時，基本工資之保障程度（或 謂干預程度）為何、畢竟顯著影響人民之經濟自由權利，也當以法律形式闡明之。
質言之，基於明確性之要求，立法者應盡量詳述基本工資之形成方式為何，至少 應就基本工資之保障程度加以描繪或定義 122；至於基本工資之眾多參酌因素為 何、應如何權衡、或各種要素之比重，似得依照同一邏輯之授權明確性原則誡命，
交由不論在功能、人事與組織咸有一定正當性之行政主管機關，再以行政命令形 式具體研擬之 123。至於更細節性、技術性之審議程序與會議遵行事項，行政主 管機關自行發布相關行政命令與規則，應無規範上之疑問。
121 關於德國法律保留原則之歷史意義與功能討論，參見黃舒芃（2009），前揭註 62，頁 13-21。
122 釋憲實務上係以「明確三要件」作為法明確性之審查原則，包括「意義非難以理解」、「且 得為受規範者所預見」與「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許宗力則建議整合，以「可預見標準」
與「可司法性標準」操作之。參見許宗力（2002），〈論法明確性之審查——從司法院大法官相 關解釋談起〉，《臺大法學論叢》，41 卷 4 期，頁 1691-1694。本文認為，現行勞基法第 21 條 第 1 項僅以「基本工資」稱之、缺乏對其保護意義之闡述與解釋，實有違背法明確性原則之虞。
123 廖元豪認為，我國釋憲實務以法律保留原則為授權理論，並統合授權明確性原則與法明確性 原則所發展之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相較美、德兩國授權理論之發展，在操作上較具彈性與適應
第二項 基本工資保障程度應兼及個人與家屬之合理生活照護水準 壹、基本工資並無穩定之比較法遵照標準可言
基本工資所保障者為何？係確保個人之最低生活標準、避免受到雇主剝削、
彰顯勞動價值、表彰勞工對於經濟成果之貢獻，抑或是強調工資對於家庭所可能 發揮之照護功能？縱然學界已有基本工資應「保障勞工基本生活」之共識 124， 但此一定義指涉終究模糊，基本生活所指為何亦不清楚。基本工資制度由 1936 年《最低工資法》之「維持勞工本人及足以供給無工作能力親屬二人之必要生活」、
《基本工資暫行辦法》草案所示「維持成年工人本身及其妻一人之生活所需」之 階段性目標，再到 1984 年勞基法確立之後，其規範目的日趨幽微；再者，制度 實踐軌跡同樣無助於澄清政策目標，蓋因現行基本工資之調整，仍缺乏穩定運作 邏輯與默契。上述種種負面因素之堆疊交織，使得基本工資之保護目的始終晦暗 不明。但基本工資之訂定，在在涉及私人利益與市場運作，故其干涉程度之多寡，
將影響此一勞動管制政策是否可為我國憲法所容許。由是觀之，基本工資之調整 上限為何、勞資雙方就此事項停損點為何之發掘，尤是重要。
從比較法研究之角度而言，我們可以發現的是，工資最低標準之額度，與其 憲法上採取「政策模式」、「價值模式」抑或是「權利模式」，幾乎不成正比關 係；反而是與該國之當前政治經濟情勢、工資政策與全球化經營佈局息息相關。
各國之最低工資規範，也幾乎都保留廣泛的解釋空間，以便決策者加以操作——
例如美國之聯邦最低工資修改，只要可以證明屬於公平勞動標準法之「對維持工 人健康、效率和福利所必需之最低生活水準有害之勞動條件」、而非恣意之權力 行使結果已足。又例如多數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其憲法大多強調工資最低標準應
例如美國之聯邦最低工資修改，只要可以證明屬於公平勞動標準法之「對維持工 人健康、效率和福利所必需之最低生活水準有害之勞動條件」、而非恣意之權力 行使結果已足。又例如多數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其憲法大多強調工資最低標準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