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十八世紀消費革命的到來，千變萬化的服飾潮流開始湧現，女性披上華 服昂首走在大軍的前列，於是漸漸才被看成兩性中更美麗的一性。其實在這場消 費革命到來的時候，它就和女性，和女性的生活、工作都有密切的關係（沈睿，
2006）。
二十世紀初期，女性主義學者便開始涉獵女性時裝消費問題，並對此展開激 烈的討論。早期的女權主義者們對消費文化，特別是時裝消費持強烈的批評態度，
他們認為消費文化使女性越來越受欲望的驅使成為購物狂，從而變成消費過程中 男性資本主義和男性家庭成員的犧牲品（沈睿，2006：123）。
一、從規避「身體」到正視「身體」
自啟蒙時期起，西方現代主義理論的一個主要基石是理性思維，其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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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artes 式的頭腦與身體（mind/body）的二元對立論的基礎上（蘇紅軍，2006）。 理論主張，為了建立理性思考的主體，人必須從身體中解放出來，而現代主義只 把男性建立為理性的，甚至在父權制度的想像下，女性身體成為非理性的、無法 控制的、令人恐懼和厭惡的客體，導致女性在頭腦與身體的話語中常常感到缺乏 自主權和整體性。受這種啟蒙主義宏大敘述的影響，早期西方女性主義者在一段 時期內回避了對身體問題的研究，以自由主義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 女權主義的理論為代表。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西方女性主義 的「第一個轉變就是逐步揚棄西方啟蒙主義建立在宏大敘述基礎上的認識論（蘇 紅軍，2006：5）」。
實則，早在 1949 年，法國女性主義理論先驅 Simone de Beauvoir 就在著作《第 二性》中批判了 Descartes 所宣導的二元對立論，認為父權話語把女性桎梏在身體 之中是為了更好地控制女性。至於父權制度產生的原因，Beauvoir 採用並延伸存 在主義的觀點，認為「自我需要視他人為他者，而男人需要視女人為他者來鞏固 自己的存在」。
同時，她也表示人有放棄自由、接受他者角色的欲望，亦即「逃避自由」的 欲望。常有人說女人都是自戀狂，Beauvoir 本人則僅贊成：各種條件使女人傾向 於自戀（轉自鄭至慧，1996）。主因在於社會使女人不能從事自我發展的活動，受 挫的女人只得轉向自我，從而極端重視自己的面貌、身材、服裝、氣質，狂熱得 進行時裝消費，由此產生的「自戀傾向」，同時也是物化自我的一種表現。所以，
Beauvoir 曾譴責女人接受自己被定義為他者，她認為這無異于成為了男人的共犯。
此外，Beauvoir 的貢獻也在於開啟了「社會性別」的分析框架。社會性別指 社會對男女的社會角色、行為、道德、自我意識的建構和不同期望（蘇紅軍，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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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她的名言「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後天造就的」，意指父權社會製造出女 性專屬的社會角色，是自我用來控制他者的首要機制（Tong ,1989）。後結構主義 女性主義持相似觀點，認為「女性」和「女人氣質」不是天然的，而是文化建構 的結果（蘇紅軍，2006）。進一步地，Beauvoir 剖析了社會中女性與服裝的關係—
—女人不得不透過穿著絲襪、高跟鞋等突顯女性氣質的服裝，以獲得社會的認可，
而凡是不去遵照社會認定的女性氣質的女人，從性別的觀點來看，她的身份貶值 了，進而影響到她的社會地位。於是，透過代代相傳的社會化過程，女人被塑造 成被動、陰柔的女性角色（鄭至慧，1996）。
她在詳盡分析了女性的他者地位和女性氣質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女性要想 獲得自由，真正成為自我，就得擺脫女性氣質的束縛。而繼續往女性氣質發展，
則意味著女性下定決心放棄她的主體性且朝向「他者」的身份成長。
從回避身體議題到正視其重要性，女性主義經歷了不斷的演進，其中激進女 性主義率先將身體提高到理論的核心地位。它認為婦女受壓迫的關鍵在於父權制 度對女人身體與性的控制。激進女性主義學者 Kate Millett（1970）在著作《性政 治》中指出，父權制度誇大男女的生理差異，以確保男性擁有支配角色、女性擁 有附屬角色。如果女人拒絕接受父權制的意識形態，拋棄女性氣質，那麼男人將 對她採用威脅手段來使女性就範。因而她們受制於社會「永恆的陰柔（Eternal Feminine）」的理念，支配著所有女人追求的形象。就時裝消費領域而言，女性通 過服裝展示「永恆的陰柔」這一特質，表達對男權制度的附庸。
二、Michel Foucault「權力理論」與女性主義
八、九十年代，越來越多的女性主義者把目光放在主流社會的權力結構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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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對女性的社會性別的規範上，對消費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受到 Michel Foucault
（1977）的權力理論的影響。
首先來談 Foucault 的權力觀念。他認為，權力不僅包括官方的組織機構及制 度，而且存在於人們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性和知識活動中結成的一切關 係之中。也就是說，他並不把權力當作可以被某個人擁有或者掌握的東西，而把 它看做一個無所不在、永遠變化著的流動過程（Geoff Danaher,2000/劉謹，2002：
91）。Foucault 描述了規訓的許多新的「微型實踐」和實踐，也就是具體的社會 實踐中或日常的社會實踐蘊含的權力運作，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凝視（the gaze、
le regard）」，凝視是管理者透過可見性，管理轄制下的居民的一種權力/知識技術
（Nancy Fraser,1981/李靜韜譯，2001）。亦即人人都處於社會的凝視之下，不可 越軌（李銀河，1996）。
對於 Foucault 來說，凝視這樣的微型實踐，用溫和得多的連續可見壓迫，取 代了機械的暴力與強力，然而，它卻更為有效。權力效應沿著一個漸進的細微管 道，它抵達了個人本身，抵達了他們的身體、他們的姿勢、他們的全部日常行為。
他如此描述凝視的強大監督功能：
用不著武器,用不著肉體的暴力和物質上的禁制,只需要一個凝視、一個監督 的凝視,每個人就會在這一凝視的重壓之下變得卑微,就會使他成為自身的監視 者,於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針對每個人的監視,其實是由每個人自己加以實施的。
（轉引自 Ramazanoglu，1993）
Foucault 的「凝視」模式以及他所宣導的權力/知識機制，得到了不少女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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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者的認同，為此，她們建立了聚焦於婦女身體的權力分析模式。女性主義運用 Foucault 的權力概念來分析施加在婦女身上的各種文化現象，譬如，當代消費文 化的特色為文化的性化，在性化過程中又以女性身體為最主要規訓目標（楊芳枝、
蕭蘋，2014：458）。她們認為這是現代父權權力的體現，這種權力是可見但又無 法確知的。所謂「可見的」，即被囚禁者應不斷地目睹偷窺他的中心瞭望塔的高 大輪廓。所謂「無法確知的」，即被囚禁者應該在任何時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 窺視（Michel Foucault,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2016：226）。
一些女性主義者獲得的啟示是，即使女性能夠對自己的行動進行自由選擇，
那也是在由社會主流話語構成的一定社會規則和框架下的選擇（張廣利，2003）。 也就是說，對現代女性的壓抑不僅受父權的直接控制，而是通過女性自己將男性 的窺視內在化和以父權社會對女性氣質的規範來實現的，即女性自我管制、遵從 規範的結果（蘇紅軍，2006）。商業機制，特別是時尚美貌工業，用美麗性感論述 與父權機制合作，以愛情但迷幻藥，讓獨立女性變成欲望自己成為男性欲望的對 象（楊芳枝、蕭蘋，2014:462）。
Foucault 提醒人們，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是如何為統治他們自己服務的，人 們又是如何通過製造真理的過程來管制他們自己的（李銀河，1996）。所以，身處 社會的現代人對自己身體所做的規訓與懲罰，關鍵在於人自覺地對自己的身體進 行規訓。消費文化所引導的服飾消費、美容、化妝等方面的各種女性消費行為被 認為是父權統治女性的新形式，體現了女性受壓迫的複雜性和多元性（蘇紅軍，
2006）。
後現代女權主義者 Judith Butler（1990）把這種行為稱作「宣成性」，是指能 把所命名的事物形成實踐的行動，並且在過程中可以顯示話語的建構與生產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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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宣成性的表達之所以會有力量、形成行動，不是因為它反映了個人的意志或 意圖的力量，而是因為它援用、重述了宣成的規則與慣例。在時裝消費領域，Butler 提出，打破父權制文化對男女兩性特徵的界定，最為有效的方法是「男女混裝」。 衣物、髮式、舉止是社會區別男女的主要標準，一旦打破了男女性別的界線，人 們就會從一個性別角色中解放出來，當人們不能確定自己的性別時，隨著性別差 異而出現的性壓迫就有可能消失。
除 Foucault「凝視」的觀點得到女性主義的認同外，其權力/話語理論中，話 語也是權力關係的關鍵。話語是指支援權力結構的公認的思維方式，比如父權社 會的公認的話語。身體作為建構人的一個主要的權力點，它也是被特定話語建構 的結果（蘇紅軍，2006）。Foucault 在《規訓與懲罰》中特別提到，身體的概念與 描述是在具體的文化話語和社會建構中產生，並在醫學、心理分析學、宗教、時 裝、廣告、文學、媒介等領域的話語中建構的。女性主義思想傳佈的過程中，大 眾媒介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蕭蘋，2003）。有些女性主義者把研究視野擴展到 Foucault 的權力和話語理論所涉及的既是社會機制又是生產話語的領域，進一步 分析父權社會話語的不穩定性和多元性（蘇紅軍，2006）。
早期女性主義的研究認為，媒介的報道內容都是反女性主義的，這些研究批 評了流行文化的文本構建了女性傳統與次要的角色，貶低了女性、也增強了父權
早期女性主義的研究認為，媒介的報道內容都是反女性主義的，這些研究批 評了流行文化的文本構建了女性傳統與次要的角色，貶低了女性、也增強了父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