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一章的文獻爬梳可以發現，起初女性參與運動確實並非一件容易的事，社 會上對女性的傳統思想，壓縮了女性參與運動的空間，但並非遏止了女性參與運 動的力量，從女性參與運動的實踐，透露出女性運動員對傳統父系霸權思想及其 社會結構的挑戰。從奧運的參賽過程便可發現端倪，第一屆雅典奧運會自 1896 年首次舉辦，參與的人員從工作人員、運動選手全部應為男性，女子不但不能參 加比賽，甚至不能觀看比賽，如果偷偷觀看比賽被發現還會被處以死刑（陳美芳，
2001），可見早期女性在運動領域中的地位是如此低下，Coakley（2004）亦指 出，起初女性參與運動不僅是社會不允許，甚至是違法的，但事實上女性能像男 性一樣具備運動所需的身體條件，並且隨著時代改變，運動領域的女性（woman in sport）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了而是大眾必須接受的事實。而女性以選手身分參賽 始自 1900 年第二屆巴黎奧運會，但當時女性參加的項目，只有高爾夫和網球兩 項而已，在 1968 年墨西哥奧運，則是奧運會有史以來由女性運動員代表點燃大 會聖火，開創了女性運動員於運動領域中的里程碑，而奧運會從 1981 年也有了 首位女性委員，讓女性參與運動的歷程中往性別平等邁進一大步，直至 2004 年 的奧運會，已有超過 40%的女性選手，女性運動員參與奧運會的人數比已大幅上 升（畢恆達、洪文龍，2006；Coakley, 2004），到了 2008 年的北京奧運，女運 動員人數達到 4540 名，比 2004 年雅典奧運會時多出 128 名，參賽男、女運動員 的性別比例接近 1︰1，回顧百餘年奧運歷史，女性從不能參加、觀看奧運會比 賽到參加有限奧運項目，再到參賽人員和參賽項目與男性日趨平等，從制度面對 性別的限制來看，確實鬆動了運動領域中的性別框架甚至是當代的社會結構，但 過程卻是一波三折（李亦芳、程瑞福，2009：92）。
台灣社會對於女性參與運動所展現出來的精神與毅力，也給於較正面的評價，
並且長時間下來女性運動員表現不亞於男性，即逐漸顛覆了傳統認為女性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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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之性別刻板印象。而國內奧會積極推動女性運動，自 1960 年女性運動選手 第一次參與奧運會至今，在奧運會獲得的 21 面獎牌，其中有 14 面是由女性選手 奪得（鍾任翔、林展緯、吳倫閑、陳承功、鄭虎，2004），而在女性參與奧運的 比賽中也有不少英勇事蹟，例如獲得我國奧運第一面金牌的跆拳道國手陳怡安
（國內運動員在奧運會的第一面金牌），以及最近我國跆拳選手蘇麗文於 2008 年北京奧運一戰成名，堅忍不拔的勇氣，獲得大眾媒體與國人肯定她那奮戰不懈 的鬥志，此時的女性，單純因為展現陽剛氣概而受到支持與認同的，這一刻就是 巔覆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珍貴畫面（李亦芳、程瑞福，2009: 92-93）。
女性參與運動賽事在早期絕非一件容易的事，過往的社會比現今更於傳統，對 女性的要求亦更嚴格，而女性也理所當然地將傳統觀念內化於心而不自覺。兩性 關係到了二十世紀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隨著社會型態的變遷以及女權自主意識 的抬頭，使女性於政治（參政權）、經濟（財產權）、文化（教育權）與社會（工 作員）各方面的保障，女性才得以擺脫傳統文化對於女性的約束而進入運動領域 中（顧燕翎，2000；黃雅惠，2004）。因此女權意識的覺醒對於女性參與運動有 相當程度的影響，李亦芳、程瑞福（2009）此篇文獻中就提到反身性思考的重要，
鬆動性別框架的開端是由個人的自我反思與覺醒，從個體能動性的展現到鬆動整 體性別結構，「反思自我－性別意識覺醒－行動」這就是鬆動性別框架的歷程，
而一旦累積相當程度的行動後，將使原有的性別結構可能面臨全盤重組的局面，
或是使其性別框架喪失了邏輯一致性的規則，才能開啟鬆動結構的可能性。換言 之，女性運動能走到今日，是由許多勇於挑戰社會的女性運動員所共築的成果，
實為難能可貴。
時至今日，女性從爭取運動參與進而撼動社會制度，此過程確實已小有成就，
從最早的奧運會開始爭取，到現在已有明文規定保障女性參與運動的權利，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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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於1972年通過的第9教育修正法案（Title Ⅸ）目的在保障女性權益，認為沒 有任何人只因為性別上的差異就將他人排除於運動的權利之外，聯邦政府財政資 助下的教育課程或活動是所有人皆可受益，並不能阻礙他人受保障的權益
（Carpenter & Acosta, 2005），這是全球在男女運動平權上相當重要的一個指標 性法案。此一法案通過後，在一個以男性結構為主的美國運動體制，對改善女性 運動參與和提供機會的平等上有快速的成長（Scraton & Flintoff, 2002），此一法 案確立後開始有許多女性參與運動，並有許多更完善的運動計畫產出，細看此修 正法案，其規定美國婦女之體育運動，與男性同樣享有運動機會的權利，擁有運 動設施、教練、服裝、旅遊及接受獎學金的權利，這使得女性參與運動已逐漸被 重視（李亦芳、呈瑞福，2009: 73）。
女性平等運動在台灣亦有所進展，雖然台灣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
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以及憲法第十五 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但女性不論是在各 方面都受到打壓，直到1987年解嚴，台灣進入一個政治、經濟、社會的重大轉型 期，與婦女相關的研究機構與資源中心陸續成立後（張玨、吳燕秋，2002: 82），
女性先從教育水準提升，就業能力也隨之增加，伴隨著經濟能力獨立於男性，台 灣的女性可以漸漸的從私領域走向公領域，其自我的意識也逐漸覺醒，並非從家 庭中肯定自我，而是在公領域中肯定自我，力圖掙脫傳統的枷鎖（黃幸美，1994:
138）。另外近年來，我國行政院於2008年，提出以「性別影響評估」（Gender Impact Assessment，簡稱GIA）做為落實性別主流化的工具之一，其目的為了確保女性 與男性，於社會面向中的公共事務及資源取得等方面均享有平等的參與機會（行 政院主計處，2009）。我國與國外相同皆是從制度面上開始朝男女平等的思維前 進，且台灣隨著社會風氣開放和女性自主意識漸漸抬頭，多數的台灣女性己有能 力獨立工作的狀況下，經濟已不再需要由男性來支助，女性是可以獨立於男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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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自主的權利，因而從事運動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事。
從以上的爬梳得知，不管是從制度面，或是從實際運動成就上來看，女性似乎 已經漸漸地在社會中嶄露頭角，但這僅是少數女性的成就，對於大多數的女性還 是仍然桎梏於傳統性別窠臼中，即使是制度面趨於平等，還是無法立即改變實質 面的平等。中國文化傳統的性別概念仍深存於社會價值觀上，女性也因受父權制 約的影響，常常被侷限在社會化下的家庭角色中，而可能被強迫放棄許多參與運 動的機會，導致女性自覺沒有運動的權利，顯見在傳統上對於「女性」舊有的傳 統期待，仍存在於現今的社會之中，諸如性別歧視、性別刻畫、男尊女卑…等等 的刻版仍印烙於心，並實踐於一般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現象以及社會角落中（李妮 蓉，2010；林建宇、楊志豪、李炳昭，2007），例如根據行政院之統計數據顯示，
女性在教育水準、職場地位有明顯的提高，但傳統加諸女性對於「照護的責任」，
導致國內部分女性在結婚或生育下一代時，選擇退離職場。由此顯現，社會中對 於女性的責任，仍保有傳統的社會期待的視角，充分凸顯女性仍舊屬於「私領域」
的空間，女性仍然禁錮於社會習俗的枷鎖（行政院主計處，2009），而近期研究 更發現，父權價值體系下的女性運動員，存在著兩種基本典型，分別是「男性慾 望客體」與「傳統家庭角色」（盧沛樺、張玉佩，2010: 161-162）。
此外，相較於女性，男性仍然是在運動領域中握有權力的一方，以英國為例，
直到 1990 年為止，並沒有女性被指派出任任何國家運動協會的主席，只在地區 運動協會中有一位女性會長，並且在十四個設立運動協會的高級地區中，也只有 兩位女性擔任要角；然而，在整個教練界中，女性擔任較高層級的職務時其表現 仍然不如男性（Kay, 2003）。而台灣的運動結構中，長久以來存在著一些結構 失衡的現象，例如：體育運動的領導階級（地位）鮮少有女性、運動代表隊（校、
縣、國家代表隊）中，女性教練佔很少數、採訪體育運動的記者中，女性記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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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少數（徐耀輝，2004）。由上述運動結構中，明顯地可看出女性處於較不利之 運動結構中，而且女性也並非所有運動皆可參與，即使現在社會已經較過往能接 受女性參與運動，卻不認為所有的運動都適合女性。運動成為一種被「性別化」
的運動（莊憶欣，2009），社會還是只能接受女性從事較優雅的運動。行文至此，
兩性平等雖然在制度上有立法的強制性規定，但享有言論自由的（運動）媒體，
以及社會上傳統的價值觀仍然沒有多大改變，依然是維繫著父系霸權（Duncan &
Messner, 1998），並且是以一種更精密的手法進行再製，躲藏在制度底下再生產 社會性別結構（李亦芳、程瑞福，2009: 74）。
整合而論，運動領域中有兩股力量競逐，其一為傳統男性霸權的宰制力量，其 二為女性自主的女性力量，兩股力量於社會中較勁，並且在話語實踐裡爭奪話語
整合而論，運動領域中有兩股力量競逐，其一為傳統男性霸權的宰制力量，其 二為女性自主的女性力量，兩股力量於社會中較勁，並且在話語實踐裡爭奪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