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再現 - 女性運動員之批判話語分析

媒體是社會實踐中產生話語的主要平台，透過媒體穩固了社會結構層次，也影響了社會中的各個事件，而媒體報導運動新聞，也無法不受制於社會結構的影響，

本研究的目的也在於了解媒體在受到社會結構的影響下是如何再現女性。

傳播媒介一直以來在社會中扮演著傳遞文化的功能，而傳統文化中存在的性別歧視亦透過傳播媒介再製於社會。媒體與社會間存在著多元且複雜的關係，媒體經常反映著主流社會的價值觀與期望，也影響著社會的價值形成，因而媒體具有創造且控制形象與訊息的產製能力（Magezis, J., 1996／何穎怡譯，2000）。學者張錦華（1994）指出大眾媒體具有建構社會知識、形成規範和塑造共識的作用。

在此過程中，大眾媒體不斷複製社會文化中既存的各種意識形態與迷思，其中包括了性別及運動，而傳播媒介長期存在著性別歧視，女性於媒介中所呈現的形象，

多為社會大眾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如此意識形態的傳達更深度鞏固父權優勢結構、資本主義及物化的現象等。尤其是在運動媒體報導女性運動員上更是受到男性觀點的影響而物化了女性運動員，Kane（1988）認為媒體對女性或女性運動員在運動場上的行為和表現存著刻板印象，更認為現代女性運動文化是由媒體塑造其價值，也主導了人們看待女性運動的角度與認知。因此媒體在形塑閱聽眾對女性運動員的刻板印象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一）媒體如何再現女性運動員

再現是一種建構的實踐。事件和想法不是以原來自然的結構中被中立的再現，

事件和想法必須在一些媒介的結構性特性下被傳遞，這個結構性特性充滿了社會價值，這個社會價值左右了人們對事件的潛在觀點（Fowler, 1991: 25）。

媒體以某種特定的框架報導新聞，而在框架背後潛藏的是社會價值、意識形態以及整體的社會結構，Rakow 與 Kranich（1991: 10）的研究亦指出，新聞報導隱含了主流的價值觀，鞏固既存的社會關係系統，將男人與女人做明顯的區隔與劃分，而此劃分是依循社會結構下的不平等劃分，Fowler（1991: 1）指出，報紙內容不是世界的真實或中立的立場，而是信念、價值、理論、位置、意識形態，可見新聞不是無偏見的反映真實，而是語言透過建議意義來再現這世界，Tuchman

（1978; 轉引自 Bissell & Holt,2008: 3）也曾指出，二十年以來將媒體對於女性的低度呈現以及瑣碎化他們的成就視為符號抹殺（symbolic annihilation），可見即使女性在傳統男性領域的運動項目中活耀，媒體還是可能遵循著過去的傳統價值，

將其建構為符合當代社會結構關係的角色，並賦予其社會價值，但隨著社會提倡兩性平等，女性的自主權提升，是否會對結構有所影響則必須要持續的觀察才會

有答案。

隨著女性參與運動的人口越來越多，而媒體的報導是否有無改變，是否因為女性參與運動提升而開始重視女性運動，或仍只把重點擺在女性而非運動（Bissell &

Holt, 2008）。近幾年來女性運動賽事的報導有明顯的增多，但運動媒體仍然持續放大「運動是男性領域的這種霸權形象」（Schell & Rodriguez, 2000），而女性運動總是透過報導其女性運動員之女性特質、性感、母親或老婆角色，使得運動的專業報導消失且瑣碎化地忽略了，在美國主流的新聞媒體中，很嚴重的缺少對女性運動的尊重，亦無對其有正經的報導，甚至長期的忽略（Duncan & Messner, 1998）。換言之，即使有報導女性運動的新聞，也多半會將焦點擺在女性運動員的性別特質上，透過性（sexually）的方式將女性特質表現出來，邊緣化女性運動員的運動能力（Banet-Weiser, 1999; Cooky, Wachs, Messner, & Dworkin, 2010），

甚至是在女性特質上被質疑，並且懷疑他們的性向（Banet-Weiser, 1999）。其實造成這樣的原因是因為美國民眾對於女性運動員的興趣，只在於他們的女性美貌而非運動技術，因此理所當然的不將重點擺在運動技術上，而媒體為了要符合觀眾口味，也就很自然的將運動場域上的焦點擺在女性運動員所呈現的女性形象，

重點在使女性運動員仍須保有女性氣質（林麗珊，2003），而閱聽者接受並理解媒體所傳遞的文化符碼時，也接收了其所蘊藏的主流社會的性別價值觀（艾珈如，

2008）。可見大眾媒體對女性運動員的建構，傾向複製傳統父權體制，以期重現父權支配及宰制女性的社會結構。媒體再製的運動新聞不僅提供資訊，更無形中傳遞價值觀及規範給受眾（周靈山、朱素鑾、卓世鏞、溫麗香，2004），使得觀眾對女性運動員的印象也如是地被傳被媒體左右。

女性不管是在平面媒體或電子媒體上都是被低度呈現的，在大眾媒體的運動報導上，女性運動員只有 5%到 15%的報導比例，而至今女性運動員還是被邊緣化，

將焦點擺在女性特質以及性的吸引力（sexual attraction）（Pfister, 2010: 240）。在過去的十年裡，女性運動員的性慾化（近年來許多男性運動員也被如此呈現）也越來越顯著。例如排球選手讓自己的胸部被拍攝以及滑冰選手近似裸露的身軀出現在《花花公子》，都比女性手球隊獲得世界冠軍來的更受到矚目與刺激（Pfister, 2010: 240）。在女性運動員的文字描述上，忽視了女性運動員的專業，或鼓勵女性運動員以類似「拍寫真集的方式」在鏡頭前賣弄女性特質，而所建構出之印象

（image），則有過度物化女性的傾向（Duncan, 1990），這彷彿是將女性運動員歸為「另類的演藝人員」，不但有忽視其運動專業能力的嫌疑，更誤導大眾將目光的焦點放在女性運動員的臉蛋或身材上，這背後暗示的是：女性運動員只要臉蛋漂亮，就不必太在乎運動專業成績，假若以這樣的報導角度長期下來，想必然會造成社會大眾低估了女性的運動及運動員在專業上所投注的心血（洪文惠，2004）。

廖美貞（2004）指出，運動媒體強化了兩性之差異，女性性別角色刻板化、物化，

致使女性運動員無法得到與男性運動員相等的待遇及尊重。而新聞媒體用盡手段使體育新聞或各種新聞受到大眾的注意（其中當然也包括了物化女性），媒體主認為通常這樣至少保證了媒體的財務能有所收穫（Pfister, 2010: 240）。而這樣的報導方式，也使男女性運動員在社會上受到不同的評價。

媒體再現女性的重要武器就是將女性客體化，透過女體展現出女性的特質。「身體」的再現一直是媒體界定「女性特質」的關鍵領域，在此身體包含廣義的身材、

容貌、服裝、髮型等，這也是女性在社會與文化上做為符號象徵的存在。近年來媒體已出現一些活躍女性的形象，但仍須是「光彩、美麗」的，女性依舊位在被展示的位置（Magezis, J., 1996／何穎怡譯，2000）。「男強女弱」是典型的性別差異媒體再現主軸，換句話說，報章媒體是盯著女性的身體、臉蛋、髮型和服裝在各種女子賽事轉播中，除提及實力較佳的選手外，哪位選手衣著曝露、身材較好，

她的鏡頭就多，女性選手的服裝樣式決定其出現的報導多寡；反觀看男性運動員

時看的則是職業和成就的重要性（江欣惇、許光麃，2010：120）。

Lippe（2002）及Maguire, Jarvie, Mansfield, & Bradley（2002）指出媒體對女性運動員關注的焦點較少在運動成就表現上，反而是集中在身體印象、服裝打扮、

休閒活動和性別伴侶上（引自廖清海，2007），Klein（1988）則在研究德國主流媒體中發現，平面媒體多以女性外貌、臉部表情及其私生活來報導女性運動員，

反觀對男性則以運動表現、技術層面及比賽過程結果等角度來報導。Vincent

（2004）發現，在2000年溫布敦網球賽的報導上，雖然男女運動員的報導比例相當，但報導的質卻不一樣，男性記者在報導此項賽事時，貶低了女性運動員的成就，並以性別與文化的刻板印象，採取瑣碎化以及性欲（sexual）的方式報導，

甚至會調侃女性運動員太男性化（masculinity）。McKay and Johnson（2008）以女網名將大小威廉斯為觀察對象，分析媒體如何形容姊妹的成就（或是說媒體如何再現優秀女性運動員），在過去女性運動員都會被形容為軟弱或較差於男性選手，但大小威廉斯卻是以強力的球風著稱，並且在網壇上有非凡的成就，儘管如此，媒體還是廣泛地將重點擺在他們的身材上，並形容其身材同時具有一種怪異的性感（sexually grotesque）以及色情片式的煽情（pornographically erotic）。另外，假使是在運動場上具有女性特質的選手則備受媒體青睞，例如網球場上姿態優雅的艾芙特（Chris Evert），或近年來具備所謂女性特質的莎拉波娃（Maria Sharapova），雖然他們的成績可能沒有大小威廉斯來的亮眼，但在父權體制下輕易地讓各地球迷為之傾心，也是鎂光燈的焦點，究其原由在於運動服裝所展露的身材美感及其所展現的女性氣質；而被認為粗暴、有「女金剛」稱號的娜拉提諾娃（Martina Navrátilová），及近期的大小威廉斯（Serena/Venus Williams）因具較明顯的男性特質，所以其球風、裝扮及服裝都透過媒體的炒熱而備受爭議，雖然她們都是世界級頂尖競技選手，但媒體及大眾對她們的評價卻是兩極端的差異，

具女性特質的莎拉波娃（Maria Sharapova）得到正面的評價，較不符合傳統女性

特質的大小威廉斯（Venus Williams & Serena Williams）則飽受各界批評，媒體不斷再製父權社會對女性美貌的要求，並符合傳統女性角色要求（李亦芳、程瑞福，2009），而整個社會對於女性運動員的評斷，常是對她們女性陰柔氣質與美

在文檔中女性運動員之批判話語分析 (頁 2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