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公路電影的誕生，公路電影開始發展成一種獨特的電影形式約是在 1960 至 1970 年代之間，其前身或原型（archetype）則可以追溯至西方的旅行文 學12，以及美國早期的西部片與黑幫電影（Eyerman & Löfgren, 1995；陳泓易，2011；
詹晨智，2008）。西方文化中最早的旅行文學為荷馬史詩《奧德賽》（The Odyssey）， 例子為歐洲的吟遊詩人（troubadour），他們雲遊於列國之間，作品描述各地的風 土民情，如西班牙的 Romancero 等。17 世紀，西班牙小說《唐吉訶德》（Don Quixote）
（1605）是對於當時荒誕的騎士小說的反諷之作，是黃金時代最有影響力的文學 作品之一，故事主角的旅行是一種「有出發而無到達、目的地抽象而無法企及」
的「漫遊」（errance）（陳泓易，2011），這種沒有終點而超現實的旅行，亦為公 路電影提供一種可能的敘事基調。到了 19 世紀，工業革命帶動了交通運輸的革 新，人員及貨物的移動變得更加快速、容易與頻繁，資本主義因而開始蓬勃發展。
12 陳泓易原文（2011）用「旅遊文學」一詞，然而並未詳細定義「旅遊文學／旅行文學」之間 的差異，為避免混淆，本文將一併採用「旅行文學」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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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泓易（2011）指出，當時帝國主義及興盛的海外殖民行動，使旅行與異國情調 成為浪漫主義的新美學原型，此時期的旅行文學作品顛覆了長久以來的貴族與專 制文化，開始強調個人成就，如雨果（Hugo）及拉馬丁（Lamartine）等人的作品，
為一種「資本主義結合個人本位之人文主義的自我探尋式旅遊」。整體看來，旅 行在結合文學作品之後都提供了另一種觀看角度，旅行被置於社會或文化脈絡之 下進行思考，而被視作一種具有多重象徵意義的移動行為。旅行成為一種可能的 社會或自我實踐途徑，為往後誕生的公路電影所接納，成為其用以表達或再現關 切命題的主要手法。
公路電影發祥且集大成於美國，根據 Eyerman & Löfgren（1995）的研究，其 前身可以追溯至 1930 年代末期的西部片（Western），以及 1940 至 1950 年代的 黑幫電影（gangster films）。西部片以美國的西進運動為背景，19 世紀的經濟危 機迫使許多居民離開家園尋求新生活，而先前締造「淘金熱」的美國西部便成為 希望與成功的代表地，「往西方前進」因此被視為從貧窮或困頓中逃脫的一種途 徑，西部片也代表著對於生命理想及生活樂園的追尋（陳泓易，2011）。經典例 子是 Ford 的《驛馬車》（Stagecoach）（1939），其描述數名身份迥異的乘客一同 乘坐馬車，在旅途及驛站中歷經許多事件後，各自都產生了心境上的轉變。它雖 為西部片，早於平價汽車與蓬勃公路系統出現的年代，但無論是故事背景的基本 元素與地理環境，如馬車、壯麗的西部風景等，或是旅行故事的敘事手法，甚至 是賦予角色自我變化、獲得啟示或尋求救贖的文本層面意義，皆使《驛馬車》在 某種程度上俱備了公路電影的雛形（陳泓易，2011；詹晨智，2007；Eyerman &
Löfgren, 1995）。公路電影的另一個前身則是美國戰後的黑幫電影，這類電影以組 織犯罪作為題材，源自資本主義社會下急遽貧富不均所衍生出的黑道鬥爭，公路 電影中常見的汽車尤其在這種類型電影中扮演著逃離權威的重要角色。在 1940 至 1950 年代的許多黑幫電影裡都能發現公路電影的影子，它們都擁有一些共同 的元素：逃離、自由、危險、風險以及對汽車的崇拜（Eyerman & Löfgre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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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繞行》（Detour）（1945）、《絕望》（Desperate）（1947）、《槍瘋》（Gun Crazy）
（1949）等。
公路電影真正被建制化成為一種電影類型約是在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
（Eyerman & Löfgren, 1995）之間的美國，而其與 1950 年代「垮掉的一代」有著 相當深厚的文化淵源。「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指二戰後出現於美 國、一個結合了年輕詩人與作家的反文化群體，他們實踐在困頓、厭倦與疲憊的 環境中尋求歡騰與愉悅的生活理念，在當時扮演著抗衡美國社會相對保守的勢力。
這個名詞由作家 Kerouac 提出，其小說《在路上》（On The Road）（1957）對這個 世代有深刻摹寫，一群年輕人浪蕩於美國東、西岸之間，瘋狂追求感官的宣洩，
盡情嘗試如酗酒、嗑藥或性解放等新鮮事物，以脫離常軌的生活方式追求著精神 上的自由，後也被翻拍成電影《浪蕩世代》（On The Road）（2012）。《在路上》將 故事場景搬上美國公路，不僅呈現了許多公路電影中的符號化空間，其「踏上旅 途（on the road）」的信念更是帶起許多人出走的動力，將自己置於旅行狀態中，
透過經歷外在世界而產生內在省思（詹晨智，2007），深深地影響著當時的年輕 世代。
《在路上》為美國青年所提示公路生活的可能性，在 1960 年代末期的反文 化運動開展之後，得以從想像走入現實世界之中，並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
面臨社會結構變遷與意識形態轉移，以及冷戰、越戰、古巴危機等所帶來對於「美 國夢」、「家」的幻滅，這個世代的青年嚮往自由，拒絕接受舊有價值觀，並產生 巨大的集體反抗意識，嬉皮士（Hippies）因而誕生，成為當時社會各方矛盾激化 下的產物。電影《逍遙騎士》（Easy Rider）（1969）深刻再現了這個世代，故事主 角為了尋找自由、尋找真實的「美國」而踏上旅途，傳達在戰後代表自由、民主 的美國，長久以來卻受到保守的意識形態所箝制的矛盾現象。《逍遙騎士》被認 為是公路電影的始祖，它不僅承襲了《在路上》所標誌的公路哲學，同時確立「追 尋」作為公路旅行的本質，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公路電影「反叛、反英雄、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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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基調（詹晨智，2007）。然而，《逍遙騎士》的成功並未使公路電影的成形 更趨穩固，接連出現的仿效之作皆以失敗收場，而未催生出一股類型風潮，詹晨 智（2007）即指出，這樣的驚鴻一瞥使得公路電影隨著時代變遷而融入在不同的 文化脈絡、文本及類型之下，造成公路電影的樣態始終模糊不清。但不可置否的 是，《逍遙騎士》確實成為許多導演開啟公路電影創作的濫觴，舉例而言，公路 電影大師 Wim Wenders 在學生時期盛讚當時的美國好萊塢電影，《逍遙騎士》即 為其中之一，他曾為其撰寫評論，後來他的作品也深受影響，創作許多歐洲特色 的公路電影（Geist, 1988／韓良憶譯，1993）。《逍遙騎士》不僅確立了公路電影 作為一種社會批判手段，也成為一種反映時代的文化象徵，因此作為公路電影的 標竿之一仍有其重要意義。
到了 1970 年代，隨著反文化浪潮的式微，公路電影反而慢慢被體制收編而 演變成一種相形隱晦的叛逆氣質，公路旅行的元素成為表達剛毅男性形象的手段，
並與汽車商品化的潮流結合並成為一種物質現象（詹晨智，2007）。當時好萊塢 的公路電影常結合「兄弟／夥伴電影」（buddy film）並以「兄弟－公路電影」
（buddy-road movie）的混雜形式出現，呈現男性之間結伴旅行、犯罪或冒險的 故事，而女性則被徹底排除於敘事之外，其特徵為主角始終都在旅途中，而沒有 目標及終點（詹晨智，2007；Cohan & Hark, 1997: 9），典型例子如《稻草人》
（Scarecrow）（1973）。這個時期的公路電影轉化為一種敘事手法融入於更具故事 張力的兄弟電影之中，延續一脈的批判意識，在文化意義上反映了當時美國的精 神危機――「家的崩解」。「家」（home）除了指涉實體上的家，也是指人們心理 狀態的歸屬感，更是在意識形態上的安全感。家的失落感來自於當時對越戰的厭 倦、對於政治腐敗不公的不滿，或是困於小資產階級生活而無法翻身等種種令人 難以容忍的「正常性（normality）」（Eyerman & Löfgren, 1995），逃離熟悉的家園、
踏上旅程成為表達對於整體環境的不信任與不認同的方式。兄弟－公路電影的出 現，代表著「公路」開始被作為一種電影再現手法來思考，可以被彈性地運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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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主題的電影之中，而非以一種界線分明的電影類型繼續發展，雖然造成了定 義上的模糊不清，卻也帶給公路電影更豐富、更多元的樣貌。
公路的敘事模式逐漸被許多好萊塢的類型片採納，而隨著好萊塢走向商業化，
1980 年代的公路電影從明顯的社會批判性質轉為輕喜劇（light comedy），而為了 滿足觀眾的感官需求，大量飛車追逐的鏡頭與荒謬的情節也被運用，此時公路電 影的經典主題是描述對生活失去幻想的雅痞（Yuppies）開始從高貴、菁英的生活 中出走，以找尋事物最初的原真性（Eyerman & Löfgren, 1995；詹晨智，2007），
如《迷失的美國人》（Lost in America）（1985）與《散彈露露》（Something Wild）
（1986）皆是屬於喜劇性質的公路電影。詹晨智（2007）指出，1980 年代的好萊 塢公路電影幾乎都是歡樂圓滿的好結局，風格模仿與續集拍攝的熱潮亦普遍存在，
說明當時電影商業化的蓬勃發展，同時也反映了雷根政府以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所帶來的經濟復甦與意識形態上的大獲全勝，不僅了證明美國社 會亟欲擺脫自 1960 年代以來的大環境的動盪不安，也使人民重新建立起對於美 國的信心。
然而到了 1990 年代，公路電影卻開始轉向對新保守主義的反抗與批判。新 保守主義在 1980 年代因成功打擊共產主義政權，而成為政治上的主流意識形態，
強調世界以美國為中心、美國的價值觀至高無上，美國必須起身對抗反對自由民 主價值的國家。然而，這樣的自我中心論卻導致美國處處與他國為敵，在對外戰 爭中屢屢付出慘痛的代價，人民生活於恐怖主義報復的陰影之中，造成社會巨大 的恐慌。1990 年代的美國公路電影反映了這樣的時代背景，故事常以流浪、犯罪 或逃亡等形式來批判整體社會所充斥的文化霸權與偏見，反叛的力量再次在公路 上尋找宣洩的出口，而「踏上旅程」本身已經失去從前包含風險與期待的雙面意
強調世界以美國為中心、美國的價值觀至高無上，美國必須起身對抗反對自由民 主價值的國家。然而，這樣的自我中心論卻導致美國處處與他國為敵，在對外戰 爭中屢屢付出慘痛的代價，人民生活於恐怖主義報復的陰影之中，造成社會巨大 的恐慌。1990 年代的美國公路電影反映了這樣的時代背景，故事常以流浪、犯罪 或逃亡等形式來批判整體社會所充斥的文化霸權與偏見，反叛的力量再次在公路 上尋找宣洩的出口，而「踏上旅程」本身已經失去從前包含風險與期待的雙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