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早年生平與政治見解
第三節 學人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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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早年生平與政治見解 -31-
教職，理應較能深入的觀察當時的政治，尤其他對西方政治制度的持續關注，60
第三節 學人從政
更 使他在對比東西國情的時候，能夠對中國所應採行的制度，做更深入的剖析。綜 觀陳之邁在「獨立評論」所發表的文章，他的立場，與國民黨似乎是同調的。就 算有時對其火力全開，也是種愛之深責之切的批評。陳之邁救國心切的使命感，
與他對國民黨領導中華民國的基本認同，相互激盪的結果，或許某種程度也解釋 了他會踏上從政一途的原因。
壹、 與政界的淵源
中國國民黨於 1935 年 11 月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接著國民政府全面 改組，蔣介石兼任行政院長。他的新政策之一，就是邀請具卓越學養的學者們，
實際參與國家政務。61當時翁文灝與蔣廷黻便被延攬入行政院，翁任秘書長，蔣則 任政務處長。行政院秘書人員分成兩個部分：一部份是以秘書長為首，下有秘書 十名。另一部份以政務處長為首，下有參事十名。秘書長協助院長執行政務，政 務處長替院長擬定政策，兩者地位平行。62翁文灝是國際知名的傑出地質學家，而 蔣廷黻則是近代中國史研究「開山的人」。63
60 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頁 128。
61 李雲漢，〈抗戰前中國知識份子的救國運動（民國 20 年至 26 年）〉《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八輯，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 年，頁 349。
62 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頁 172-173。
63 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該院近代史研究所創所所長郭廷以曾有言：「近代中 国史的研究,蔣先生 是個開山的人。近四十年來,蔣先生在這方面最大的贡獻,是開創新的風氣,把中國近代史研究帶入 一個新的境界,特别是給我們新的方法與新的觀念。」見劉鳳翰:〈蔣廷黻博士對中國近代史上幾個 問题的見解〉,《傳記文學》，第 7 卷第 6 期,頁 27。
國府邀請這兩位望重士林的學界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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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從「知識菁英」到「實務官僚」：陳之邁及其早期外交（1944-1955）
分別擔任政府龍頭部門行政院的重要幕僚，也反映出了其時當局鼓勵「學人從政」
的氛圍。
新內閣改組初期，蔣介石命翁文灝負責督察各省市縣行政工作，蔣廷黻則負 責中央政府行政工作，但不久後又命兩人工作對調，由翁負責改革中央政府，蔣 負責地方行政改革。64蔣廷黻自 1936 年 3 月初開始負責地方行政工作以來，即將 所司規劃分工，交給適當的人去研究。同年夏間，由他在院中所成立的「行政效 率研究會」找來二十多名學者和有地方行政經驗人員，到各省市去進行研究調查，
而陳之邁便是其中一人。65陳之邁長期研究中國政制，無論於中央或地方皆有涉 獵。蔣廷黻出任行政院政務處長前，任教於清華，和陳之邁有共事之誼，對於陳 之邁所從事的研究，當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是以當時會找他來替行政院做這項調 查工作，誠屬合理。對陳之邁而言，得以藉此到各地去作地方行政實務考察，也 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因為這將對於他所著意研究的中國政治制度，有極大的助 益，66於是樂於接受行政院的委託。此次考察以東南為範圍，包括江蘇、浙江、江 西、安徽等省，考察重點為行政督察專員制度，67兼及其他地方行政問題，如省府 合署辦公、縣府裁局改科等問題。68
地方行政制度因非本論文重點，在此不予贅述。但陳之邁於各省考察的某些 見聞，或許對瞭解其思想脈絡有一定助益，因此值得一提。例如他親眼見到了中 國人民不瞭解西方思想，卻胡亂套用的例子。當他考察至浙江紹興的時候，在該 地縣府辦公室的大廳裡，看見了除了該有的「國父像」、「蔣委員長像」之外，
還多了一張「希特勒」像掛在一旁。他簡直「憤怒萬分……竟忍不住向這位專員
64 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頁 177、180。
65 參見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頁 181。及陳之邁，《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頁 34。
66 參見〈陳之邁自述（三）〉，《陳之邁檔案》，062-05-036，頁 105。
67 所謂「行政督察專員制度」，就是因為省政府所轄之縣太多，指揮不便，考察難周，因此在省 內適中地點設置專員，就近予以指揮考核。專員每年應當不斷的出巡視察，就近指揮考核，作為省 政府的耳目。參見陳之邁，《中國政府》，第 3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 年，頁 137。
68 參見〈陳之邁自述（三）〉，《陳之邁檔案》，062-05-036，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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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他「在象牙塔裡」的知識份子們，他多了一種親見親聞的深刻感受。筆者認 為，「反共」是貫串了陳之邁公職生涯一項很強烈的使命感。踏上從政一途後，
陳氏屢屢無法忘情於學術工作，幾番動念辭職，但最後仍留了下來。如此意志，
或許也和那個年代，在國共尖銳對立的態勢下，知識份子憂國報國，不得不然的 使命感有關。
貳、 出席廬山談話會
陳之邁第一次親身參與政治活動，是為出席國民政府於 1937 年 7 月 15 日所 召開的廬山談話會。1936 年底的西安事變，確立了國民政府「一致對外」的抗日 方針。中共於隔年 2 月 10 日針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向國民黨發出賀電，並建 議國民政府將「言論、集會、結社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黨、各派、
各界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努力救國」等五事定為國策。2 月 20 日，蔣 介石宣布開放言論、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這是對中共五項希望的局部答覆。74 廬山談話會的召開，便是和西安事變結束以來，所瀰漫的朝野和解氣氛有關。75
1937 年 6 月間，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發出通知，邀請全國各黨各派代 表及無黨派人士，於 7 月中旬開始在廬山舉行談話會，共商國是。76會期預定自 7 月 15 日起自 8 月 14 日止，分三期舉行，每期談話七天。討論的主題則集中於政 治、經濟及教育三項。受邀來賓共 207 人，其中大學教授占一百數十人，餘為各 界領袖。77
74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 772。
75 楊維真，〈廬山談話會〉，《歷史月刊》，第 30 期，頁 36。
76〈陳之邁自述（三）〉，《陳之邁檔案》，062-05-036，頁 264。
77 楊維真，〈廬山談話會〉，《歷史月刊》，第 30 期，1990 年，頁 37。
這是自訓政以來，國民黨首次表示願意召開會議，廣納各方意見，輿論 反應普遍良好，各界咸信憲政實施指日可待，對於即將召開的會議抱持高度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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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早年生平與政治見解 -35-
陳之邁受邀參加第一期的談話會，雖然他在會議中並無發言，但在其個人檔 案中，可發現他對於該次談話會，仍是作了一番準備，以利在適當的時機向政府 建言。首先，對於中日和戰問題，陳之邁不妄陳己見，他認為外交事涉機密，國 家高層間的互動不一定為局外人所瞭解。「從瀋陽事變以來，中日兩國之間不知 舉行過多少次交涉，其經過內容均非局外人所知。……我們既知政府不是賣國的 政府，便只有信任政府所應作的決定，局外人既不知內幕，便不該亂作主張。」78
在內政方面，由於與陳之邁的研究息息相關，因此他自有一套見解。他反對 各界催促政府實施憲政、開放政權的主張，認為在中國面臨內憂外患的時候，「應 當繼續訓政之治」，
陳之邁的專長本不在外交，因此謹守不知者不言的立場，也不失為一種審慎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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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問在這樣一個大動亂的時代，如何舉行全民選舉，來組織制憲會議，制訂 憲法？開放政權就要舉行民意代表選舉，改組政府，中間勢必須有一段過渡 時期。試問在此過渡時期，日本來攻，又有誰來主辦對日交涉？誰來領導抗 敵？
他提出了許多反駁主張立即實施憲政人士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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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之邁始終主張，一切的政治制度，沒有絕對的優劣。一國對於制度的選擇，必 須作因時因地的考量。81
78〈陳之邁自述（三）〉，《陳之邁檔案》，062-05-036，頁 267。
79〈陳之邁自述（三）〉，《陳之邁檔案》，062-05-036，頁 268。
80〈陳之邁自述（三）〉，《陳之邁檔案》，062-05-036，頁 269。
81 可參見陳之邁，《中國政制建設的理論》，頁 37。
在戰爭期間實施民主憲政，無異是緣木求魚，不但不可能 成功，甚至還有可能使國家局勢更加惡化。由此，陳之邁一反先前力促政府制憲 的主張，支持國民黨繼續實施訓政，以渡過此次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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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陳之邁還提出政府應精簡組織，以提升行政效率的主張。他認為
「當此國難緊要關頭，政府組織尤應以精簡為最高原則，事權必須集中，指揮必 須統一，使能靈活運用，以身使臂，以臂使指，才能順應瞬息萬變的危難局面。」82 而「一個有效率的政府一定是一個便民的政府，便民的政府一定會受到人民的擁 護，如此上下合作，才能應付日本的侵略，共黨的作亂。」83
歸納陳之邁預備在會議中提出的建言，重點有三：一是關於中日和戰問題，
信任政府的判斷與決定；二是暫緩行憲；三是加強行政效率。然而在會議召開前 夕，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會議重心乃轉而成為對中日問題的探討。本次會議朝 野人士齊聚一堂，因而也兼具有團結各方、共赴國難的意義。84
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 後之局勢，就祇有犧牲到底。……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
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接應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
蔣介石便是在該次 談話會中，發表著名的抗日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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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抗戰爆發，談話會只舉行了第一期，此後由於局勢不穩，第二期草草收場，
第三期根本無法召開，諸多建議也未能履行。86
82〈陳之邁自述（三）〉，《陳之邁檔案》，062-05-036，頁 271。
83〈陳之邁自述（三）〉，《陳之邁檔案》，062-05-036，頁 272。
84 楊維真，〈廬山談話會〉，《歷史月刊》，第 30 期，1990 年，頁 39。
84 楊維真，〈廬山談話會〉，《歷史月刊》，第 30 期，1990 年，頁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