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駐美時期（1944-1955）的外交活動
第一節 駐美時期中美關係的幾個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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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駐美時期（1944-1955）的外交活動
陳之邁於 1944 年 6 月，應當時的駐美大使魏道明之薦，赴美擔任中華民國駐 美大使館參事，1950 加公使銜，直到 1955 年調任駐菲律賓大使為止，這期間的 11 年，正值國際局勢劇烈變動之際。而中美關係的轉變，正是就此國際格局，不 斷的進行調整與修正。因此要瞭解陳之邁在美期間所從事者為何，便得從美國對 華政策談起；而要瞭解美國擬定對華政策的諸種考量，又勢必得將中美關係置於 整體國際大背景下作思考。是以，本章的一開頭，擬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與 冷戰的形成談起。試圖在美蘇兩大強權對立的冷戰格局之下，觀察美國對華政策 的形成，再進一步探討中華民國駐美的外交官們，在面對如此被動的情勢下，是 如何與美國政界人士進行互動，以為國家爭取最大的利益。
第一節 駐美時期中美關係的幾個轉折
壹、 二戰終結與冷戰序幕
1917 年蘇維埃社會主義革命所造成的內部動盪，以及和西方意識型態的格格 不入，曾使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消失了好一陣子。當時列寧所推動的世界革命，
令西方世界避之唯恐不及，因此將蘇聯視為「化外之民」，拒絕接觸。直到 1930 年代，因雙方的利益產生交集，才打破意識型態的隔閡，而有了接觸。當時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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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員的杜魯門（Harry S. Truman）在德蘇開戰時便曾說：「假如德國即將獲得勝 利，那麼我們便必須幫助蘇聯；然而假如蘇聯即將獲得勝利，我們便必須幫助德1 Bernard A. Weisberger, Cold War Cold Peace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7), p.18.
2 Martin McCauley,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9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ing, 1983), p.3.
3 Martin McCauley,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9 , p.7.
蘇聯的盤算在於戰後染指東歐，而西方盟國意在早日結束戰爭。就是這
4 Henry Kissinger 著，林添貴、顧淑馨譯，《大外交》（上），台北：智庫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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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不同的戰略考量而更形加劇。戰爭末期，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去世，繼任者杜魯門對於蘇聯的期待，已不再如同其前任般樂觀，加
5 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9-10.
6 Harry S. Truman, Memoirs: Year of Decision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5), VolumeⅠ, p.606.
7 Harry S. Truman, Memoirs: Years of Trail and Hope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5), VolumeⅡ, pp.13-14.
同樣的，蘇聯也對美國不滿。
1946 年 1 月，美國利用首屆聯合國大會召開的機會，推翻了美、英、蘇三國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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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參考 Fernande Scheid Raine, ‘The Iranian Crisis of 1946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93. 及 Harry S. Truman, Memoirs: Years of Trail and Hope, VolumeⅡ, pp.115-121.11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頁 54。
12 Harry S. Truman, Memoirs: Years of Trail and Hope, VolumeⅡ, p.123.
由是杜魯門產生了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的想法。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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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駐美時期（1944-1955）的外交活動 -43-
國會領袖磋商討論後，大體得到兩黨一致的支持。131947 年 3 月 12 日，杜魯門向 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了一篇被後世稱為「杜魯門主義」的國情咨文，內容 大致是主張「美國的政策是支持自由人士，以抵抗少數武裝或外來壓力的征服企 圖。」14接著，杜魯門要求國會授權政府，向希臘和土耳其提供四億美元的援助。
國會於 5 月 15 日完成「援助希臘、土耳其反對共產主義法案」的審議，該法案於 22 日經杜魯門簽署生效。「杜魯門主義」的實施，標誌著美蘇冷戰的全面開展。15 1947 年 7 月，前任美國駐蘇聯大使館代辦，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室主任
（Head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的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在「外交季 刊」（Foreign Affairs）上發表了一篇署名為X的文章–「蘇聯行為的根源」。除了 分析蘇聯的國情，肯楠更指出，要擊敗蘇聯的策略，就是建構「堅強圍堵的政策，
在蘇聯顯示出侵犯和平、穩定的世界利益的時刻，都以不可動搖的對抗力去和俄 國人對峙。」16此乃「圍堵」（containment）一詞的由來。防範蘇聯共產勢力的擴 張，在當時是攸關美國國家利益的首要之務，而「圍堵政策」也就成了冷戰時期 美國對蘇的最高指導原則。隨後馬歇爾計畫的提出，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 立，一步步都強化了兩強對峙的局面，終至形成了維持近 50 年的冷戰格局。
從二戰末期以至於 1950 年代冷戰初期，美國便是在如此國際大環境的制約 下，制訂其對華政策。是以，觀察當時的中美關係，絕無可能僅以雙邊互動視之，
唯有把它置於美蘇兩強對峙的局勢下作分析，才能更見其意義。
13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頁 54。
14 Henry Kissinger 著，林添貴、顧淑馨譯，《大外交》（下），台北：智庫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頁 601。
15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頁 55。
16 轉引自 Henry Kissinger 著，林添貴、顧淑馨譯，《大外交》（下），頁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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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從「知識菁英」到「實務官僚」：陳之邁及其早期外交（1944-1955）
貳、 國際大格局下的中國局勢
中國自 1937 年對日抗戰開始，便一直期待著美援的到來，然而美國在中日戰 爭初期，格於內外形勢，基本持中立姿態，難予國府較大規模的援助。17直到 1941 年下半年，日本南侵跡象日益明顯，而此舉將嚴重威脅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利益，
因此美國乃開始允諾向中國提供軍用物資援助。18
1944 年的史迪威事件，使得中美戰略目標上的矛盾首度搬上檯面，也使得二 者的戰時盟友關係急遽惡化。蔣介石和史迪威的衝突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1）
美國租借物資由誰控制的問題；（2）租借物資如何分配的問題；（3）在中國戰 區的指揮權問題。
1941 年 12 月美國對日宣戰，則 更進一步確保了美援物資的相對積極投入。但在中國本土，與中日戰爭同時持續 進行的，尚有國共之間的明爭暗鬥。對於蔣介石而言，消滅中國共產黨相較於對 日作戰，更具有優先地位；然而對美國而言，則希望蔣介石政府扮演的是將日軍 牽制於中國本土的角色。如此戰略目標的迥異，反映在中國對美援的使用上，而 這也成了中美紛爭的一個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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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潘國琪、易繼蒼，〈抗戰時期中美間的五次借款〉，《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 1 期，2002 年，頁 56。所謂內外形勢，依此文所列，包括先歐後亞的政策考量；美國不願為中國而傷害其在 華利益的對日綏靖政策；美國國內孤立主義的侷限。因此，在太平洋戰爭於 1941 年 12 月全面開展 之前，美國只是有限的提供中國數筆經濟性貸款。
18 資中筠，《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1945-1950）》，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 年，頁 19-20。
19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頁 35。
而這些問題最大的癥結點共同指向國共內鬥。美國在對日作戰 上需要中國的支持，於是不論國軍共軍，只要是能夠對日作戰的部隊，就是美國 援助的對象。然而蔣介石的想法不同，他最為掛心的一件事，便是共軍藉美援以 壯大自己。對蔣而言，此於國民政府無疑更是心腹之患。於是蔣介石政府傾向於 將美國同時裝備國軍與共軍的作法，解讀為對國府不夠友善。史迪威做為美國上 述政策的第一線執行者，加以其性格向稱剛烈，因此在與蔣介石互動時，衝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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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駐美時期（1944-1955）的外交活動 -45-
爆發也就不可避免。此一事件最後雖以史迪威解職回國告終，但因美國輿論對史 氏印象普遍甚佳，因此美方對於此事件的整體反應頗為負面。陳之邁就曾指出，
不只是美國人，連在美的中國人也採取和美國輿論一致的步調，抨擊自己的政府。
他認為「最根本的問題是，在這裡的中國人根本一點也不瞭解共黨問題。」20陳之 邁的看法，某種程度代表了美國並不瞭解共黨問題在中國的嚴重性，甚至許多美 國人士還將中共視為「改革者」，對之寄予厚望。21例如 1946 年中，曾有美國眾 議員指出，若美軍不自中國撤退，則無異於是「幫中國獨裁政府打中國自由勢力。」22 又如紐約前鋒論壇報於 1948 年初，一篇評論中國局勢的報導中指出，「亞洲是在 一個革命的時期中」，而「中國正進行一種耕者有其田的農業革命。」23陳之邁對 自己在美工作的期許，便是致力於對抗親共份子在美的宣傳，特別是美國輿論對 於中國共產黨同情的聲浪，更是其必須奮力搏擊的目標。24
許多國府官員，包括陳之邁，在面對美國對華態度時，總認為美國對國府的 支持不夠有力，而同時又坐視共黨勢力在中國的壯大。然而針對中國內戰問題，
美國有其迥異於國府的看法。二戰期間，美國所寄望於中國的，是以其廣袤的領 土大量牽制住日軍；相較於蔣介石政府所擔心的共黨崛起問題，以美國觀點視之，
並非當務之急。是以，美國政府所關切的，是中國能不能妥善整合各方勢力，期 以在面對日本時，發揮其最大的戰力。美國於 1944 年 7 月派美軍觀察組至延安，
便是著眼於探尋「用何種方式才能有助於友善的解決國民政府和共產黨之間的矛
20〈駐美大事記–1944 年〉，《陳之邁檔案》，062-02-01-001，頁 54。
21 陳之邁指出，中國人的經濟政策是導致美國人不滿的根源，因為美國關心的是提高中國人民的 購買力，而中國人民百分之八十是農民。因此，在美國人看來，土地改革是不可不辦的大事。引自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 6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22。
或許正因為如此，當中共打著改革者的旗幟現身於中國政治舞台時，才會引起美國很大一部份人士 的期待與支持。
22 中央通訊社徵集部輯，《外國對美援華之評論》，第 1 冊，台北：政大社資中心藏，剪報資料，
民國 34 年 10 月–民國 37 年 12 月，頁 21。
23 中央通訊社徵集部輯，《外國對美援華之評論》，第 2 冊，頁 17。
24〈駐美大事記–1944 年〉，《陳之邁檔案》，062-02-01-001，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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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實，便是致力促成國共和談。首先是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於 1944 年 8 月，以羅斯福總統特使身份訪華，而後杜魯門時代又有馬歇爾（George C. Marshell）使華進行調停，都是為了在中國尋求一個穩定的政權，便於支持美國的亞洲政策。
然而，兩次的調停都以失敗告終，1946 年中，隨著國民黨圍剿中日戰爭後中共部
然而，兩次的調停都以失敗告終，1946 年中，隨著國民黨圍剿中日戰爭後中共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