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置老人於機構後家庭照顧者的衝擊及適應

當老人送至機構後，家庭照顧者原先所期待的是身心的負荷及壓力能減輕，使疲 憊不堪的感受得以解除。而確實也有數篇研究提到，部分的家庭照顧者隨著老人安置在 機構過後的責任減輕，會感到身心負荷獲得緩解。Stull, Cosbey, Bowman及McNutt（1997）

的研究指出，家屬在將老人安置於機構後，身心整體的過勞指數明顯減少，而在體力上 的負荷、社交活動的受限、人際間的緊張關係及時間約束上，皆有明顯的減低，且較少 出現情緒不滿的感受及憤怒。Liken（2001）的研究也發現，家庭照顧者會感受能擁有

自己的生活。此外，因著多餘的時間空出，自由及空間增加，家庭照顧者的飲食及睡眠 情況皆獲得改善（Farran, 2002）。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家庭照顧者自覺身體健康狀況比 老人仍在家照顧時來的佳（Zarit & Whitlatch, 1992）。再者，Andersson等人（2007）提 到，家屬也會受到老人對機構環境的滿意度越高，對決定安置機構的感受，更能持正面 的想法。

然而，也有多篇研究指出，即使在將家中老人安置機構後，家庭照顧者仍承擔個 人的獨特的壓力及調適過程（Lichtenberg, 2007）。Ogland-Hand與Florsheim（2002）提 到將老人安置在機構後，家屬依舊持續擔任照顧者之角色，而家人也會認為與老人間深 切的緊密關係依舊存在且未改變（Strang et al., 2006）。他們認為自己的照顧角色與責任 有三點，第一點為監督照護人員提供給老人的照護內容及品質，並視此為家屬最基本的 責任。其次是告知照護人員老人過去的背景及習性，使照護人員熟悉老人的需求。最後 渴望能盡自己的能力，期待維持家庭間的彼此連結（Bern-Klug & Forbes-Thompson,

2008）。Garity（2006）的研究也有類似發現，他比較家庭照顧者在安置老人於機構前、

後的照顧責任，結果指出未有明顯差異，家屬在安置老人於機構後，仍要定期探視老人、

協助老人在機構的日常生活並參與活動、負擔經濟方面的醫療保險及機構費用，以及定 期陪伴至醫院看診領藥。由此可知，家庭照顧者的角色、責任及家人間的親密關係，即 使在安置老人於機構後，仍是無法割捨、分離。但在同時，老人入住機構後，照顧者最 感到困難的是不易清楚界定自己在機構中的角色和責任，會有未準備、不確定之感受

（Butcher et al., 2001; Friedemann et al., 1999; Strang et al., 2006）。他們面臨相關知識及可

利用資源的缺乏，以評估此機構的照護是否合乎老人之需求（Butcher et al., 2001）。Garity

（2006）的研究發現當老人在機構中，家庭照顧者因隨著照顧責任方向的轉變，會使工 作重擔及家庭關係出現失衡、與配偶的感情破裂、使原先的工作及計劃受到攪亂，因而 出現角色擾亂的情形。尤其是家庭照顧者對自我的照顧角色信念更加執著時，會使個人 因應能力減低（Garity, 2006），以及角色調適更加困難（Ogland-Hand & Florsheim, 2002）。

當家庭照顧者面臨角色因應、調適的困境，其所產生的衝擊面也會造成不同之影 響。Majerovitz（2007）發現家庭照顧者的痛苦情緒在安置老人於機構後仍未結束，其 壓力感受包括對機構照護的不滿意、轉為機構照護型態下的角色轉變等，舉凡與家屬有 關的工作任務皆會增加照顧者的負荷，特別是年紀越老以及健康狀況越差的家庭照顧 者，負荷程度更大，進而使照顧者的憂鬱情形增高。此外，當家庭照顧者無法完成當初 自己所下的照顧承諾，且須放棄原先的照顧責任，則會越受挫、失敗、懊悔等感受，特 別是當初決定將安置老人於機構的主要決定者感受更深（Farran, 2002）。隨著角色的糾 葛衝突，進而造成家庭照顧者更多不利之傷害（Bern-Klug & Forbes-Thompson, 2008）。

此時家庭照顧者出現痛苦、罪惡、生氣、傷心、憂鬱、焦慮等衝突的情緒反應（Bauer &

Nay, 2003; Kellet, 1999; Park et al., 2004; Whitlatch, Schur, Noelker, Ejaz, & Looman, 2001）。這樣反覆交錯的感受經歷，會讓照顧者會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做了錯誤的決定

（Kellett, 1999），並且擔心家庭關係從此破裂（Park et al., 2004）。此時，家庭照顧者會 主動地去努力維持彼此間的關係以掌控這一切，但卻會有無能為力之感受（Kellett, 1999;

Strang et al., 2006）。Strang等人（2006）提到，有些家庭照顧者未必有二十四小時的照

顧責任得到緩解之感受。當家庭照顧者負面的情緒反應未獲得解決，會使家屬的情緒出 口轉向機構照護人員，對照護人員充滿敵意感，並會採懷疑及不合作的態度應對，使彼 此的關係交惡，進而影響老人的照護品質（Iecovich, 2000）。Garity（2006）也發現有四 個因素會減低家庭照顧者的因應能力，包括角色定位的擾亂、在安置過程中的罪惡感、

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以及與老人、親友、護理人員、其他支持團體的互動減低，這些皆 會提高家庭照顧者的負荷程度。

當家庭照顧者面臨內心衝突以及角色與責任的變化時，會去區辨這樣的轉變過 程，而發現自我內心的矛盾感，並採取策略以對付改變（Strang et al., 2006）。此時需 要面臨到新的角色調適（Kammer, 1994; Majerovitz, 2007; Penrod & Dellasega, 2001）。當 家庭照顧者以正向因應其變遷過程，會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責任，並參與照護，維持 與老人頻繁接觸（Lundh et al., 2000），或是隨著與機構人員關係越密切，對機構的照護 品質滿意度提高（Gaugler, Davey, Pearlin, & Zarit, 2000）。Strang等人（2006）提到若能 在安置老人的決定過程中，由多位家人決定，更容易共同去掌控情境及調適，以及加上 家屬與老人親密的互動關係程度越緊密，亦使其成效更加提昇。這不僅有助於減緩老人 住在機構的痛苦及不適應（Bauer & Nay, 2003），並可提增老人心理、社會層面的健康

（Gladstone, 1995）。最重要的基本因應原則在於家庭照顧者需發自內心照護老人的需 求，才是最有效的因應策略（Strang et al., 2006）。而當老人與家屬有不良的互動時，家 屬會減少探視老人（Fukahori et al., 2007; Port et al., 2001; Strang et al., 2006），並有較多 的情緒困擾及負面的表達，減少與照護人員的互動（Lundh et al., 2000）。進而影響老人

對機構中的生活品質以負面觀感居多（Bern-Klug & Forbes-Thompson, 2008），最終可造 成家庭關係破裂、瓦解，導向負向互動不良之交錯關係。

綜合相關文獻得知，家庭照顧者在照顧老人的過程中承擔身、心、社會多方的壓 力來源，造成其沉重的照顧負荷，會考慮將老人安置於機構內。此外，家庭照顧者對安 置機構的決定，有不同的正、負向觀感。老人住進機構後，家庭照顧者立即感受照顧負 荷的緩解，產生輕鬆自在的正向感受，但也有可能需面臨照顧角色的轉折及因應調適，

以維持與老人在機構的互動關係，若是家庭照顧者未能重新定位自己在照顧機構的角色 及責任時，可能影響與照護人員的關係，更甚進而造成雙方關係交惡，導致負向結果之 不利傷害，此時專業照護人員更居關鍵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