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人類平均壽命延長，人口結構快速老化，高齡化社會是目前全世界面臨的共通議 題。我國在 1993 年正式邁入老人國，老年人口突破總人口數的 7％。隨著逐年增加，截 至 2008 年 7 月底，老年人口數已佔總人數的 10.31％，且老人的平均壽命及平均餘命也 隨之延長（內政部統計處，2008）。隨著老化社會的現象，需警覺到老化過程中衍伸的 慢性退化性疾病，以及可能面臨到身體失能等健康問題。國民健康局（2008）在 2007 年「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調查」發現，有 88.7％的老人自述至少罹患一項 確定診斷之慢性病，而有 51.3％的老人有三項以上的慢性病。內政部社會司（2007）在 台灣地區長期照顧服務需求人口調查指出，在 2007 年底前，推估每十位老人就有一位 是失能者，而重度失能者占達 59.6％的比率。因此，老人慢性病所引發身體活動功能障 礙其長期照護的管理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中國人在儒家孝養的社會觀念「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以己之所有盡事 其親，孝之至也」（葉、楊，2008），以及佛教以父母為重的孝道文化薰陶下，照顧至親 乃是根深蒂固、天經地義的家庭傳統。內政部統計處（2005）台灣老人狀況調查指出，
老人同住人口家庭組成情形以三代同堂為主，佔 37.87％，其次為兩代同堂或是與配偶
（同居人）同住，各佔 22.49％及 22.20％。當被問到自認為理想的生活方式時，近 60
％老人表示與子女同住（含配偶、子女配偶及孫子女）為最佳選擇，僅有 0.96％的老人 可以接受住在安養、養護機構或護理之家。對於未來住進長期照護機構的意願，66.85
％的老人表示不願意，即便健康不佳需住進養護機構或護理之家，仍有 46.39％表達不 願意。因此，家庭在老人長期照護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對於台灣老人或是家屬而言，
東方文化注重的家庭和諧完整以及血脈相連的牽掛，促使長者照顧多以家庭照護為優先 考量（陳、吳，2006）。然而，隨著工業化及都市化的快速發展，社會經濟結構變遷，
人力資源需求提增，已不再是過去「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角色分工模式，加上現今 台灣社會嚴重少子化情形，使得分擔照顧人力的輪替性不足，家屬無法提供老人完善的 家庭照護品質，而不得不將老人送進長期照護機構。
除人力不足外，另一方面許多研究指出長期照顧功能障礙的老人，對家庭照顧者 而言，最主要的感受是面臨壓力及負擔。照顧壓力的程度受到老人依賴程度影響（Yeh,
Johnson, & Wang, 2002），往往需要投入不少精神及體力照顧老人，而長期下來承受身、
心、社會各方面沉重負荷（林、白，2006；孫、陳、邱，2006；洪、賴、許，2004；許、
邱，2004；邱、許、吳，2002；黃、張，2006；陳、陳、陳、徐，2005；Almberg, Grafstrom,
Krichbaum, & Winblad, 2000; Kao & McHugh, 2004; Lichtenberg, 2007; Majerovitz, 2007;
Yeh et al., 2002），家庭照顧者對長期照護機構的使用意願，也常因沉重的照顧負荷而增 加（陳、吳，2006；Aneshensel, Pearlin, Mulln, Zarit, & Whitlatch, 1995）。而在決定將老 人送至機構與否的過程中，壓力、痛苦及衝突的交錯情緒，也常會油然而生（Berg-Klug
& Forbes-Thompson, 2008; Butcher, Holkup, Park, & Maas, 2001; Iecovich, 2000; Kao &
Stuifbergen, 1999; Kellett, 1999; Lichtenberg, 2007; Penrod & Dellasega, 2001; Strang, Koop, Dupuis-Blanchard, Nordstrom, & Thompson, 2006），當抉擇安置老人於機構時，容易促成
家庭危機的發生（Andersson, Pettersson, & Sidenvall, 2007）。然而，老人安置在機構後，
雖然少數研究指出家庭照顧者因隨著照顧重擔的減輕，會感到解脫、放鬆，並重新定位 自己的角色，以面對新的處境（王、陳，2004；Andersson et al., 2007; King, Collins, Given,
& Vredevooged, 1991; Liken, 2001）。但多數文獻提到家庭照顧者在將老人安置於機構 後，會出現矛盾、罪惡、傷心、羞愧等感受（黃、張，2006；Kellet, 1999; Lichtenberg, 2007;
Majerovitz, 2007; Park, Butcher, & Maas, 2004; Penrod & Dellasega, 2001; Strang et al., 2006; Voutilainen, Backman, Isola, & Laukkala, 2006）。另有學者指出，家庭成員會因而減 少探視老人（Gaualer, Anderson, Zarit, & Pearlin, 2004; Voutilainen, Backman, Isola, &
Laukkala, 2006），或因受到內心衝突痛苦，會增加探視老人以減輕自己的罪惡感（Strang et al., 2006）。Port 等人（2003）提到當家屬無法投入參與照顧，會影響老人在機構中的 生活品質。而對於家庭照顧者而言，面臨角色的轉折調適是最困難及具不確定感
（Friedemann, Montgomery, Rice, & Farrell, 1999; Lichtenberg, 2007; Strang, et al.,
2006），在這樣的處境下，易使家庭照顧者陷入危機當中（Lichtenberg, 2007）。由以上 得知，家庭照顧者長時間照顧依賴性高的老人，身、心的疲憊負荷，會促成家庭照顧者 選擇將老人送至長期機構的照護，然而，家庭照顧者從決定、等待至老人進入機構的過 程中，持續承受既衝突又矛盾的痛苦情緒，每一個環節都可能會促成危機的發生。
危機是指當壓力已經超過個人能力所能應付，無法用過去習慣的方式解決問題，
會有極度焦慮、功能無法發揮及混亂的行為出現（Delaune & Ladner, 2002）。危機理論
（crisis theory）著重整體性瞭解危機發生來源、個人對事件感受、因應方法以及最終的
結果（Hoff, 2001）。危機理論曾經被運用在臨床實務上，引導不同的照護情境，如產婦 經歷嬰兒猝死（Lowman, 1979）、社區健康中心護理人員面臨經濟短缺（Patrick, 1979）、
可能會被留級的學生（Nelson, 1994）、家屬安置失智老人於機構（Liken, 2001）、暴力倖 存者（Horne, 2003）其危機經歷過程。並也有學者以危機理論為研究架構，探討危機發 生的處置，研究對象包括乳癌患者（Youssef, 1984）、早產兒父母（Beaton, 1984; Eriksson
& Pehrsson, 2002）、重症孩童的父母（LaMontagne, Johnson, & Hepworth, 1995）、癌症兒 童之父母（Hendericks-Ferguson, 2000）、末期腎臟病患（Siegal, Calsyn, & Cuddihee,
1987）、精神病患者（McGuire, 1988）、承受壓力的民眾（Holahan & Moos, 1990）、重症 病患的家屬（Woolley, 1990）、接受家人安樂死的親屬（Beder, 1998），這些研究結果均 支持危機處置的重要性，以及藉由適切的危機照護及資源運用，可有效地使危機消除，
幫助個案重獲身心平衡，並促進人際關係的整合。
危機處置不只可以幫助個人回復平衡，且可預防危機負面結果及增強個人成熟發 展（Hoff, 2001）。Polit 和 Beck（2008）提到運用理論有助於將現象之間的相互關聯提 供系統性的解釋，並有明確的概念基礎引導調查及詮釋所獲得的資訊。因此，本研究以 危機理論為研究架構，採用質性研究法探究家屬將老人安置於機構過程中的經驗，包括 決定老人安置在機構的因素、決定安置老人在機構當時的感受，以及安置過後的因應及 調適。家庭關係間的情感依賴及支持，對於老人在機構的生活調適影響極大。希望藉由 此研究能使健康照護人員日後在遇到相同情境時，能以家庭整體之危機照護，協助家庭 網絡的調整，引導與協調家庭成員共同參與老人在機構生活之照護，才能維持老人親情
間的緊密互動，並參與照顧，達成家庭完整及功能持續，以提升老人在機構中的身心適 應，進而提升照護品質。